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到延安审干,非常不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943年康生主持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然而从整个延安时期来看,审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对于巩固、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起到了极大作用。它如同一架高效的过滤器,使延安能够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大量吸收来自全国不同政治区域的新鲜血液,而把一切污垢渣滓拒之门外。这一历史功绩是与陈云分不开的。
在延安的党内斗争中,陈云和康生都支持毛泽东,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政治品质有天壤之别。陈云是一位高风亮节、光明磊落的伟人,而康生则是一个品质恶劣的政治投机者。延安审干本来由陈云负责,陈云在干部审查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从1943年4月起,康生开始主导审干,破坏了已有的工作制度,使延安审干误入歧途,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陈云关于审干工作的四篇著名文章
从1937年12月到1944年3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共七年时间,审查干部是他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期间,陈云根据中央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审查干部的原则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并随形势的发展使其不断调整和完善。《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收入了他在这一时期有关干部工作的一些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是关于审干或涉及审干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篇文章。
1938年9月的《论干部政策》
这是陈云在延安抗大的一篇演讲。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到一年,但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把干部政策通俗地概括为“用人之道”,提出了堪称经典的干部工作“十二字诀”: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所谓“了解人”,指的是看人的思想方法。陈云指出,看人有两种毛病,一种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另一种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陈云的结论是,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可以看出,“了解人”在当时主要指审查干部的长短处,包括能力大小、品质优劣,以便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关于“爱护人”,陈云说,当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则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陈云举了一个例子,有位青年党员上诉到中组部,说他被人供述为托派,失去了党籍,后来又恢复了,但过去七年党龄不算了。中组部内查外调,弄清了问题,承认了他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的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变成“活人”了。陈云说,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气量大”和“用得好”,讲的是用人方法。
1939年12月10日的《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这是陈云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根据地加强了渗透。文章所谈的问题之一,是“纯洁干部队伍”。
陈云指出,边区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有没有坏的呢?当然也有。坏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混入边区的,一种是边区的和平环境中产生的。这两种坏人已查出一些,现在还有未查出的,正在继续审查。在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搞乱。只要我们采取既坚决又稳妥的办法去做,纯洁干部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是有保证的。
1940年8月14日的《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这一时期,延安和全国革命力量正处在顺利发展的状态中,边区的人员成分随外来知识青年的增多而日趋复杂。
中央指示包括九条,明确规定了审干由各级干部科负责。还规定了干部科的经常任务和工作范围、当前工作重点、各级干部科的不同权限,以及审干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如第五条规定除注意研究每个干部的长处外,特别要注意考查每个干部在政治上对党对革命忠实的程度。第八条规定在审查干部中,如发现某个干部政治上不可信赖,则须坚决撤销或调动工作;发现内奸叛徒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但对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工作表现积极且忠实于党的路线即本质上好的干部则应加紧教育。要向党内解释:审干是巩固党的一种重要方法,防止因审查干部而造成干部在工作中不安的情绪,更须防止坏分子利用审干来挑拨党内的团结。
1940年8月14日,陈云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发出,共15条,既使中央指示具体化,也使审干经验成熟化和制度化。
陈云认为,审干有两个目的,不可偏废。一是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和缺点,以便适当地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二是为了发现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这项工作必须细心耐烦,既不能疏忽大意,又不能冤屈好人。审干必须详细了解干部在入党前后的全部生活和历史,从历史的具体环境中识别出干部的长处和缺点,查出谁是干部,谁是内奸。对不同类型的干部注意审查不同的问题。党在鉴别某个党员是否忠实时,主要看党员本人,而不看他的家庭亲朋关系。审干材料,主要根据本人报告,同时又必须在每个重要关节上得到旁证。旁证越多越好,但须判断旁证是否可靠。如被审查者不同意证人意见时,在可能条件下,召集双方对质。
对某一干部的错误作结论时,应让本人出席,或将结论通知他;本人不同意结论而提出的理由,必须给予慎重考虑与确切答复。
1940年11月29日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
陈云在该文中指出,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审查干部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但在现状(延安招生,全国一时有很多人涌进来)下,首先要区别好坏,这种审查是必要的。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推测为根据,不能单看其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表现。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不怕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允许隐瞒社会关系。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屈好人。疏忽和冤屈都要承担责任。冤屈好人的责任并不小些。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审查干部必须作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切忌含含糊糊和悬而不决,切忌空口无凭。
这四篇文章都是陈云在整风之前写的。但是读了之后,笔者有一个抹不去的印象,仿佛它们是陈云针对后来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而写的。有些语言,如“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简直就像在直接鞭挞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康生。
审干制度怎样防止冤案
从中共的历史经验看,审干最容易出现的偏差不是坏人、内奸、特务漏网,而是冤假错案泛滥。
审干的首要问题是由哪个机构审干。如果由组织部或干部部门审干,那么审干走的就是党内组织程序。搞错了,最多是开除党籍的问题。如果由保卫局、社会部、专案组等对敌斗争的机构来审,就要走反奸程序:发现嫌疑,先抓人,抓了再审,不怕你不交代。交代,有罪;不交代,对抗组织,也有罪。一旦搞错了,就要人头落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十分惊讶,但认为康生作为社会部部长总不能凭空乱说。受康误导,中央研究院党委又用了几个月时间,最后下决心把王等人定为“托派组织活动”和“五人反党集团”,于10月23日开除了王的党籍,将其移交社会部。
王被社会部收审后,进入反奸程序,被进一步指控为敌特。1942年11月,康生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求帮助搜集王实味等人的特务材料。周恩来的复电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定不了案,王一关就是几年,一直拖到解放战争爆发,最后还是被康生下令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一不伦不类的罪名枪决了。
康生花了很多时间,用尽心思才搞定王实味。由于反奸和审干两权分立,康生只有反奸权,没有审干权。利用反奸权干预审干,成本高,时效差,无法在全党推广。康生的用心是把反奸的声势造大,进而夺取审干权,再利用审干权把反奸运动推向全党。
1943年3月20日,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反奸工作。他大肆渲染敌特渗入,形势严峻,声称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要求把审干当做1943年工作的重要一项,同反奸结合起来。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采信了康生关于“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的说法,不再认为现行的干部审查制度是有效的,怀疑组织部门专责审干是否有利。这时的陈云,在关键时刻,不幸患上心脏病,住进医院,离开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岗位。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把“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作为纠正错误思想三阶段之后的整风任务,并规定了完成时间。
陈云休息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下达了。社会部部长康生出掌组织部门的审干工作还需要一个名义,这个名义就是“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
关于审委,我们知道的很少。它发没发过传世的重要文件,开展过哪些活动,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史学界有不同说法,可能是1941年夏秋,也可能是1943年4月;它是由谁提议成立的,由哪些人员组成,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康生被任命为审委主任,而且知道他篡夺审干权时已有了这个身份。
根据现有材料并结合当时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审委是根据当时任务成立的临时机构。作为委员会,它具有协调相关常设机构的职能,其成员一般来自这些常设机构。审委有审干权,没有机关,它必须依托常设机构才能发挥作用。它依靠哪个机构办事,通常取决于主要负责人来自哪个机构。康生担任审委主任,耐人寻味。审委一方面给了他指挥审干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使他可以动用社会部的强制手段进行审干。这就是说,康生取代陈云主持审干,名义来自审委,执行程序和手段却出自社会部。
1943年4月1日,当《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还在酝酿时,审干大权在握的康生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布置抓人了,当月就抓了400多人。陈云创立的很好的干部审查制度,就这样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整风由此走上反奸和审干并举的歧途。康生先动用社会部的力量,以肃反方式审干,继之又搞群众性的“抢救运动”,一发不可收拾。结果,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收拾残局,替他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在延安的党内斗争中,陈云和康生都支持毛泽东,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政治品质有天壤之别。陈云是一位高风亮节、光明磊落的伟人,而康生则是一个品质恶劣的政治投机者。延安审干本来由陈云负责,陈云在干部审查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从1943年4月起,康生开始主导审干,破坏了已有的工作制度,使延安审干误入歧途,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陈云关于审干工作的四篇著名文章
从1937年12月到1944年3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共七年时间,审查干部是他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期间,陈云根据中央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审查干部的原则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并随形势的发展使其不断调整和完善。《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收入了他在这一时期有关干部工作的一些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是关于审干或涉及审干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篇文章。
1938年9月的《论干部政策》
这是陈云在延安抗大的一篇演讲。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到一年,但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把干部政策通俗地概括为“用人之道”,提出了堪称经典的干部工作“十二字诀”: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所谓“了解人”,指的是看人的思想方法。陈云指出,看人有两种毛病,一种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另一种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陈云的结论是,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可以看出,“了解人”在当时主要指审查干部的长短处,包括能力大小、品质优劣,以便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关于“爱护人”,陈云说,当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则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陈云举了一个例子,有位青年党员上诉到中组部,说他被人供述为托派,失去了党籍,后来又恢复了,但过去七年党龄不算了。中组部内查外调,弄清了问题,承认了他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的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变成“活人”了。陈云说,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气量大”和“用得好”,讲的是用人方法。
1939年12月10日的《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这是陈云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根据地加强了渗透。文章所谈的问题之一,是“纯洁干部队伍”。
陈云指出,边区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有没有坏的呢?当然也有。坏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混入边区的,一种是边区的和平环境中产生的。这两种坏人已查出一些,现在还有未查出的,正在继续审查。在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搞乱。只要我们采取既坚决又稳妥的办法去做,纯洁干部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是有保证的。
1940年8月14日的《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这一时期,延安和全国革命力量正处在顺利发展的状态中,边区的人员成分随外来知识青年的增多而日趋复杂。
中央指示包括九条,明确规定了审干由各级干部科负责。还规定了干部科的经常任务和工作范围、当前工作重点、各级干部科的不同权限,以及审干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如第五条规定除注意研究每个干部的长处外,特别要注意考查每个干部在政治上对党对革命忠实的程度。第八条规定在审查干部中,如发现某个干部政治上不可信赖,则须坚决撤销或调动工作;发现内奸叛徒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但对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工作表现积极且忠实于党的路线即本质上好的干部则应加紧教育。要向党内解释:审干是巩固党的一种重要方法,防止因审查干部而造成干部在工作中不安的情绪,更须防止坏分子利用审干来挑拨党内的团结。
1940年8月14日,陈云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发出,共15条,既使中央指示具体化,也使审干经验成熟化和制度化。
陈云认为,审干有两个目的,不可偏废。一是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和缺点,以便适当地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二是为了发现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这项工作必须细心耐烦,既不能疏忽大意,又不能冤屈好人。审干必须详细了解干部在入党前后的全部生活和历史,从历史的具体环境中识别出干部的长处和缺点,查出谁是干部,谁是内奸。对不同类型的干部注意审查不同的问题。党在鉴别某个党员是否忠实时,主要看党员本人,而不看他的家庭亲朋关系。审干材料,主要根据本人报告,同时又必须在每个重要关节上得到旁证。旁证越多越好,但须判断旁证是否可靠。如被审查者不同意证人意见时,在可能条件下,召集双方对质。
对某一干部的错误作结论时,应让本人出席,或将结论通知他;本人不同意结论而提出的理由,必须给予慎重考虑与确切答复。
1940年11月29日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
陈云在该文中指出,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审查干部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但在现状(延安招生,全国一时有很多人涌进来)下,首先要区别好坏,这种审查是必要的。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推测为根据,不能单看其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表现。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不怕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允许隐瞒社会关系。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屈好人。疏忽和冤屈都要承担责任。冤屈好人的责任并不小些。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审查干部必须作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切忌含含糊糊和悬而不决,切忌空口无凭。
这四篇文章都是陈云在整风之前写的。但是读了之后,笔者有一个抹不去的印象,仿佛它们是陈云针对后来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而写的。有些语言,如“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简直就像在直接鞭挞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康生。
审干制度怎样防止冤案
从中共的历史经验看,审干最容易出现的偏差不是坏人、内奸、特务漏网,而是冤假错案泛滥。
审干的首要问题是由哪个机构审干。如果由组织部或干部部门审干,那么审干走的就是党内组织程序。搞错了,最多是开除党籍的问题。如果由保卫局、社会部、专案组等对敌斗争的机构来审,就要走反奸程序:发现嫌疑,先抓人,抓了再审,不怕你不交代。交代,有罪;不交代,对抗组织,也有罪。一旦搞错了,就要人头落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十分惊讶,但认为康生作为社会部部长总不能凭空乱说。受康误导,中央研究院党委又用了几个月时间,最后下决心把王等人定为“托派组织活动”和“五人反党集团”,于10月23日开除了王的党籍,将其移交社会部。
王被社会部收审后,进入反奸程序,被进一步指控为敌特。1942年11月,康生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求帮助搜集王实味等人的特务材料。周恩来的复电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定不了案,王一关就是几年,一直拖到解放战争爆发,最后还是被康生下令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一不伦不类的罪名枪决了。
康生花了很多时间,用尽心思才搞定王实味。由于反奸和审干两权分立,康生只有反奸权,没有审干权。利用反奸权干预审干,成本高,时效差,无法在全党推广。康生的用心是把反奸的声势造大,进而夺取审干权,再利用审干权把反奸运动推向全党。
1943年3月20日,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反奸工作。他大肆渲染敌特渗入,形势严峻,声称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要求把审干当做1943年工作的重要一项,同反奸结合起来。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采信了康生关于“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的说法,不再认为现行的干部审查制度是有效的,怀疑组织部门专责审干是否有利。这时的陈云,在关键时刻,不幸患上心脏病,住进医院,离开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岗位。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把“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作为纠正错误思想三阶段之后的整风任务,并规定了完成时间。
陈云休息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下达了。社会部部长康生出掌组织部门的审干工作还需要一个名义,这个名义就是“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
关于审委,我们知道的很少。它发没发过传世的重要文件,开展过哪些活动,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史学界有不同说法,可能是1941年夏秋,也可能是1943年4月;它是由谁提议成立的,由哪些人员组成,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康生被任命为审委主任,而且知道他篡夺审干权时已有了这个身份。
根据现有材料并结合当时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审委是根据当时任务成立的临时机构。作为委员会,它具有协调相关常设机构的职能,其成员一般来自这些常设机构。审委有审干权,没有机关,它必须依托常设机构才能发挥作用。它依靠哪个机构办事,通常取决于主要负责人来自哪个机构。康生担任审委主任,耐人寻味。审委一方面给了他指挥审干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使他可以动用社会部的强制手段进行审干。这就是说,康生取代陈云主持审干,名义来自审委,执行程序和手段却出自社会部。
1943年4月1日,当《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还在酝酿时,审干大权在握的康生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布置抓人了,当月就抓了400多人。陈云创立的很好的干部审查制度,就这样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整风由此走上反奸和审干并举的歧途。康生先动用社会部的力量,以肃反方式审干,继之又搞群众性的“抢救运动”,一发不可收拾。结果,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收拾残局,替他向受害者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