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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一：在伊藤忠商事年功序列已经消失。对此，日本本部的年轻人拍手称快，认为好日子终于来了！
变革二：“日本文化受孔孟之道影响，提倡‘性善’文化，对别人抱有相信的观点，可以信息共享，这在其他国家很难行得通。日本的企业要想实现国际化，必须学会随机应变。”
伊藤忠商事的海外部部长曹学文正在为一件事发愁：继上海、武汉两地顺利实施之后，外国人在京长期居留的相关法规却迟迟不能出台，这让他颇为着急。“手续什么的不成问题，关键在于要是中国的绿卡能尽快发下来，佐佐木先生希望能拿到001号的那一份。”曹学文解释说。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任驻在员开始，这位伊藤忠的总代表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其中的感触自不待言，30多年的“时光磨砺”让他看上去已不再像个“日本人”。对他来说，也许拿到001号证件更多的意味着一种期盼、一种认可、一种满足，或者是一种殊荣。
“中国的企业家志向远大，具有日本企业家所少有的理想主义色彩。相比之下，日本的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那些喜欢洗温泉的老家伙们应该动一动了。”佐佐木言辞出人意料。
“中国帮”大肆宣传
“日本经济从90年代初一直处于低潮期，这导致在华的一些日本商社不断在收缩规模，有的甚至已经撤并。对于伊藤忠来讲，同样面临着经济不景气的压力，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持续下降，现在把中国进口的东西拿到日本去销，在渠道上确实不太容易。”佐佐木坦诚在华的经营还是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
日本现在发生的一切，在未来20年或30年会不会发生在中国？佐佐木认为没理由担心，“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更多是靠拉动内需来实现GDP的增长。其经济结构与日本不同。中国拥有13亿人口，各个省的发展不一样，仅仅在自己内部进行交流，寻找平衡就能解决问题，拉动增长。”
对于目前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国民自信心的下降，佐佐木深感忧虑。
“我非常担心这一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金融行业、企业经营管理等。我觉得改变这一切应该从教育开始。某种程度上日本是个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官僚机构保守，学校教育搞平均主义等，改革应该‘从娃娃们抓起’，把市场竞争的理念带到早期教育中去。”
在伊藤忠的系统里，佐佐木和一批在中国工作的日籍员工被戏称为“中国帮”，“这个帮的宗旨就是在总部大肆宣传中国的一切，他们的帮规是不允许人家对中国说长道短，我就是这个帮的帮主。”佐佐木指指鼻子笑了起来。
戳破坚硬的外壳
在和中国的企业家接触时佐佐木感觉到了些许的差异：“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家和日本的有哪些不同，那么在视野和国际化方面，中国人正在迎头赶上，并且有超越之势。”
“中国的企业家们志向远大，他们身上有着理想主义色彩，一般来说中国的企业家习惯于先把自己的企业做大，然后上市，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再用于发展。这一举措使企业经营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形成跨行业发展。归根结底，内陆大市场的贸易机会要比日本大得多，相反日本的企业家们因循守旧，总是过多地陷于思考之中，已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了’。”
二战后，在长期的日本社会形成特有的用人制度，伴随它的建立，也形成了一种附着于、寄生于这种制度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有人形容；它就像一层坚硬的外壳，包裹在陈旧的制度外面，使改革力量很难去触动、去打破陈旧的制度。现阶段，日本改革的突出问题就是缺乏改革的真正动力。
在1999年世界500强中，伊藤忠排名第六，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这一成绩实际上就归功于锐意改革。在社长丹羽宇一郎上任后，就对创建于1858年、有100多年历史的伊藤忠商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下令，凡是账面上存在的呆账、坏账一律清掉，金额高达40亿美元。关闭不挣钱的部门，人事制度的改革目标是起用新人，消灭人浮于事的现象，大力降低公司成本。因此，伊藤忠商事成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中率先恢复元气，并重新充满活力的少数企业之一。最近，伊藤忠的纺织部门和食品部门分别搬到了上海和青岛。
“在伊藤忠商事年功序列已经消失。对此，日本本部的年轻人拍手称快，认为好日子终于来了！但45岁以上的人普遍很不满意。”佐佐木举了个例子说明此事，“以前，伊藤忠每年要从高校招收100个大学毕业生，但现在只招收70个，另外30个从社会上高薪招聘有专业背景的人。一进公司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过去人们从一而终，不思进取。现在，他们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重新选择。”一个事实是：在日本，以前很少有市场的猎头公司正在兴起。
据此，佐佐木认为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求同存异”。
“日本文化缘于中国，但是经过发展后，逐渐演化成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种不中不西的文化。比如综合商社这个体制就只有日本才有。反过来说，日本文化受孔孟之道影响，提倡‘性善’文化，对别人抱有相信的观点，可以信息共享，这在其他国家很难行得通。日本的企业要想实现国际化，必须学会随机应变。”
人生的三个榜样
尽管伊藤忠中国公司是完全遵循与日本母公司的一个体系，但佐佐木还是认为“脑力劳动者因为待遇等问题而转换公司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人来人往没有什么。”
对于日本精神的描述，佐佐木巧妙地避开了“武士道精神”之类的敏感字眼，转而介绍起自己来：“我还算是个勤奋的人，也有一些统帅力，开朗，很少发脾气，运动主要是高尔夫和麻将。此外就是工作。另外最主要的是——我喜爱中国。” 在读书方面，佐佐木特别喜爱《三国志》，但是问他喜欢其中哪个人物，他却笑而未答。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日本格言“有言必行”。多年以来佐佐木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佐佐木的人生榜样有三位。“这三个先辈都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一个是伊藤忠商事的副总裁山田隆志，一个是藤野文晤，他是新疆和福建的经济顾问，还有一个是饭冢博巳，这三个人都曾经是驻北京的总代表，也都作过伊藤忠的常务董事。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在与他们日常的接触中，我把他们的优点集中起来然后汲取精华，自然而然地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在佐佐木心目中，最尊敬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邓小平：“他大胆的进行了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原理。”
在生活中，佐佐木喜欢扮演《西厢记》中红娘的角色，“他为不少中、日企业牵线搭桥，撮合了不少美事。” 曹学文介绍说。“不收中介费啊。”佐佐木笑了。
被当作坏分子
与中国人多年的接触使佐佐木能讲出许多轶事来。在中国呆了那么多年，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了。“有一次伊藤忠总裁来中国，我去机场接机。当时我着急进去就拿了曹先生的证件往里闯，忘记了那个证件是中国人专用的，结果被武警当作坏分子扣下了。后来受到了批评，外办因此被罚款400元，还写了检讨，其实我已经忘记自己是外国人了。从这一点说我希望能拿到绿卡，在中国永久居住。”佐佐木又老话重提了。
变革二：“日本文化受孔孟之道影响，提倡‘性善’文化，对别人抱有相信的观点，可以信息共享，这在其他国家很难行得通。日本的企业要想实现国际化，必须学会随机应变。”
伊藤忠商事的海外部部长曹学文正在为一件事发愁：继上海、武汉两地顺利实施之后，外国人在京长期居留的相关法规却迟迟不能出台，这让他颇为着急。“手续什么的不成问题，关键在于要是中国的绿卡能尽快发下来，佐佐木先生希望能拿到001号的那一份。”曹学文解释说。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任驻在员开始，这位伊藤忠的总代表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其中的感触自不待言，30多年的“时光磨砺”让他看上去已不再像个“日本人”。对他来说，也许拿到001号证件更多的意味着一种期盼、一种认可、一种满足，或者是一种殊荣。
“中国的企业家志向远大，具有日本企业家所少有的理想主义色彩。相比之下，日本的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那些喜欢洗温泉的老家伙们应该动一动了。”佐佐木言辞出人意料。
“中国帮”大肆宣传
“日本经济从90年代初一直处于低潮期，这导致在华的一些日本商社不断在收缩规模，有的甚至已经撤并。对于伊藤忠来讲，同样面临着经济不景气的压力，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持续下降，现在把中国进口的东西拿到日本去销，在渠道上确实不太容易。”佐佐木坦诚在华的经营还是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
日本现在发生的一切，在未来20年或30年会不会发生在中国？佐佐木认为没理由担心，“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更多是靠拉动内需来实现GDP的增长。其经济结构与日本不同。中国拥有13亿人口，各个省的发展不一样，仅仅在自己内部进行交流，寻找平衡就能解决问题，拉动增长。”
对于目前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国民自信心的下降，佐佐木深感忧虑。
“我非常担心这一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金融行业、企业经营管理等。我觉得改变这一切应该从教育开始。某种程度上日本是个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官僚机构保守，学校教育搞平均主义等，改革应该‘从娃娃们抓起’，把市场竞争的理念带到早期教育中去。”
在伊藤忠的系统里，佐佐木和一批在中国工作的日籍员工被戏称为“中国帮”，“这个帮的宗旨就是在总部大肆宣传中国的一切，他们的帮规是不允许人家对中国说长道短，我就是这个帮的帮主。”佐佐木指指鼻子笑了起来。
戳破坚硬的外壳
在和中国的企业家接触时佐佐木感觉到了些许的差异：“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家和日本的有哪些不同，那么在视野和国际化方面，中国人正在迎头赶上，并且有超越之势。”
“中国的企业家们志向远大，他们身上有着理想主义色彩，一般来说中国的企业家习惯于先把自己的企业做大，然后上市，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再用于发展。这一举措使企业经营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形成跨行业发展。归根结底，内陆大市场的贸易机会要比日本大得多，相反日本的企业家们因循守旧，总是过多地陷于思考之中，已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了’。”
二战后，在长期的日本社会形成特有的用人制度，伴随它的建立，也形成了一种附着于、寄生于这种制度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有人形容；它就像一层坚硬的外壳，包裹在陈旧的制度外面，使改革力量很难去触动、去打破陈旧的制度。现阶段，日本改革的突出问题就是缺乏改革的真正动力。
在1999年世界500强中，伊藤忠排名第六，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这一成绩实际上就归功于锐意改革。在社长丹羽宇一郎上任后，就对创建于1858年、有100多年历史的伊藤忠商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下令，凡是账面上存在的呆账、坏账一律清掉，金额高达40亿美元。关闭不挣钱的部门，人事制度的改革目标是起用新人，消灭人浮于事的现象，大力降低公司成本。因此，伊藤忠商事成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中率先恢复元气，并重新充满活力的少数企业之一。最近，伊藤忠的纺织部门和食品部门分别搬到了上海和青岛。
“在伊藤忠商事年功序列已经消失。对此，日本本部的年轻人拍手称快，认为好日子终于来了！但45岁以上的人普遍很不满意。”佐佐木举了个例子说明此事，“以前，伊藤忠每年要从高校招收100个大学毕业生，但现在只招收70个，另外30个从社会上高薪招聘有专业背景的人。一进公司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过去人们从一而终，不思进取。现在，他们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重新选择。”一个事实是：在日本，以前很少有市场的猎头公司正在兴起。
据此，佐佐木认为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求同存异”。
“日本文化缘于中国，但是经过发展后，逐渐演化成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种不中不西的文化。比如综合商社这个体制就只有日本才有。反过来说，日本文化受孔孟之道影响，提倡‘性善’文化，对别人抱有相信的观点，可以信息共享，这在其他国家很难行得通。日本的企业要想实现国际化，必须学会随机应变。”
人生的三个榜样
尽管伊藤忠中国公司是完全遵循与日本母公司的一个体系，但佐佐木还是认为“脑力劳动者因为待遇等问题而转换公司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人来人往没有什么。”
对于日本精神的描述，佐佐木巧妙地避开了“武士道精神”之类的敏感字眼，转而介绍起自己来：“我还算是个勤奋的人，也有一些统帅力，开朗，很少发脾气，运动主要是高尔夫和麻将。此外就是工作。另外最主要的是——我喜爱中国。” 在读书方面，佐佐木特别喜爱《三国志》，但是问他喜欢其中哪个人物，他却笑而未答。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日本格言“有言必行”。多年以来佐佐木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佐佐木的人生榜样有三位。“这三个先辈都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一个是伊藤忠商事的副总裁山田隆志，一个是藤野文晤，他是新疆和福建的经济顾问，还有一个是饭冢博巳，这三个人都曾经是驻北京的总代表，也都作过伊藤忠的常务董事。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在与他们日常的接触中，我把他们的优点集中起来然后汲取精华，自然而然地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在佐佐木心目中，最尊敬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邓小平：“他大胆的进行了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原理。”
在生活中，佐佐木喜欢扮演《西厢记》中红娘的角色，“他为不少中、日企业牵线搭桥，撮合了不少美事。” 曹学文介绍说。“不收中介费啊。”佐佐木笑了。
被当作坏分子
与中国人多年的接触使佐佐木能讲出许多轶事来。在中国呆了那么多年，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了。“有一次伊藤忠总裁来中国，我去机场接机。当时我着急进去就拿了曹先生的证件往里闯，忘记了那个证件是中国人专用的，结果被武警当作坏分子扣下了。后来受到了批评，外办因此被罚款400元，还写了检讨，其实我已经忘记自己是外国人了。从这一点说我希望能拿到绿卡，在中国永久居住。”佐佐木又老话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