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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是老北京比较典型，也是常见的建筑。说到牌楼，您自然会想到牌坊这个词儿，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词儿常常是混着用的，有人习惯把牌楼说成牌坊，也有人把牌坊说成牌楼。实际上，最早牌楼跟牌坊，还真没有什么区别。
说到牌楼，人们常引《诗经》里的一句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以此来证明早在周代就有牌楼了。
周代就有“牌楼”？这没错儿。不过这个“牌楼”要打引号，因为那会儿的“牌楼”，只是两根柱子上面加一根横木而已。有人考证过，真正意义上的牌楼一词，是到了唐代才出现的。
不过，在老北京，牌楼是主要街道“坊”的标志。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的北京城，“坊”是行政区划的一个单位，相当于现在的街道。
建国前西单牌楼大街老照片
“坊”的下面是若干条胡同。每个“坊”都有牌坊，上面写着“坊”名，它们就建在重要的街口，所以人们叫它“牌坊”。
后来，“坊”的建制取消了，牌坊也不再只是街道的标志物，在园林、宫苑、陵墓、寺庙、祠堂的门前也都建有牌楼，而且规模越来越宏大，建得也比较讲究。
这些牌楼有木頭的、石材的，还有砖木的、琉璃的，再后来还有水泥的、钢铁的等等材料。不过，到了今天，牌楼只是建筑群的一种装饰物，或者说是一种标志物而已了。
北京是帝都，牌楼可不是随便建的。京城的牌楼不但规制上有讲究，而且非常重视文化内涵。
您会问了：这文化内涵怎么解释？举个例子吧，京城的牌楼讲究对称，比如东长安街建一个牌楼，与它相对的西长安街也要建一个牌楼。东边大市街的十字路口，每个路口都建了一个牌楼，跟它对应的西边的大市街，每个路口也要建一个牌楼。
北京现存最老的牌楼，是朝阳门外神路街的东岳庙（北方最大的正一派道观）山门外的牌楼，上面的匾额是“永延帝祚”和“轶祀岱宗”，相传是严嵩写的。
这座牌楼始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原来是木制的，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改成了琉璃牌楼，现在保存相对完好。
据史料记载，到清末民初，京城街道上的牌楼只剩下27座。这27座牌楼，几乎都有说法。
西单牌楼上的匾额，题的是“瞻云”，跟它对应的东单牌楼上的匾，题的是“就日”。
您瞧，对得多么巧妙！东边是太阳出升的方位，所以要“就日”。西边是太阳落山的方位，夕阳西下，霞光万道，“瞻云”绝对是一道美丽动人的风景。
关于这两个牌楼，还有一段趣闻：
民国初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对北京的地面儿熟呀，当然知道牌楼的作用，为了彰显自己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荣光”，特地授意将东单牌楼上的匾额改成了“景星”，那意思是自己这个大总统，是东方的一颗巨星，老百姓都要对他景仰。
东单牌楼上的匾不“就日”，改“景星”了，西单牌楼的匾额也得变呀！于是改成了“庆云”。
把“瞻”改成“庆”，那意思还用说吗？
但是，袁世凯的野心忒大，当了总统还觉得不过瘾，非要当皇上。他这一恢复帝制，激恼了全国的老百姓，有示威的、有抗议的、有举旗的、有起义的，闹得这位大总统惶惶不可终日，只当了83天“皇上”，便哏儿屁着凉了（死）。
他这一死，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上的匾额，还保得住吗？很快东单牌楼上的匾又恢复成“就日”，西单牌楼上的匾也恢复成“瞻云”了。
西四和东四在老北京都是有名的商业街，也叫大市街，这是两个十字路口，4个路口各有一座牌楼，所以地名叫西四牌楼和东四牌楼。
清末时期东单牌楼
西四的4个牌楼是有讲究的，因为它是大市街，所以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上，题的匾额是“大市街”，西边的牌楼题的是“行仁”，东边路口的牌楼题的是“履义”。
跟它对应的东四，也是4个路口各一个牌楼，南北路口的牌楼上也题的是“大市街”，但是东边路口的牌楼上，题的是“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上，题的是“行义”。
您看多有意思，西边的是“行仁”“履义”，东面的是“行义”“履仁”。
原来在司法部街的北口有一座牌楼，上面的匾额题的是“蹈和”，在它东面的公安街北口，跟它对应的也有一个牌楼，上面题的是“履中”。
“蹈和”对“履中”，这里自然还有典故，您瞧这遥相呼应的两个牌楼，多有文化内涵！
原来在东长安街的把口是有牌楼的，牌楼上题写的就是“东长安街”，与之对应的是西长安街上的把口，也有一个牌楼，上面题写的是“西长安街”。
同样，在六部口的北口有个牌楼，上面的匾额题的是“敷文”，与之对应的王府井的南口也有一个牌楼，上面题的是“崇武”。
东边是“敷文”，西边对“崇武”，对得多贴切呀！
其实，牌楼除了有地标功能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彰显功臣德将和文化名人的功德，给贤达人士立牌坊。在有皇上的年代，除了树碑立传之外，最高的奖赏大概就是给人立牌楼了。
那年头，贞洁是女人的最高境界。女同胞有一个算一个，最高理想不是找个好丈夫，吃香的喝辣的，或儿孙满堂、荣华富贵，而是死后能给自己立一个贞洁牌坊，告诉后人：姑奶奶我一辈子纯洁如水、冰清玉洁。
这大概就是封建礼教的结果，也是中国女性的悲哀。我在江西和山西农村，见过这种贞洁牌坊。 据说，以前在农村这种牌坊挺多，但一般是木制的，风吹雨打日晒，用不了多少年便哗啦啦了。加上后来破“四旧”，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少。我见的那两个牌坊是石头的，寿命还长一些。
京城有关牌楼的喜怒哀乐故事很多，比较悲壮的是给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在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立的那个石牌楼。
说这话是在“庚子事变”那年的6月，义和团在北京烧了11座教堂，眼瞅着这把愤怒之火就要烧到东交民巷。
您知道呀，东交民巷是当时的使馆区，这可把那些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们，给吓得麻了爪儿，一般人都在使馆里猫着，不敢动窝儿。
但也有胆大的，他就是德国公使克林德。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坐着轿子，奔了总理衙门，想跟清政府官员商量大使们回国的事儿。
轿子走到东单北边，遇上了巡逻的神虎营的士兵，上前盘查，士兵们都拿着枪。这一查不要紧，让这位大使动了怒，“腾”地一下，把手枪掏了出来。
他这儿掏了枪，清朝的士兵当然也不怵，两边擦枪走火，当场就要了克林德的命。
这克林德不是一般人，把他给打死了，能是小事儿吗？可以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就是拿这事儿找的借口。
后来，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上仓皇逃亡到了西安。转过年的1901年，慈禧太后让李鸿章出山，跟“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里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有一条，在德国公使克林德毙命处，建克林德牌楼。
“条约”已经都签了，没辙，只好在东单北的西总布胡同西口，给这位德国公使立了一个石牌楼。当然，立这牌楼是整个国家的耻辱，但您是战败国，耻辱也得立。
谁知这个牌楼立起来没几年，在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成了战败国，当时中国是“一战”的协约国成员，协约国战胜了，中国也有一份儿。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容忍在自己国家的首都，立着战败国公使的牌楼了。
于是，有人提议要把这个牌楼拆掉。但又有人认为这个牌楼虽然是“耻辱”，但也是历史，应该保留它，告诉后人，知耻而后勇。可把这么一个牌楼放在哪儿呢？一時难以定夺。
现在的西单牌楼
1928年，政府尊重民意，把这个牌楼迁到了中山公园的南门一进门不远的位置，匾额换成了“公理战胜”。
这4个字有很深的内涵，意在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公理的，不管人怎么折腾，最后还是由公理来说话，因为公理可以战胜一切。
因为这个牌楼在国际上都有影响，解放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为了跟德国等欧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所以把牌楼上的匾额换成了“保卫和平”。上面的匾由郭沫若先生书写。
也许这4个字的文化内涵更意味深长。您现在到中山公园游览，还能看见这个牌楼。
京城的大街面儿上留下的27座牌楼，在民国期间，陆续又拆了4座;到北平解放的时候，街道上的牌楼还有23座，其中木头的牌楼有6座。
这些牌楼有的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加上阻碍交通的发展，所以，从1952年开始，北京市政府便开始对这些牌楼进行拆除。
解放后，京城拆的第一个牌楼是地安门外火神庙的木牌楼，紧接着以影响交通为由，又要拆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以及前门的正阳门牌楼，也就是有名的五牌楼。
这件事引起社会议论，尤其是文物保护专家。这个话题被拿到北京市人代会上讨论，经过一年多的争论，最后还是没逃脱被拆的命运。
京城拆牌楼，可以说是拉开了拆古城建筑的序幕，仅1954年就拆了17座。
阜成门内的景德坊牌楼，是京城所有牌楼里最漂亮的。拆这座牌楼时，梁思成先生来到现场，抚摸着牌楼上的雕刻，久久不愿离开。
中山公园“保卫和平”石牌楼
有人劝他。他眼含热泪，感慨万千地说：“我是来向牌楼告别的。”一时间，场面有些悲怆。
到1956年，跨街的牌楼拆了19座，只剩下了4座，也就是现在您仍然能看到的成贤街2座，国子监2座。当然，这4座牌楼以前是木制的，现在已经改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眼下，您想看到木牌楼，只能到公园了。
2008年，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文化广场，按照原来的尺寸重新建了一座牌楼，上面的匾额就是“瞻云”俩字。
时隔不久，东四大街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也恢复了一座水泥做的牌楼，上面的匾写着“履仁”。
西单大街现在已经高楼商厦林立，在这些大厦的掩映下，西单牌楼显得很小，像是个积木，但这个牌楼让这条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老商业街，增添了些许古韵。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说到牌楼，人们常引《诗经》里的一句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以此来证明早在周代就有牌楼了。
周代就有“牌楼”？这没错儿。不过这个“牌楼”要打引号，因为那会儿的“牌楼”，只是两根柱子上面加一根横木而已。有人考证过，真正意义上的牌楼一词，是到了唐代才出现的。
不过，在老北京，牌楼是主要街道“坊”的标志。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的北京城，“坊”是行政区划的一个单位，相当于现在的街道。
“坊”的下面是若干条胡同。每个“坊”都有牌坊，上面写着“坊”名，它们就建在重要的街口，所以人们叫它“牌坊”。
后来，“坊”的建制取消了，牌坊也不再只是街道的标志物，在园林、宫苑、陵墓、寺庙、祠堂的门前也都建有牌楼，而且规模越来越宏大，建得也比较讲究。
这些牌楼有木頭的、石材的，还有砖木的、琉璃的，再后来还有水泥的、钢铁的等等材料。不过，到了今天，牌楼只是建筑群的一种装饰物，或者说是一种标志物而已了。
北京是帝都，牌楼可不是随便建的。京城的牌楼不但规制上有讲究，而且非常重视文化内涵。
您会问了：这文化内涵怎么解释？举个例子吧，京城的牌楼讲究对称，比如东长安街建一个牌楼，与它相对的西长安街也要建一个牌楼。东边大市街的十字路口，每个路口都建了一个牌楼，跟它对应的西边的大市街，每个路口也要建一个牌楼。
北京现存最老的牌楼，是朝阳门外神路街的东岳庙（北方最大的正一派道观）山门外的牌楼，上面的匾额是“永延帝祚”和“轶祀岱宗”，相传是严嵩写的。
这座牌楼始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原来是木制的，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改成了琉璃牌楼，现在保存相对完好。
据史料记载，到清末民初，京城街道上的牌楼只剩下27座。这27座牌楼，几乎都有说法。
西单牌楼上的匾额，题的是“瞻云”，跟它对应的东单牌楼上的匾，题的是“就日”。
您瞧，对得多么巧妙！东边是太阳出升的方位，所以要“就日”。西边是太阳落山的方位，夕阳西下，霞光万道，“瞻云”绝对是一道美丽动人的风景。
关于这两个牌楼，还有一段趣闻：
民国初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对北京的地面儿熟呀，当然知道牌楼的作用，为了彰显自己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荣光”，特地授意将东单牌楼上的匾额改成了“景星”，那意思是自己这个大总统，是东方的一颗巨星，老百姓都要对他景仰。
东单牌楼上的匾不“就日”，改“景星”了，西单牌楼的匾额也得变呀！于是改成了“庆云”。
把“瞻”改成“庆”，那意思还用说吗？
但是，袁世凯的野心忒大，当了总统还觉得不过瘾，非要当皇上。他这一恢复帝制，激恼了全国的老百姓，有示威的、有抗议的、有举旗的、有起义的，闹得这位大总统惶惶不可终日，只当了83天“皇上”，便哏儿屁着凉了（死）。
他这一死，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上的匾额，还保得住吗？很快东单牌楼上的匾又恢复成“就日”，西单牌楼上的匾也恢复成“瞻云”了。
西四和东四在老北京都是有名的商业街，也叫大市街，这是两个十字路口，4个路口各有一座牌楼，所以地名叫西四牌楼和东四牌楼。
西四的4个牌楼是有讲究的，因为它是大市街，所以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上，题的匾额是“大市街”，西边的牌楼题的是“行仁”，东边路口的牌楼题的是“履义”。
跟它对应的东四，也是4个路口各一个牌楼，南北路口的牌楼上也题的是“大市街”，但是东边路口的牌楼上，题的是“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上，题的是“行义”。
您看多有意思，西边的是“行仁”“履义”，东面的是“行义”“履仁”。
原来在司法部街的北口有一座牌楼，上面的匾额题的是“蹈和”，在它东面的公安街北口，跟它对应的也有一个牌楼，上面题的是“履中”。
“蹈和”对“履中”，这里自然还有典故，您瞧这遥相呼应的两个牌楼，多有文化内涵！
原来在东长安街的把口是有牌楼的，牌楼上题写的就是“东长安街”，与之对应的是西长安街上的把口，也有一个牌楼，上面题写的是“西长安街”。
同样，在六部口的北口有个牌楼，上面的匾额题的是“敷文”，与之对应的王府井的南口也有一个牌楼，上面题的是“崇武”。
东边是“敷文”，西边对“崇武”，对得多贴切呀！
其实，牌楼除了有地标功能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彰显功臣德将和文化名人的功德，给贤达人士立牌坊。在有皇上的年代，除了树碑立传之外，最高的奖赏大概就是给人立牌楼了。
那年头，贞洁是女人的最高境界。女同胞有一个算一个，最高理想不是找个好丈夫，吃香的喝辣的，或儿孙满堂、荣华富贵，而是死后能给自己立一个贞洁牌坊，告诉后人：姑奶奶我一辈子纯洁如水、冰清玉洁。
这大概就是封建礼教的结果，也是中国女性的悲哀。我在江西和山西农村，见过这种贞洁牌坊。 据说，以前在农村这种牌坊挺多，但一般是木制的，风吹雨打日晒，用不了多少年便哗啦啦了。加上后来破“四旧”，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少。我见的那两个牌坊是石头的，寿命还长一些。
京城有关牌楼的喜怒哀乐故事很多，比较悲壮的是给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在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立的那个石牌楼。
说这话是在“庚子事变”那年的6月，义和团在北京烧了11座教堂，眼瞅着这把愤怒之火就要烧到东交民巷。
您知道呀，东交民巷是当时的使馆区，这可把那些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们，给吓得麻了爪儿，一般人都在使馆里猫着，不敢动窝儿。
但也有胆大的，他就是德国公使克林德。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坐着轿子，奔了总理衙门，想跟清政府官员商量大使们回国的事儿。
轿子走到东单北边，遇上了巡逻的神虎营的士兵，上前盘查，士兵们都拿着枪。这一查不要紧，让这位大使动了怒，“腾”地一下，把手枪掏了出来。
他这儿掏了枪，清朝的士兵当然也不怵，两边擦枪走火，当场就要了克林德的命。
这克林德不是一般人，把他给打死了，能是小事儿吗？可以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就是拿这事儿找的借口。
后来，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上仓皇逃亡到了西安。转过年的1901年，慈禧太后让李鸿章出山，跟“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里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有一条，在德国公使克林德毙命处，建克林德牌楼。
“条约”已经都签了，没辙，只好在东单北的西总布胡同西口，给这位德国公使立了一个石牌楼。当然，立这牌楼是整个国家的耻辱，但您是战败国，耻辱也得立。
谁知这个牌楼立起来没几年，在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成了战败国，当时中国是“一战”的协约国成员，协约国战胜了，中国也有一份儿。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容忍在自己国家的首都，立着战败国公使的牌楼了。
于是，有人提议要把这个牌楼拆掉。但又有人认为这个牌楼虽然是“耻辱”，但也是历史，应该保留它，告诉后人，知耻而后勇。可把这么一个牌楼放在哪儿呢？一時难以定夺。
1928年，政府尊重民意，把这个牌楼迁到了中山公园的南门一进门不远的位置，匾额换成了“公理战胜”。
这4个字有很深的内涵，意在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公理的，不管人怎么折腾，最后还是由公理来说话，因为公理可以战胜一切。
因为这个牌楼在国际上都有影响，解放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为了跟德国等欧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所以把牌楼上的匾额换成了“保卫和平”。上面的匾由郭沫若先生书写。
也许这4个字的文化内涵更意味深长。您现在到中山公园游览，还能看见这个牌楼。
京城的大街面儿上留下的27座牌楼，在民国期间，陆续又拆了4座;到北平解放的时候，街道上的牌楼还有23座，其中木头的牌楼有6座。
这些牌楼有的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加上阻碍交通的发展，所以，从1952年开始，北京市政府便开始对这些牌楼进行拆除。
解放后，京城拆的第一个牌楼是地安门外火神庙的木牌楼，紧接着以影响交通为由，又要拆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以及前门的正阳门牌楼，也就是有名的五牌楼。
这件事引起社会议论，尤其是文物保护专家。这个话题被拿到北京市人代会上讨论，经过一年多的争论，最后还是没逃脱被拆的命运。
京城拆牌楼，可以说是拉开了拆古城建筑的序幕，仅1954年就拆了17座。
阜成门内的景德坊牌楼，是京城所有牌楼里最漂亮的。拆这座牌楼时，梁思成先生来到现场，抚摸着牌楼上的雕刻，久久不愿离开。
有人劝他。他眼含热泪，感慨万千地说：“我是来向牌楼告别的。”一时间，场面有些悲怆。
到1956年，跨街的牌楼拆了19座，只剩下了4座，也就是现在您仍然能看到的成贤街2座，国子监2座。当然，这4座牌楼以前是木制的，现在已经改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眼下，您想看到木牌楼，只能到公园了。
2008年，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文化广场，按照原来的尺寸重新建了一座牌楼，上面的匾额就是“瞻云”俩字。
时隔不久，东四大街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也恢复了一座水泥做的牌楼，上面的匾写着“履仁”。
西单大街现在已经高楼商厦林立，在这些大厦的掩映下，西单牌楼显得很小，像是个积木，但这个牌楼让这条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老商业街，增添了些许古韵。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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