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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要傍大款，理财要傍巴菲特，办事要傍有权力的人……如今，不少人一门心思地希望借助“捷径”实现个人目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类人被称为“傍傍族”。其实人民论坛杂志专题《弱势心态蔓延》引发的“人人是弱势”的大讨论与现在“到处傍傍族”的出现与成长，都是我们社会之结构性、制度性弊病的一种症候。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傍”作为一种个人行为与具体个人因素的相关性。
折射社会流通不畅
从社会流动机制看，当社会越缺乏公平、通畅的正式流动渠道时，就越会有人选择非正式的“旁门左道”来谋求社会地位的升迁，“傍”就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现代社会的分层结构应该是一种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自由流动的开放的结构，而不应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封闭的结构。这是因为，在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已经深深扎根人们心中的今天，要想让社会下层（包括相对而言的下层）的人们全盘接受并永远安心满足于既定的社会地位，已经是不可能了。
因此，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出发，需要建立、形成一种公平合理、通畅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通过公平竞争去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占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要使所有的社会地位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除非个人不具备流动的能力或愿望，社会不应设置任何阻碍人的自由流动的障碍和壁垒。
在现代世界，哪个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社会法规、社会政策、社会建设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起点，通过民主法治等手段维护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从而使其社会流动的机制更接近于上述那种理想态，哪个社会的阶层矛盾就越少，社会关系就越协调。而社会成员也更愿意以社会所认可的正當途径去争取地位的流动升迁。反之，哪个社会的社会流动机制背离上述那种理想态，这个社会就越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在社会成员谋求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时，遵循社会所认可的正当、正式途径的意愿也往往越薄弱。
而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正如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论者一再指出的那样，尽管自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我国破除了许多社会流动的壁垒，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等等的形成和作用，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日益强大等等原因，我国的社会阶层开始重新“固化”，社会流动日益减少，公平、开放、正式的流动渠道日益狭窄，对于社会下层来说，通过正当的、社会认可的途径获得社会地位升迁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现象的产生，即是此种社会状况的表征。而由此产生的两个影响，一是社会下层的消极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仇富”、“仇官”即是其表现；二是当正常、正当的流动渠道不可得时，一些人就转而寻求非正常的“旁门左道”来争取自身地位的提升，“傍”作为一种向上流动的捷径，就成为一些人的选择。
折射中国传统“关系主义”运作逻辑
从权势的作用和效应看，“傍”是中国传统“关系主义”运作逻辑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效应的产物。
着眼于社会流动的机制，“傍”是当公平合理的正式流动渠道不通畅时，一些人为谋求地位提升而选择的一种非正式的途径。而从中国人的行为逻辑看，“傍”则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传统的“关系主义”运作方式在当代的延续。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学者都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逻辑具有一种强烈的“关系主义”倾向，人们常常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搞关系”、“拉交情”，去经营并尽可能扩大这种“关系”圈子。而一旦形成这种“关系”圈子，周围的人就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即“自己人”和“外人”。“自己人”之间甜头分享，利益共沾。只要是自己人有求，常常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其他资源为对方帮忙，甚至逾越自己的职权而为对方大开方便之门，于是乎，就往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如果是“外人”有求，那么，对方通常先要将“关系”搞定，否则，即使是合理正当的要求，也常常很难办成。
显而易见，重关系、讲交情的另一面，就是轻原则、枉法度。中国话的“原则上”，事实上常常可以理解成“可以通融”，但要“通融”，通常就要以“关系”为通道。而“傍”，正可以看作是拉关系、走门子的一种形式。一些人之所以会在公平合理的正式流动渠道不通畅时为谋求地位提升而选择“傍”之一途，就是因为“傍”是一条通途。因此，只要社会中权势的作用和效应依旧遵循“关系主义”逻辑而不受原则法规的有效约束和制约，只要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依旧，那么，就必然会不断有人争着去“傍”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人物。
折射道德准则和伦理精神失去约束
从伦理与功利的关系看，“傍”在今日之蔚然成风，是对于功利目标的追求失去了道德准则和伦理精神的约束和引导的产物。
如上所述，“傍”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传统的“关系主义”运作方式在当代的延续，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行为。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是“傍”的正说；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是“傍”的反说。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则是傍人者所企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傍”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种不再是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遮掩的流行，“傍大款”、“傍大官”等等成为“一族”人公然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获取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地位的途径，则似乎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
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除了前面所说的正式社会流动渠道不畅和传统“关系主义”运作方式的影响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和今天我国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或者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在一种极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出现的道德溃败和伦理精神萎缩。在一种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标，就是好手段的心态下，在许多人那里，对于功利目标的追求已全然失去了道德准则和伦理精神的必要约束和引导。“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准则已成为不值一哂的陈年陋规，能否达到目的是衡量手段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既然如此，只要“傍”能够帮助实现目的，只要“傍”能够帮助获得优裕的生活，梦寐以求的地位，“傍”一下，又有何不可？(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
折射社会流通不畅
从社会流动机制看，当社会越缺乏公平、通畅的正式流动渠道时，就越会有人选择非正式的“旁门左道”来谋求社会地位的升迁，“傍”就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现代社会的分层结构应该是一种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自由流动的开放的结构，而不应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封闭的结构。这是因为，在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已经深深扎根人们心中的今天，要想让社会下层（包括相对而言的下层）的人们全盘接受并永远安心满足于既定的社会地位，已经是不可能了。
因此，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出发，需要建立、形成一种公平合理、通畅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通过公平竞争去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占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要使所有的社会地位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除非个人不具备流动的能力或愿望，社会不应设置任何阻碍人的自由流动的障碍和壁垒。
在现代世界，哪个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社会法规、社会政策、社会建设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起点，通过民主法治等手段维护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从而使其社会流动的机制更接近于上述那种理想态，哪个社会的阶层矛盾就越少，社会关系就越协调。而社会成员也更愿意以社会所认可的正當途径去争取地位的流动升迁。反之，哪个社会的社会流动机制背离上述那种理想态，这个社会就越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在社会成员谋求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时，遵循社会所认可的正当、正式途径的意愿也往往越薄弱。
而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正如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论者一再指出的那样，尽管自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我国破除了许多社会流动的壁垒，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等等的形成和作用，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日益强大等等原因，我国的社会阶层开始重新“固化”，社会流动日益减少，公平、开放、正式的流动渠道日益狭窄，对于社会下层来说，通过正当的、社会认可的途径获得社会地位升迁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现象的产生，即是此种社会状况的表征。而由此产生的两个影响，一是社会下层的消极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仇富”、“仇官”即是其表现；二是当正常、正当的流动渠道不可得时，一些人就转而寻求非正常的“旁门左道”来争取自身地位的提升，“傍”作为一种向上流动的捷径，就成为一些人的选择。
折射中国传统“关系主义”运作逻辑
从权势的作用和效应看，“傍”是中国传统“关系主义”运作逻辑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效应的产物。
着眼于社会流动的机制，“傍”是当公平合理的正式流动渠道不通畅时，一些人为谋求地位提升而选择的一种非正式的途径。而从中国人的行为逻辑看，“傍”则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传统的“关系主义”运作方式在当代的延续。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学者都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逻辑具有一种强烈的“关系主义”倾向，人们常常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搞关系”、“拉交情”，去经营并尽可能扩大这种“关系”圈子。而一旦形成这种“关系”圈子，周围的人就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即“自己人”和“外人”。“自己人”之间甜头分享，利益共沾。只要是自己人有求，常常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其他资源为对方帮忙，甚至逾越自己的职权而为对方大开方便之门，于是乎，就往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如果是“外人”有求，那么，对方通常先要将“关系”搞定，否则，即使是合理正当的要求，也常常很难办成。
显而易见，重关系、讲交情的另一面，就是轻原则、枉法度。中国话的“原则上”，事实上常常可以理解成“可以通融”，但要“通融”，通常就要以“关系”为通道。而“傍”，正可以看作是拉关系、走门子的一种形式。一些人之所以会在公平合理的正式流动渠道不通畅时为谋求地位提升而选择“傍”之一途，就是因为“傍”是一条通途。因此，只要社会中权势的作用和效应依旧遵循“关系主义”逻辑而不受原则法规的有效约束和制约，只要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依旧，那么，就必然会不断有人争着去“傍”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人物。
折射道德准则和伦理精神失去约束
从伦理与功利的关系看，“傍”在今日之蔚然成风，是对于功利目标的追求失去了道德准则和伦理精神的约束和引导的产物。
如上所述，“傍”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传统的“关系主义”运作方式在当代的延续，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行为。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是“傍”的正说；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是“傍”的反说。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则是傍人者所企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傍”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种不再是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遮掩的流行，“傍大款”、“傍大官”等等成为“一族”人公然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获取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地位的途径，则似乎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
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除了前面所说的正式社会流动渠道不畅和传统“关系主义”运作方式的影响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和今天我国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或者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在一种极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出现的道德溃败和伦理精神萎缩。在一种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标，就是好手段的心态下，在许多人那里，对于功利目标的追求已全然失去了道德准则和伦理精神的必要约束和引导。“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准则已成为不值一哂的陈年陋规，能否达到目的是衡量手段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既然如此，只要“傍”能够帮助实现目的，只要“傍”能够帮助获得优裕的生活，梦寐以求的地位，“傍”一下，又有何不可？(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