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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上帝之城》中,贫民窟生活阴暗暴虐,而混血少女安杰丽卡却像一束光,为主人公的回忆涂上一抹亮色。电影上映后,少女的扮演者艾莉丝·布拉加也迅速接到好莱坞邀约,在国际大片中担任重要角色。而与此同时,几位黑人主角却只能艰难谋生,甚至陷入吸毒、盗窃的泥沼。
上述对比构成了巴西种族问题的缩影。一方面,是巴西光彩夺目的混血成就,早在艾莉丝·布拉加之前,卡门·米兰达、索尼娅·布拉加等巴西混血女郎便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认可,证明巴西并不存在种族区隔,堪称多种族共处的典范;另一方面,则是巴西有色人种长久以来的弱势地位,尤其以黑人及深肤色混血儿为甚。他们大都从出生便带有贫穷的烙印,从此很难有机会翻身。
那么,应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对混血巴西的称颂是改善了种族间的不平等,还是加剧了社会对底层黑人的歧视?有色人种的普遍穷困究竟是种族问题,还是历史遗留的阶级问题?是否应该以种族肤色为依据,给予特定人群入学及就业方面的优待?这些都是巴西社会近年来反复争论的话题。它们看似细碎、繁杂,但从根本上说,却可大致归结于一种理念层面的冲突,也即混血身份与多元文化之间的角力。
“混血身份”论是巴西二十世纪的主流话语体系,由巴西社会学家弗莱雷(Gilberto Freyre)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首先提出。借助亚马多(Jorge Amado)等巴西作家对混血文化的赞颂,以及桑巴等富有巴西非洲特色艺术形式的传播,这一理念获得巴西国内外的广泛推崇。它将所有巴西人视为同一种族:由于巴西从未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不同人种长期通婚繁衍,因此这里每个人都是混血儿,并不需要区分黑人或白人。而即使巴西存在种族主义,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温和。
多元文化论则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传人巴西,以纳西门托(AbdiasNascimento)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巴西黑人的种族灭绝》(O Genocfdiodo Negro Brasileiro)为基石,自九十年代末开始越发获得社会支持。这一理念侧重于巴西历史上对有色人种的压迫与社会现有的种族偏见,强调混血身份本质上是对黑人特性的“漂白”与无视,而所谓“种族民主”则是对巴西式种族主义的包装与美化。只有承认这一点,让各族裔拥有保留自身文化身份的权利,有色人种的弱势地位才能获得根本改变。
因此,尽管在巴西之外的人看来,“多元”与“混血(或混融)”几乎是同义词,但在当代巴西,其冲突却日趋凸显。尤其在最近二十年,这两种理念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从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来看,混血身份的吹鼓手都是最糟糕的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完全否认巴西种族不公的存在,反倒合理化当前有色人种普遍糟糕的生活境况。而对于巴西混血身份的极端捍卫者来说,所谓的种族平权斗士就像新时代的纳粹分子,妄图在混血国度强行划分种族界限,并通过给予有色人种优待,对他们眼中的“白人”实施逆向歧视。
这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也保有许多共识。它们都否认各种族间存在优劣之分,强调生理学意义上的族群差异并不存在,种族只是人为构建的文化概念。在基本事实层面,两者也能达成一致,比如都认同巴西在跨族通婚与种族融合方面的悠久历史,也承认巴西深肤色的人有更大概率陷入贫困,赞同施行减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流动性的举措,以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公正的社会。
在科学理念、事实认定甚至平权立场都极为相似的情况下,却构建出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本身便说明了巴西种族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巴西像大多数美洲国家一样,有着长久的欧洲殖民及奴隶制历史,一直深受种族问题的困扰;另一方面,巴西又确实从未像美国那样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也并未推行过西语美洲曾采纳的种族等级体系(Sistema de castas)。换言之,在巴西歷史上,并没有长期制度化的种族歧视政策,对有色人种的压迫往往与其奴隶身份、异教信仰、资产缺乏、教育程度低下等情况相联系。这样一来,种族问题被包裹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的外壳之下,其本体近乎隐形。但与此同时,巴西大多数社会议题又都与种族不无关联。
巴西种族问题的根源在于其殖民历史,也即葡萄牙统治者自身的特点。由于葡萄牙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其曾长期被北非摩尔人占据的历史,葡萄牙人原本便可以看作“欧洲与非洲之间不明确的人群”(弗莱雷),也更具备淡化种族问题的倾向。此外,正如德·奥兰达(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在《巴西之根》(Raizes do Brasil)中所指出的那样,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在葡萄牙实现阶级跃升的难度更小,因此也更依仗个人能力,而非血缘传承。这也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一个拥有外来血统的人。
但人种构成作为巴西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统治的稳定,也自然会引起葡萄牙的重视。在整个殖民时期,巴西人种构成上的主要特质之一,便是葡萄牙移民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少。在葡萄牙殖民巴西的前一百年(一五00至一六00)中,90%以上的人口由印第安人组成。随着土著栖息地不断缩减,巴西人口的主要构成也从印第安人变成了黑人及混血儿。可以说,无论任何时期,葡萄牙人都是巴西人口中的绝对少数。这意味着葡萄牙人内部通婚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加快了混血进程;也决定了他们无法建立一个仅由“白人”统治的社会,而必须依赖拥有才干且值得信任的混血儿。
一面是对血统本身的相对轻视,一面是维护宗主国利益的殖民需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巴西对于种族问题的暧昧态度。如一七二五年葡萄牙若昂五世统治时期,海外事务委员会曾撰写报告,提议允许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长褫夺混血儿与跨族通婚者担任政府官职的权利,这一反对种族混融的提议于次年获得国王批准。但到了一七三一年,若昂五世又颁布训令,要求伯南布哥州长将检察官职位授予一名混血儿,因为后者具有学士学位,几乎明确了学历因素应置于种族因素之上。这两种做法看似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但最终目的都是要维护殖民者的利益。简单说来,每当地方官员中混血儿过多,足以威胁到葡人利益时,就会采取限制措施。而如果有人想借种族问题提拔没有才能的人,国王也会加以阻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巴西很早便形成了事实上的混血社会,针对种族的限令往往难以得到执行。而对于绝大多数有色人种来说,也很难在财产及学历上同白人竞争的。因此,上述律令主要体现了执政者对待种族问题的官方态度,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规范作用其实有限。但在了解这种心态之后,我们便更容易理解巴西种族问题上的几大特色与矛盾之处。
首先,是严格等级制度下的大规模种族混融。由于巴西几乎不存在种族间的交往界限,所谓种族混融不仅限于通婚或繁衍后代,还包括日常相处中的情感联系。然而,不同种族间的亲密相处并不能消解或弱化已有的等级秩序。事实上,在巴西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下,每个人都处在严格的权力体系中。庄园主在其生活范围内拥有绝对权威,其他人——无论奴隶、自由依附者还是庄园主的妻儿——也都有其固定的地位。由此,巴西形成了一种“混融但不平等”的社会形态。
其次,是对混血儿群体进行阶层划分。在上述权力结构中,上层是富有的白人庄园主,底层是刚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中间则是为数众多的混血儿。这些混血儿的地位相差极大,从庄园主心腹到种植园苦力都有可能。决定混血儿地位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肤色外貌、葡语水平、办事能力等。通过这种方式,葡萄牙殖民者将巴西有色人种分而治之,也使他们彼此很难联合起来,进一步维持了统治的稳定。
再次,是以渐变的肤色而非绝对的血统来定义“白人”“混血儿”与“黑人”。在《殖民时期巴西的奴隶与自由人》(Escravos e Libertos no Brasil Colonial)中,罗素一伍德(A.J.R.Russell-Wood)便曾感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葡语美洲一样,人们需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及面部特质为标准……以决定用何种颜色来形容每个人。”这意味着将人种之分与外貌评价相混同,所谓“白人”并非指“白种人”,而是“白皮肤的人”,黑人及混血儿同理。这种界定标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种族”的意义,但也掩盖了此类评价背后所暗含的种族主义倾向。
最后,是有限的种族与阶级流动。长久以来,巴西的种族界限都比较模糊,这为种族间的阶级流动提供了可能,却无助于改善有色人种的整体境况。一方面,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肤色差异,导致大多数有色人种很难取得阶级跃升所需的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巴西对种族的认定并不确切,当某个黑人或混血儿进入上层社会之后,便失去了有色人种的身份,而成为一个“白人”。因此,尽管从肤色上看,巴西确实存在贫穷的白人与富有的黑人,且后者比前者更受到尊敬,但站在社会文化的角度上,深肤色的富人才被认为是真正的“白人”,而浅肤色的穷人则沦落为社会意义上的“黑人”。
巴西种族的上述特点为“混血身份”理论提供了佐证,但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却并非为了解决种族矛盾,而在于民族身份建设。正如上文所述,种族结构一直影响着巴西的社会治理。在十九世纪末巴西废除奴隶制、建立共和国之后,以黑人混血儿为主的国民构成又成为巴西国家建设的重大难题。同欧洲国家相比,巴西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巴西并非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如何将黑人、白人、混血儿、印第安人结合起来,创造同一的国民身份,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第二,当时欧洲主流观点认为白人才是优等种族,黑人、混血儿都是劣等种族,如果巴西接受这一点,就意味着接受“低人一等”的评价,这是任何巴西知识分子都不愿看到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混血身份”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抓住了巴西种族状况中积极的一面,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之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全民混血”的前提下,巴西找到了国家身份认同的立足点。通过赞颂非洲元素在巴西文化发展中的正向作用,巴西获得了面对欧洲的文化自信。这一理论也同样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二战”结束、美国黑人运动崛起以及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开展,巴西所宣扬的“种族民主”成为处理种族问题的范本。与此同时,桑巴、狂歡节、坎东布雷等“巴西一非洲”混融文化也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成为“混血身份”理论的有利注脚。
“种族民主”的口号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宣告破灭,起因是以社会学家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为代表的“圣保罗学派”发现,不仅奴隶制度下庄园主与奴隶之间毫无平等可言,废除奴隶制之后,大量黑人也一直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作机会大都被欧洲移民挤占,许多黑人无力融入雇佣劳动体系,一直被边缘化。而巴西社会对此毫无作为,完全无视有色人种缺少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保障的现实。
上述论断很快便获得了巴西学界的支持,但并未立即撼动“混血身份”理论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尽管大家都承认巴西历史上存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也能够正视当前社会中黑人与混血儿普遍糟糕的生活状况,但认为应当依据贫富而非种族进行帮扶,从而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混血社会”。在达马塔(Roberto DaMatta)、里贝罗(Darcy Ribeiro)等社会学家九十年代出版的经典著作中,都不难发现这一倾向。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混血”是巴西社会的一个既成事实,无论从血统还是文化角度都无法改变。其次,对混血身份的宣扬能够让人暂时放下种族差别,而将注意力放在穷困等阶级问题上。最后,还要考虑到民族身份问题与同美国等国家的隐秘对抗。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在讨论种族问题时,巴西学者最关注本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而英美学者则致力于论证所谓巴西式混血只是在对国民进行“漂白”,本质上还是种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抗如今仍在继续。二00九年出版的《一滴血》(Uma Gota de Sangue)是近年来支持“混血身份”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作者德麦里奥·玛戈诺利(Demetrio Magnoli)用大量篇幅梳理“多元文化”理论如何在美国产生,又通过政治及资本运作,在巴西生根发芽。但在美国之外,这本书也通过充足的史料,详细回顾了法国、德国、非洲等地区种族概念的形成,说明“种族”原本并不存在,是一个人为构建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玛戈诺利再次强调巴西的特殊性,指出当美国采取“一滴血”原则区分黑人与白人时,巴西则建立起一个全民混血的社会。尽管他并不否认巴西种族主义的存在,但仍认为推崇混血、淡化种族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任何打着平权旗号却强行划分种族的方式都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随着种族优待政策在巴西各领域的不断推行,“多元文化”论的支持者在这场角逐中渐渐占据上风。他们首先对“混血身份”理论所宣扬的巴西优势进行驳斥,提出巴西的种族混融并非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完成的。由于奴隶制存在,白人对黑人拥有人身处置权,所谓混居政策实则催生了强奸文化,使黑人被迫失去身份。而以肤色外貌确定种族表面上淡化了血统的重要性,实际却可能导致有色人种的“自我漂白”倾向,也即所有人都更愿意寻求肤色较浅的人作为结婚对象。少数黑人、混血儿的阶层跃升同样无助于种族平等,反倒会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误以为努力就有上升机会,从而将底层人的悲惨境遇归咎于他们自身。
二0一九年,黑人平权运动主导者卡本格勒·穆南卡(Kabengele Munanga)修订再版了《再论巴西混血问题》(Rediscutindo a Mesticagem no Brasil),这已经是该书自一九九九年首版以来的第五个版本。在最新版本中,穆南卡不仅重申了上述针对“混血身份”的批判,而且详细回应了玛戈诺利等人之前对他的指责。他反复强调“多元文化”的支持者从未想过要摧毁巴西的混血成就,事实上也没人能够阻止各族群间的混血进程。在各项种族平权行动中,获益的也不只是黑人,还包括混血儿、印第安人甚至贫穷的白人。之所以要给这类人群以政策优待,也并非出于刻板的种族划分,而是为了弥补他们因肤色外貌等原因所承受的偏见。这种偏见根植于巴西数百年的奴隶制历史之中,只有当“黑人性”真正获得承认的那天,巴西的混血儿才能真正摆脱“漂白”焦虑,获得各具特色的自我认同。
在这里,穆南卡实际上拆解了混血与混血身份、种族与种族主义、黑人与黑人运动这三组概念,借以表达以下观点:一、巴西是一个混血国度,但并不意味着每个巴西人都必须接受混血身份;二、严格意义上的种族界限虽不存在,种族主义却从未消失,种族平权斗争也仍需进行;三、“黑人运动”的获益者并不只是“黑人”,而是所有受到“白人至上主義”或“欧洲中心论”压迫的人,自然也包括所有的巴西混血儿。
无论秉持哪种立场,上述讨论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巴西种族问题,也能让我们对“种族”概念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恰恰是在一个全民混血的社会里,“混血身份”才最终失去了价值,因为在构建民族身份、加强国家认同方面,它的使命已经完成。而巴西的“多元文化”运动也无法划定明确的种族界限,更不可能拒绝混血元素的加入。事实上,就种族概念而言,巴西原本就是最为“多元”的国家。由于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巴西一直采用“自我申报”的方式来确定种族,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国民“选择”甚至“创造”种族的权利。比如在一九七六年巴西地理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中,就曾统计出一百三十六种不同的“种族”分类。因此,尽管目前巴西的“混血身份”与“多元文化”之争仍在继续,两者之间的矛盾却并非不可调和,也许经过一段时期的辩论与磨合之后,巴西人最终能在种族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
(Kabengele Munanga,Rediscutindo a Mestigagem no Brasil,5.ed.,Aut e ntica Editora.2019)
上述对比构成了巴西种族问题的缩影。一方面,是巴西光彩夺目的混血成就,早在艾莉丝·布拉加之前,卡门·米兰达、索尼娅·布拉加等巴西混血女郎便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认可,证明巴西并不存在种族区隔,堪称多种族共处的典范;另一方面,则是巴西有色人种长久以来的弱势地位,尤其以黑人及深肤色混血儿为甚。他们大都从出生便带有贫穷的烙印,从此很难有机会翻身。
那么,应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对混血巴西的称颂是改善了种族间的不平等,还是加剧了社会对底层黑人的歧视?有色人种的普遍穷困究竟是种族问题,还是历史遗留的阶级问题?是否应该以种族肤色为依据,给予特定人群入学及就业方面的优待?这些都是巴西社会近年来反复争论的话题。它们看似细碎、繁杂,但从根本上说,却可大致归结于一种理念层面的冲突,也即混血身份与多元文化之间的角力。
“混血身份”论是巴西二十世纪的主流话语体系,由巴西社会学家弗莱雷(Gilberto Freyre)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首先提出。借助亚马多(Jorge Amado)等巴西作家对混血文化的赞颂,以及桑巴等富有巴西非洲特色艺术形式的传播,这一理念获得巴西国内外的广泛推崇。它将所有巴西人视为同一种族:由于巴西从未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不同人种长期通婚繁衍,因此这里每个人都是混血儿,并不需要区分黑人或白人。而即使巴西存在种族主义,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温和。
多元文化论则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传人巴西,以纳西门托(AbdiasNascimento)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巴西黑人的种族灭绝》(O Genocfdiodo Negro Brasileiro)为基石,自九十年代末开始越发获得社会支持。这一理念侧重于巴西历史上对有色人种的压迫与社会现有的种族偏见,强调混血身份本质上是对黑人特性的“漂白”与无视,而所谓“种族民主”则是对巴西式种族主义的包装与美化。只有承认这一点,让各族裔拥有保留自身文化身份的权利,有色人种的弱势地位才能获得根本改变。
因此,尽管在巴西之外的人看来,“多元”与“混血(或混融)”几乎是同义词,但在当代巴西,其冲突却日趋凸显。尤其在最近二十年,这两种理念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从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来看,混血身份的吹鼓手都是最糟糕的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完全否认巴西种族不公的存在,反倒合理化当前有色人种普遍糟糕的生活境况。而对于巴西混血身份的极端捍卫者来说,所谓的种族平权斗士就像新时代的纳粹分子,妄图在混血国度强行划分种族界限,并通过给予有色人种优待,对他们眼中的“白人”实施逆向歧视。
这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也保有许多共识。它们都否认各种族间存在优劣之分,强调生理学意义上的族群差异并不存在,种族只是人为构建的文化概念。在基本事实层面,两者也能达成一致,比如都认同巴西在跨族通婚与种族融合方面的悠久历史,也承认巴西深肤色的人有更大概率陷入贫困,赞同施行减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流动性的举措,以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公正的社会。
在科学理念、事实认定甚至平权立场都极为相似的情况下,却构建出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本身便说明了巴西种族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巴西像大多数美洲国家一样,有着长久的欧洲殖民及奴隶制历史,一直深受种族问题的困扰;另一方面,巴西又确实从未像美国那样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也并未推行过西语美洲曾采纳的种族等级体系(Sistema de castas)。换言之,在巴西歷史上,并没有长期制度化的种族歧视政策,对有色人种的压迫往往与其奴隶身份、异教信仰、资产缺乏、教育程度低下等情况相联系。这样一来,种族问题被包裹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的外壳之下,其本体近乎隐形。但与此同时,巴西大多数社会议题又都与种族不无关联。
巴西种族问题的根源在于其殖民历史,也即葡萄牙统治者自身的特点。由于葡萄牙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其曾长期被北非摩尔人占据的历史,葡萄牙人原本便可以看作“欧洲与非洲之间不明确的人群”(弗莱雷),也更具备淡化种族问题的倾向。此外,正如德·奥兰达(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在《巴西之根》(Raizes do Brasil)中所指出的那样,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在葡萄牙实现阶级跃升的难度更小,因此也更依仗个人能力,而非血缘传承。这也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一个拥有外来血统的人。
但人种构成作为巴西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统治的稳定,也自然会引起葡萄牙的重视。在整个殖民时期,巴西人种构成上的主要特质之一,便是葡萄牙移民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少。在葡萄牙殖民巴西的前一百年(一五00至一六00)中,90%以上的人口由印第安人组成。随着土著栖息地不断缩减,巴西人口的主要构成也从印第安人变成了黑人及混血儿。可以说,无论任何时期,葡萄牙人都是巴西人口中的绝对少数。这意味着葡萄牙人内部通婚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加快了混血进程;也决定了他们无法建立一个仅由“白人”统治的社会,而必须依赖拥有才干且值得信任的混血儿。
一面是对血统本身的相对轻视,一面是维护宗主国利益的殖民需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巴西对于种族问题的暧昧态度。如一七二五年葡萄牙若昂五世统治时期,海外事务委员会曾撰写报告,提议允许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长褫夺混血儿与跨族通婚者担任政府官职的权利,这一反对种族混融的提议于次年获得国王批准。但到了一七三一年,若昂五世又颁布训令,要求伯南布哥州长将检察官职位授予一名混血儿,因为后者具有学士学位,几乎明确了学历因素应置于种族因素之上。这两种做法看似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但最终目的都是要维护殖民者的利益。简单说来,每当地方官员中混血儿过多,足以威胁到葡人利益时,就会采取限制措施。而如果有人想借种族问题提拔没有才能的人,国王也会加以阻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巴西很早便形成了事实上的混血社会,针对种族的限令往往难以得到执行。而对于绝大多数有色人种来说,也很难在财产及学历上同白人竞争的。因此,上述律令主要体现了执政者对待种族问题的官方态度,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规范作用其实有限。但在了解这种心态之后,我们便更容易理解巴西种族问题上的几大特色与矛盾之处。
首先,是严格等级制度下的大规模种族混融。由于巴西几乎不存在种族间的交往界限,所谓种族混融不仅限于通婚或繁衍后代,还包括日常相处中的情感联系。然而,不同种族间的亲密相处并不能消解或弱化已有的等级秩序。事实上,在巴西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下,每个人都处在严格的权力体系中。庄园主在其生活范围内拥有绝对权威,其他人——无论奴隶、自由依附者还是庄园主的妻儿——也都有其固定的地位。由此,巴西形成了一种“混融但不平等”的社会形态。
其次,是对混血儿群体进行阶层划分。在上述权力结构中,上层是富有的白人庄园主,底层是刚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中间则是为数众多的混血儿。这些混血儿的地位相差极大,从庄园主心腹到种植园苦力都有可能。决定混血儿地位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肤色外貌、葡语水平、办事能力等。通过这种方式,葡萄牙殖民者将巴西有色人种分而治之,也使他们彼此很难联合起来,进一步维持了统治的稳定。
再次,是以渐变的肤色而非绝对的血统来定义“白人”“混血儿”与“黑人”。在《殖民时期巴西的奴隶与自由人》(Escravos e Libertos no Brasil Colonial)中,罗素一伍德(A.J.R.Russell-Wood)便曾感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葡语美洲一样,人们需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及面部特质为标准……以决定用何种颜色来形容每个人。”这意味着将人种之分与外貌评价相混同,所谓“白人”并非指“白种人”,而是“白皮肤的人”,黑人及混血儿同理。这种界定标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种族”的意义,但也掩盖了此类评价背后所暗含的种族主义倾向。
最后,是有限的种族与阶级流动。长久以来,巴西的种族界限都比较模糊,这为种族间的阶级流动提供了可能,却无助于改善有色人种的整体境况。一方面,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肤色差异,导致大多数有色人种很难取得阶级跃升所需的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巴西对种族的认定并不确切,当某个黑人或混血儿进入上层社会之后,便失去了有色人种的身份,而成为一个“白人”。因此,尽管从肤色上看,巴西确实存在贫穷的白人与富有的黑人,且后者比前者更受到尊敬,但站在社会文化的角度上,深肤色的富人才被认为是真正的“白人”,而浅肤色的穷人则沦落为社会意义上的“黑人”。
巴西种族的上述特点为“混血身份”理论提供了佐证,但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却并非为了解决种族矛盾,而在于民族身份建设。正如上文所述,种族结构一直影响着巴西的社会治理。在十九世纪末巴西废除奴隶制、建立共和国之后,以黑人混血儿为主的国民构成又成为巴西国家建设的重大难题。同欧洲国家相比,巴西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巴西并非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如何将黑人、白人、混血儿、印第安人结合起来,创造同一的国民身份,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第二,当时欧洲主流观点认为白人才是优等种族,黑人、混血儿都是劣等种族,如果巴西接受这一点,就意味着接受“低人一等”的评价,这是任何巴西知识分子都不愿看到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混血身份”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抓住了巴西种族状况中积极的一面,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之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全民混血”的前提下,巴西找到了国家身份认同的立足点。通过赞颂非洲元素在巴西文化发展中的正向作用,巴西获得了面对欧洲的文化自信。这一理论也同样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二战”结束、美国黑人运动崛起以及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开展,巴西所宣扬的“种族民主”成为处理种族问题的范本。与此同时,桑巴、狂歡节、坎东布雷等“巴西一非洲”混融文化也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成为“混血身份”理论的有利注脚。
“种族民主”的口号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宣告破灭,起因是以社会学家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为代表的“圣保罗学派”发现,不仅奴隶制度下庄园主与奴隶之间毫无平等可言,废除奴隶制之后,大量黑人也一直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作机会大都被欧洲移民挤占,许多黑人无力融入雇佣劳动体系,一直被边缘化。而巴西社会对此毫无作为,完全无视有色人种缺少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保障的现实。
上述论断很快便获得了巴西学界的支持,但并未立即撼动“混血身份”理论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尽管大家都承认巴西历史上存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也能够正视当前社会中黑人与混血儿普遍糟糕的生活状况,但认为应当依据贫富而非种族进行帮扶,从而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混血社会”。在达马塔(Roberto DaMatta)、里贝罗(Darcy Ribeiro)等社会学家九十年代出版的经典著作中,都不难发现这一倾向。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混血”是巴西社会的一个既成事实,无论从血统还是文化角度都无法改变。其次,对混血身份的宣扬能够让人暂时放下种族差别,而将注意力放在穷困等阶级问题上。最后,还要考虑到民族身份问题与同美国等国家的隐秘对抗。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在讨论种族问题时,巴西学者最关注本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而英美学者则致力于论证所谓巴西式混血只是在对国民进行“漂白”,本质上还是种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抗如今仍在继续。二00九年出版的《一滴血》(Uma Gota de Sangue)是近年来支持“混血身份”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作者德麦里奥·玛戈诺利(Demetrio Magnoli)用大量篇幅梳理“多元文化”理论如何在美国产生,又通过政治及资本运作,在巴西生根发芽。但在美国之外,这本书也通过充足的史料,详细回顾了法国、德国、非洲等地区种族概念的形成,说明“种族”原本并不存在,是一个人为构建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玛戈诺利再次强调巴西的特殊性,指出当美国采取“一滴血”原则区分黑人与白人时,巴西则建立起一个全民混血的社会。尽管他并不否认巴西种族主义的存在,但仍认为推崇混血、淡化种族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任何打着平权旗号却强行划分种族的方式都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随着种族优待政策在巴西各领域的不断推行,“多元文化”论的支持者在这场角逐中渐渐占据上风。他们首先对“混血身份”理论所宣扬的巴西优势进行驳斥,提出巴西的种族混融并非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完成的。由于奴隶制存在,白人对黑人拥有人身处置权,所谓混居政策实则催生了强奸文化,使黑人被迫失去身份。而以肤色外貌确定种族表面上淡化了血统的重要性,实际却可能导致有色人种的“自我漂白”倾向,也即所有人都更愿意寻求肤色较浅的人作为结婚对象。少数黑人、混血儿的阶层跃升同样无助于种族平等,反倒会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误以为努力就有上升机会,从而将底层人的悲惨境遇归咎于他们自身。
二0一九年,黑人平权运动主导者卡本格勒·穆南卡(Kabengele Munanga)修订再版了《再论巴西混血问题》(Rediscutindo a Mesticagem no Brasil),这已经是该书自一九九九年首版以来的第五个版本。在最新版本中,穆南卡不仅重申了上述针对“混血身份”的批判,而且详细回应了玛戈诺利等人之前对他的指责。他反复强调“多元文化”的支持者从未想过要摧毁巴西的混血成就,事实上也没人能够阻止各族群间的混血进程。在各项种族平权行动中,获益的也不只是黑人,还包括混血儿、印第安人甚至贫穷的白人。之所以要给这类人群以政策优待,也并非出于刻板的种族划分,而是为了弥补他们因肤色外貌等原因所承受的偏见。这种偏见根植于巴西数百年的奴隶制历史之中,只有当“黑人性”真正获得承认的那天,巴西的混血儿才能真正摆脱“漂白”焦虑,获得各具特色的自我认同。
在这里,穆南卡实际上拆解了混血与混血身份、种族与种族主义、黑人与黑人运动这三组概念,借以表达以下观点:一、巴西是一个混血国度,但并不意味着每个巴西人都必须接受混血身份;二、严格意义上的种族界限虽不存在,种族主义却从未消失,种族平权斗争也仍需进行;三、“黑人运动”的获益者并不只是“黑人”,而是所有受到“白人至上主義”或“欧洲中心论”压迫的人,自然也包括所有的巴西混血儿。
无论秉持哪种立场,上述讨论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巴西种族问题,也能让我们对“种族”概念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恰恰是在一个全民混血的社会里,“混血身份”才最终失去了价值,因为在构建民族身份、加强国家认同方面,它的使命已经完成。而巴西的“多元文化”运动也无法划定明确的种族界限,更不可能拒绝混血元素的加入。事实上,就种族概念而言,巴西原本就是最为“多元”的国家。由于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巴西一直采用“自我申报”的方式来确定种族,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国民“选择”甚至“创造”种族的权利。比如在一九七六年巴西地理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中,就曾统计出一百三十六种不同的“种族”分类。因此,尽管目前巴西的“混血身份”与“多元文化”之争仍在继续,两者之间的矛盾却并非不可调和,也许经过一段时期的辩论与磨合之后,巴西人最终能在种族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
(Kabengele Munanga,Rediscutindo a Mestigagem no Brasil,5.ed.,Aut e ntica Editora.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