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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目前国内有关“红医精神”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形成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红医精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支撑,但在其内涵、价值、意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为此,要注意对“红医精神”进行历史性梳理和科学性研究,在追溯“红医精神”历史轨迹的同时,要把握“红医精神”与“红色精神”“革命精神”和“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以此厘清“红医精神”的实质。
[关键词]红医精神;红色文化资源;医学生
[作者简介]柴 颖,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研究生,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医学人文教育。(贵州贵阳 550025)
近年随着红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启了对红色医生的研究,尤其是对“红医精神”内涵与价值的研究初显成效。从研究意义上来说,对“红医精神”的关注有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不仅延展了红色文化的研究深度,拓宽了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广度,增强了对“红色精神”的研究厚度,而且能够为所有医务工作者、医学院校的教师提供最直接、最有效、最具感染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但目前学界对“红医精神”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不多,甚至对“红医精神”概念都尚未达成共识,这极大影响“红医精神”的深入研究。因此,梳理“红医精神”的研究现状,对进一步加强“红医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红医精神”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有关“红医精神”的记载始于革命战争时期对“红色医生”“军队医生”的记载
有关“红医精神”的记载散见于红军医学教育史、红军卫生工作史、军事医学史以及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中。毛泽东于1931年首次提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目标。1932年朱德在红军卫生学校的开学典礼中提到红色医生“要充满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1]。1987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记录了红军从南昌起义到抗日战争期间,作为红军中的一股特殊力量的红色医生为保障革命取得胜利的奋斗历程。1994年出版的《中国解放区医学教育史》详细记载了红色医生从无到有再到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过程。2001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不仅完整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医学生的历史,而且在丰富的史料中再现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实质。另外,在一些对红色医生的回忆录中如《红色医生傅连暲》《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贺诚与红色卫生学校》也体现了当年红色医生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热情以及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二)有关“红医精神”的概念界定
孙海涛认为“‘红医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是党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性质、宗旨及其优良作风的生动体现。”[2]孙帮寨等认为“‘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医疗卫生战线在服务军民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革命精神。”[3]郑宏颖认为“‘红医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医疗精神。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发展、成熟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红医精神’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是与中国革命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它在医疗领域中体现着中国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4]汪行舟认为“‘红医精神’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红色医务工作者认同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是苏区精神在医疗卫生战线的具体体现,也是无数红色医务人员在革命战争中用生命铸就的医魂。”[5]
(三)有关“红医精神”主要内容的把握
黄惠运认为“救死疗伤,卫生防疫,革命人道,军民融合”是“红医精神”的主要内涵。[6]赣南医学院的一些学者们认为“‘红医精神’主要内涵有:生命至上、一心救护的人本精神;坚定信仰、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自力更生、博极医源的探索精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7]
(四)有关“红医精神”当代价值的认识
蔡运荃针对医学生教育,认为“红医精神”的培养将有利于“当前医学教育实践语境的重塑、公共向度的重构、服务目标的重定及辅助素材的丰富”[8]。黄娜娜从文化、社会、教育三方面论述了“红医精神”在医学生教育过程中的时代价值。[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红医精神”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与特质,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又被赋予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新的时代内涵。
(五)有关传承“红医精神”的研究
赣南医学院从2017年开始,通过激活红色基因并将其融入对医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形成了以“听”“说”“讲”“做”为四字攻略的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子。王锋旗、万永勇认为,通过凝练“红医精神”内涵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育人模式。2019年5月于中国医科大学召开的“红医精神教育联盟”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将“红医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积极探索“红医精神”为主题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大力提升高校人文素养,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中国好医生的育人目标。
二、对研究现状的分析评价
以上研究不论在历史梳理还是在育人模式的探索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是“红医精神”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支撑。与“红医精神”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实质相比,仍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深挖。特别是对“红医精神”的概念、内涵、价值、意义等还需进一步确定,以完善“红医精神”的理论积淀。目前,就“红医精神”的理论研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内容指向不明确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依托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所以“红医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同样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要科学地研究“红医精神”就必须准确地标注出“红医精神”发生的时间,这样才能使“红医精神”的研究具有科学的实证性和历史的准确性。目前,就“红医精神”研究的内容来看具有以下三个不明确。
1.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存在扩大倾向。一些学者并没有对“红医精神”发生的时间进行明确判定,笼统地认为“红医精神”形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这样的界定使得“红医精神”的概念不具准确性,失去了“红医精神”在红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特殊性。
2.主要内容的不确定性。郑宏颖认为“红医精神”体现着革命精神;黄娜娜、王未强认为“红医精神”体现为长征精神;赣南医学院的一些学者们认为“红医精神”内含着人本精神、献身精神、探索精神和包容精神;黄惠运认为“红医精神”的内涵是“救死疗伤,卫生防疫,革命人道,军民融合”。
3.时间上限的不一致。郑宏颖认为,“红医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物,即时间上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海涛、王锋旗认为,“红医精神”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汪行舟认为,“红医精神”是在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黄娜娜、王未强认为,“红医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红医精神”始于红军长征时期。
(二)学理支撑尚不充足
“红医精神”的发生、发展寓于中国共产党人夺取革命事业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其具有丰富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意蕴,对其进行多视角和多层次研究的同时,还需要运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进行理论性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其学理性的支撑上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中共党史的支撑不足。红色医生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医精神”作为红色医生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总和,对其研究必须要有中共党史作为理论和史料的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红医精神”研究的方向性。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就红色医生的培养、红军卫生工作来谈“红医精神”,少有学理性的深入思考。对“红医精神”的研究,一旦离开中共党史的理论指导,不仅会犯历史性、常识性的错误,而且还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境遇。因此,要增加“红医精神”理论研究的学术含量,必须从中共党史出发,通过厘清“红医精神”发生、发展的脉络,才能对这一問题有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支撑不足。“红医精神”是一种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2019年5月于中国医科大学召开的“红医精神教育联盟”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将“红医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工作目标,要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对“红医精神”的研究,尤其是其当代价值的发挥必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支撑。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医精神”的研究具有时代性、亲和力。但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将“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诸如缺乏对“谁来融入”“融入什么”“怎么融入”等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性思考。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性思考和理论性支撑,很难实现“红医精神”这一红色文化资源在当代的转化、运用。
第三,医学人文教育理论的支撑不足。说到底,“红医精神”还是一种医学人文教育资源。“红医精神教育联盟”大会上提出要“通过大力提升高校人文素养,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中国好医生”的教育目标。然而当前,我国医患关系依然紧张,“物化”的医疗关系依然存在,“红医精神”能够对医学生的培养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从而促进医学院校育人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要有医学人文教育理论作支撑,将“红医精神”植入医学生的人文教育环节中。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医精神”的研究具有实效性。但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很多研究成果都谈及“红医精神”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尚无从医学人文教育理论的角度来予以学理性的探讨和研究。
(二)研究视域不够开阔
“红医精神”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运用好这一文化资源,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一批又一批为祖国奉献、为社会服务的“中国好医生”。因此,对“红医精神”的研究必须站在医学人才的培养角度去认识、研究、深化、发展。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集中体现了以下三个缺乏:
第一,缺乏历史厚重。“红医精神”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红色医生的教育史和红军卫生工作史,还应该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医生的培养教育史,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奋斗史以及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史。研究的视角应该从红色医生的培养出发,逐步到历史性的纵向扩展和借鉴性的横向延伸来进行。但现有对红色医生的记述依然散落在一些党史资料中,还没有形成“红医精神”专题性的梳理,使得研究缺乏多维度的历史感,程度较浅显。
第二,缺乏大局视野。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均有明显改变。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或价值取向让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面对这种变化?这是对“红医精神”进行研究的根本所在。为此,对“红医精神”的研究必须站在社会主义矛盾已转变的大背景下去深化研究。尽管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论及“红医精神”的教育重要性和时代价值,但仍然缺乏寓于时代背景的相关研究。
第三,缺乏战略思维。目前,我国医生总人数已达到450万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的持续性和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关乎如何培养医学人才的系统、全局性问题。需要系统地、具体地的规划;理顺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统筹规划,促进全局的发展。因此,对“红医精神”的研究需要在“为谁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医生),怎么培养”的前提下运用战略思维来立足当下并把握未来。 三、“红医精神”的研究需要厘清两个问题
“红医精神”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要保护好和利用好这一红色文化资源,从而形成对红医文化的系统性研究。还原“红医精神”的面貌、厘清历史背景,是研究“红医精神”乃至对红医文化的起点。因此,要科学梳理“红医精神”的发展脉络,才能准确地把握“红医精神”的当代价值。
首先,要追溯“红医精神”的历史轨迹。
1921年诞生于嘉兴湖畔的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的一股坚强力量。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较薄弱,加之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有较强的合作意愿,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使得国共合作得以正式形成。但在“不宜党中有党”的影响下,蒋介石提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于1927年公开发起了“四一二”反共政变。面对国民党反共浪潮的席卷,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危难,于同年的8月1日发起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艰难之旅。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潮汕。由于天气炎热,加之行军疲劳,使得起义部队伤病人数增加。当时部队中没有健全的救护组织,仅有几名技术水平不高的医官和看护,致使伤病员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直到部队到达汀州后,在傅连暲任院长的福音医院内得以妥善救治。在1927年9月的芦溪战斗中,为避免疟疾的传染,特意将伤病员和战士们分开,组建了卫生队专门治疗伤病员。10月红军抵达茅坪,在攀龙书院旧址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卫生队的部分人力物力为基础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医院——茅坪医院。1928年4月,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顺利会师以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非常重视,不仅将卫生工作看成是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方面,而且还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项措施之一,从而使卫生工作完全脱离了单纯治疗的范围,使它和军事、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为军事、政治任务服务。[10]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军队建设过程中的若干经验,为军队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确定了指导思想。会议讨论了“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重视不充分”问题,将“优待伤病兵问题”作为决议中的重要内容,并把卫生问题列为士兵政治训练的十九项内容之一。在古田会议决议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性质,加强了党对卫生部门的领导,摆正了卫生工作的方向,健全了各级卫生组织机构,使人力、物力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
在《革命衛生回忆录》中,记载了贺诚初到苏区时的一段回忆:“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前线战斗节节胜利,红军队伍日益壮大,我们医务人员的数量、水平和卫生工作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作战的需要。尽管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一些医生经过教育、改造后扩充了我们的队伍,但人数极其有限,看来这种办法还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我们曾经打算办医务学校,培训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毛主席肯定了我们这个建议,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应该多训练些军医。’并且关切地问:‘办学校,什么人教课?’毛主席听说教员主要是从白军俘虏过来的医生立即指示说:‘要注意,要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11]1931年9月,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在战地对贺诚强调,对“白色医生”要加强政治教育,以实现“白色医生”由“白”变“红”。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正式成立,贺诚任校长。朱德在开学典礼上对学校全体学员作了“怎样做一个红色医生”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医疗卫生战线是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军政方面,我们有工农红军学校,我们还必须建立各种专业技术学校,要有军医学校,培养我们自己的红色军医。同志们是从各军团派来这里学习的,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我们的红色军医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12]最后,贺诚校长宣布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而制定的“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1932年4月,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成立,原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暲担任校长。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并于同年10月与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最重要的一所医务学校,是无产阶级医务学校办学方向的一面旗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务人员到中央苏区的各个战场上。“意义更深远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还是我军无产阶级医务学校大规模发展的奠基石和摇篮,后来以它为基础,中国医科大学等一大批高等、中等医学院校如雨后春笋,随着一个个解放区的建立,一个个崛起在中华大地上。”[13]
通过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红医精神”形成于中央苏区时期,表现为红色医生为革命事业的付出和牺牲。由于在古田会议上军队卫生问题受到重视,使得对红色医生的培养成为党的重要工作。随着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兴国正式成立,该校“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成了培养“红色医生”的发端。朱德在开学典礼中提到红色医生“要充满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14]是“红医精神”内涵最好的诠释。
其次,要科学区分和正确处理“红医精神”的“源”与“流”的关系。
第一,“源”要解决的是分清“红色精神”与“红医精神”之间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在革命中进行卫生实践的历史写照,这一精神发起于中央苏区时期,并延续至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它体现了红色医生“一切为了革命事业”的大局观念,“一切听从党的指挥”的政治立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工作态度。究其实质,“红医精神”的“源”在于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红色精神”,即“红色精神”是“红医精神”的一种普遍表达,“红医精神”是“红色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 “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的总称。[15]“红色精神”是一种思想体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解放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在对红色医生培养的过程中引申出“红医精神”。一方面,在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中就开设了政治、拉丁语、生理学、解剖学、内外科学等十几门课程,并设有临床实习基地专供学员们实践学习。此外,还要学习军事知识,以便更好地在战地中进行救援和护理工作。另一方面,1934年1月,总卫生部根据军委关于“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伤病兵迅速归队”的指示,向全军卫生部门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得到广大卫生人员的热烈响应和拥护,在救治伤病员的过程中充分发扬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次,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战争防线的封锁,从白区购买的医药物资无法送至苏区革命根据地。为此,“1931年贺诚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大量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及西药、中药。”[16]最后,在对伤病员的救治过程中,并不只使用西医技术来进行诊疗,尤其是在药品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贺诚创造性地改良了剂型的中药,如把粉针剂改为片剂,在军中大受欢迎。
第二,“流”要解决的是分清“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红医精神”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从“红医精神”的发生背景来看,其与革命精神融为一体。革命,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中所有可歌可泣的精神风貌的总和。红色医生们与全军战士们一样,浴血奋战在一个个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精心医治所有伤病员。“红医精神”与“革命精神”同样表现为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振兴中华顽强拼搏的精神。此外,从“红医精神”的发端来看,同样也展现出一种“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17]的革命精神。
另一方面,从“红医精神”的内容来看,其体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精髓。人道主义虽然是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来的资产阶级强调人的自我价值的思潮,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人性走向真正的复归。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義精神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另一层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
首先,从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来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8]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那是一个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人道主义:“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19]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广大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和被压迫为起点,以消除人们的苦难为终点,从真实的人性出发来探索未来现实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建构。在对红色医生的培养过程中,他们通过学习政治理论知识,逐渐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为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其次,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正所谓“医者仁心苏万物,悬壶济世救众生”。毛泽东非常重视医学生的培养。1941年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前,毛泽东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亲笔题词赠予学生。这种人道主义之精神既是毛泽东对所有医学生工作和学习的要求,更是表达了他对医学生未来事业的无限期许。同时,也诠释着一种“救人活命”的医学人道主义。“医学的人道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治病救人’的‘人道’能力,这更多地反映在医学的技术层面;二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医学人道主义表现为‘尊重人的价值’,这更多地体现在医学职业道德上。”[20]这种医学人道主义原则体系具体包括:敬畏、尊重、共济。在战场上红色医生通过学习医学知识,精湛自己的技术,让伤亡的士兵数量尽可能减少,让士兵的疼痛尽可能减轻,同时也消除着他们心灵的痛苦。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言,医务人员“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21]。
总之,对“红医精神”的研究需要追溯历史的轨迹,分清“红医精神”与“红色精神”以及“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把握在“红医精神”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加强“红医精神”的研究将有利于当代医学生培养,在激活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的同时,增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以此为社会培养更多中国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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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丽莎]
[关键词]红医精神;红色文化资源;医学生
[作者简介]柴 颖,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研究生,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医学人文教育。(贵州贵阳 550025)
近年随着红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启了对红色医生的研究,尤其是对“红医精神”内涵与价值的研究初显成效。从研究意义上来说,对“红医精神”的关注有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不仅延展了红色文化的研究深度,拓宽了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广度,增强了对“红色精神”的研究厚度,而且能够为所有医务工作者、医学院校的教师提供最直接、最有效、最具感染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但目前学界对“红医精神”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不多,甚至对“红医精神”概念都尚未达成共识,这极大影响“红医精神”的深入研究。因此,梳理“红医精神”的研究现状,对进一步加强“红医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红医精神”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有关“红医精神”的记载始于革命战争时期对“红色医生”“军队医生”的记载
有关“红医精神”的记载散见于红军医学教育史、红军卫生工作史、军事医学史以及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中。毛泽东于1931年首次提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目标。1932年朱德在红军卫生学校的开学典礼中提到红色医生“要充满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1]。1987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记录了红军从南昌起义到抗日战争期间,作为红军中的一股特殊力量的红色医生为保障革命取得胜利的奋斗历程。1994年出版的《中国解放区医学教育史》详细记载了红色医生从无到有再到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过程。2001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不仅完整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医学生的历史,而且在丰富的史料中再现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实质。另外,在一些对红色医生的回忆录中如《红色医生傅连暲》《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贺诚与红色卫生学校》也体现了当年红色医生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热情以及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二)有关“红医精神”的概念界定
孙海涛认为“‘红医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是党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性质、宗旨及其优良作风的生动体现。”[2]孙帮寨等认为“‘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医疗卫生战线在服务军民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革命精神。”[3]郑宏颖认为“‘红医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医疗精神。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发展、成熟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红医精神’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是与中国革命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它在医疗领域中体现着中国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4]汪行舟认为“‘红医精神’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红色医务工作者认同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是苏区精神在医疗卫生战线的具体体现,也是无数红色医务人员在革命战争中用生命铸就的医魂。”[5]
(三)有关“红医精神”主要内容的把握
黄惠运认为“救死疗伤,卫生防疫,革命人道,军民融合”是“红医精神”的主要内涵。[6]赣南医学院的一些学者们认为“‘红医精神’主要内涵有:生命至上、一心救护的人本精神;坚定信仰、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自力更生、博极医源的探索精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7]
(四)有关“红医精神”当代价值的认识
蔡运荃针对医学生教育,认为“红医精神”的培养将有利于“当前医学教育实践语境的重塑、公共向度的重构、服务目标的重定及辅助素材的丰富”[8]。黄娜娜从文化、社会、教育三方面论述了“红医精神”在医学生教育过程中的时代价值。[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红医精神”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与特质,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又被赋予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新的时代内涵。
(五)有关传承“红医精神”的研究
赣南医学院从2017年开始,通过激活红色基因并将其融入对医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形成了以“听”“说”“讲”“做”为四字攻略的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子。王锋旗、万永勇认为,通过凝练“红医精神”内涵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育人模式。2019年5月于中国医科大学召开的“红医精神教育联盟”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将“红医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积极探索“红医精神”为主题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大力提升高校人文素养,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中国好医生的育人目标。
二、对研究现状的分析评价
以上研究不论在历史梳理还是在育人模式的探索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是“红医精神”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支撑。与“红医精神”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实质相比,仍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深挖。特别是对“红医精神”的概念、内涵、价值、意义等还需进一步确定,以完善“红医精神”的理论积淀。目前,就“红医精神”的理论研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内容指向不明确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依托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所以“红医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同样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要科学地研究“红医精神”就必须准确地标注出“红医精神”发生的时间,这样才能使“红医精神”的研究具有科学的实证性和历史的准确性。目前,就“红医精神”研究的内容来看具有以下三个不明确。
1.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存在扩大倾向。一些学者并没有对“红医精神”发生的时间进行明确判定,笼统地认为“红医精神”形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这样的界定使得“红医精神”的概念不具准确性,失去了“红医精神”在红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特殊性。
2.主要内容的不确定性。郑宏颖认为“红医精神”体现着革命精神;黄娜娜、王未强认为“红医精神”体现为长征精神;赣南医学院的一些学者们认为“红医精神”内含着人本精神、献身精神、探索精神和包容精神;黄惠运认为“红医精神”的内涵是“救死疗伤,卫生防疫,革命人道,军民融合”。
3.时间上限的不一致。郑宏颖认为,“红医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物,即时间上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海涛、王锋旗认为,“红医精神”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汪行舟认为,“红医精神”是在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黄娜娜、王未强认为,“红医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红医精神”始于红军长征时期。
(二)学理支撑尚不充足
“红医精神”的发生、发展寓于中国共产党人夺取革命事业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其具有丰富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意蕴,对其进行多视角和多层次研究的同时,还需要运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进行理论性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其学理性的支撑上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中共党史的支撑不足。红色医生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医精神”作为红色医生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总和,对其研究必须要有中共党史作为理论和史料的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红医精神”研究的方向性。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就红色医生的培养、红军卫生工作来谈“红医精神”,少有学理性的深入思考。对“红医精神”的研究,一旦离开中共党史的理论指导,不仅会犯历史性、常识性的错误,而且还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境遇。因此,要增加“红医精神”理论研究的学术含量,必须从中共党史出发,通过厘清“红医精神”发生、发展的脉络,才能对这一問题有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支撑不足。“红医精神”是一种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2019年5月于中国医科大学召开的“红医精神教育联盟”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将“红医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工作目标,要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对“红医精神”的研究,尤其是其当代价值的发挥必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支撑。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医精神”的研究具有时代性、亲和力。但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将“红医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诸如缺乏对“谁来融入”“融入什么”“怎么融入”等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性思考。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性思考和理论性支撑,很难实现“红医精神”这一红色文化资源在当代的转化、运用。
第三,医学人文教育理论的支撑不足。说到底,“红医精神”还是一种医学人文教育资源。“红医精神教育联盟”大会上提出要“通过大力提升高校人文素养,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中国好医生”的教育目标。然而当前,我国医患关系依然紧张,“物化”的医疗关系依然存在,“红医精神”能够对医学生的培养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从而促进医学院校育人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要有医学人文教育理论作支撑,将“红医精神”植入医学生的人文教育环节中。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医精神”的研究具有实效性。但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很多研究成果都谈及“红医精神”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尚无从医学人文教育理论的角度来予以学理性的探讨和研究。
(二)研究视域不够开阔
“红医精神”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运用好这一文化资源,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一批又一批为祖国奉献、为社会服务的“中国好医生”。因此,对“红医精神”的研究必须站在医学人才的培养角度去认识、研究、深化、发展。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集中体现了以下三个缺乏:
第一,缺乏历史厚重。“红医精神”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红色医生的教育史和红军卫生工作史,还应该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医生的培养教育史,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奋斗史以及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史。研究的视角应该从红色医生的培养出发,逐步到历史性的纵向扩展和借鉴性的横向延伸来进行。但现有对红色医生的记述依然散落在一些党史资料中,还没有形成“红医精神”专题性的梳理,使得研究缺乏多维度的历史感,程度较浅显。
第二,缺乏大局视野。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均有明显改变。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或价值取向让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面对这种变化?这是对“红医精神”进行研究的根本所在。为此,对“红医精神”的研究必须站在社会主义矛盾已转变的大背景下去深化研究。尽管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论及“红医精神”的教育重要性和时代价值,但仍然缺乏寓于时代背景的相关研究。
第三,缺乏战略思维。目前,我国医生总人数已达到450万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的持续性和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关乎如何培养医学人才的系统、全局性问题。需要系统地、具体地的规划;理顺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统筹规划,促进全局的发展。因此,对“红医精神”的研究需要在“为谁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医生),怎么培养”的前提下运用战略思维来立足当下并把握未来。 三、“红医精神”的研究需要厘清两个问题
“红医精神”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要保护好和利用好这一红色文化资源,从而形成对红医文化的系统性研究。还原“红医精神”的面貌、厘清历史背景,是研究“红医精神”乃至对红医文化的起点。因此,要科学梳理“红医精神”的发展脉络,才能准确地把握“红医精神”的当代价值。
首先,要追溯“红医精神”的历史轨迹。
1921年诞生于嘉兴湖畔的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的一股坚强力量。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较薄弱,加之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有较强的合作意愿,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使得国共合作得以正式形成。但在“不宜党中有党”的影响下,蒋介石提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于1927年公开发起了“四一二”反共政变。面对国民党反共浪潮的席卷,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危难,于同年的8月1日发起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艰难之旅。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潮汕。由于天气炎热,加之行军疲劳,使得起义部队伤病人数增加。当时部队中没有健全的救护组织,仅有几名技术水平不高的医官和看护,致使伤病员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直到部队到达汀州后,在傅连暲任院长的福音医院内得以妥善救治。在1927年9月的芦溪战斗中,为避免疟疾的传染,特意将伤病员和战士们分开,组建了卫生队专门治疗伤病员。10月红军抵达茅坪,在攀龙书院旧址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卫生队的部分人力物力为基础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医院——茅坪医院。1928年4月,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顺利会师以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非常重视,不仅将卫生工作看成是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方面,而且还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项措施之一,从而使卫生工作完全脱离了单纯治疗的范围,使它和军事、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为军事、政治任务服务。[10]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军队建设过程中的若干经验,为军队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确定了指导思想。会议讨论了“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重视不充分”问题,将“优待伤病兵问题”作为决议中的重要内容,并把卫生问题列为士兵政治训练的十九项内容之一。在古田会议决议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性质,加强了党对卫生部门的领导,摆正了卫生工作的方向,健全了各级卫生组织机构,使人力、物力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
在《革命衛生回忆录》中,记载了贺诚初到苏区时的一段回忆:“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前线战斗节节胜利,红军队伍日益壮大,我们医务人员的数量、水平和卫生工作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作战的需要。尽管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一些医生经过教育、改造后扩充了我们的队伍,但人数极其有限,看来这种办法还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我们曾经打算办医务学校,培训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毛主席肯定了我们这个建议,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应该多训练些军医。’并且关切地问:‘办学校,什么人教课?’毛主席听说教员主要是从白军俘虏过来的医生立即指示说:‘要注意,要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11]1931年9月,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在战地对贺诚强调,对“白色医生”要加强政治教育,以实现“白色医生”由“白”变“红”。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正式成立,贺诚任校长。朱德在开学典礼上对学校全体学员作了“怎样做一个红色医生”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医疗卫生战线是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军政方面,我们有工农红军学校,我们还必须建立各种专业技术学校,要有军医学校,培养我们自己的红色军医。同志们是从各军团派来这里学习的,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我们的红色军医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12]最后,贺诚校长宣布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而制定的“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1932年4月,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成立,原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暲担任校长。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并于同年10月与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最重要的一所医务学校,是无产阶级医务学校办学方向的一面旗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务人员到中央苏区的各个战场上。“意义更深远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还是我军无产阶级医务学校大规模发展的奠基石和摇篮,后来以它为基础,中国医科大学等一大批高等、中等医学院校如雨后春笋,随着一个个解放区的建立,一个个崛起在中华大地上。”[13]
通过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红医精神”形成于中央苏区时期,表现为红色医生为革命事业的付出和牺牲。由于在古田会议上军队卫生问题受到重视,使得对红色医生的培养成为党的重要工作。随着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兴国正式成立,该校“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成了培养“红色医生”的发端。朱德在开学典礼中提到红色医生“要充满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14]是“红医精神”内涵最好的诠释。
其次,要科学区分和正确处理“红医精神”的“源”与“流”的关系。
第一,“源”要解决的是分清“红色精神”与“红医精神”之间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在革命中进行卫生实践的历史写照,这一精神发起于中央苏区时期,并延续至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它体现了红色医生“一切为了革命事业”的大局观念,“一切听从党的指挥”的政治立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工作态度。究其实质,“红医精神”的“源”在于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红色精神”,即“红色精神”是“红医精神”的一种普遍表达,“红医精神”是“红色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 “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的总称。[15]“红色精神”是一种思想体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解放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在对红色医生培养的过程中引申出“红医精神”。一方面,在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中就开设了政治、拉丁语、生理学、解剖学、内外科学等十几门课程,并设有临床实习基地专供学员们实践学习。此外,还要学习军事知识,以便更好地在战地中进行救援和护理工作。另一方面,1934年1月,总卫生部根据军委关于“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伤病兵迅速归队”的指示,向全军卫生部门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得到广大卫生人员的热烈响应和拥护,在救治伤病员的过程中充分发扬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次,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战争防线的封锁,从白区购买的医药物资无法送至苏区革命根据地。为此,“1931年贺诚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大量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及西药、中药。”[16]最后,在对伤病员的救治过程中,并不只使用西医技术来进行诊疗,尤其是在药品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贺诚创造性地改良了剂型的中药,如把粉针剂改为片剂,在军中大受欢迎。
第二,“流”要解决的是分清“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红医精神”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从“红医精神”的发生背景来看,其与革命精神融为一体。革命,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中所有可歌可泣的精神风貌的总和。红色医生们与全军战士们一样,浴血奋战在一个个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精心医治所有伤病员。“红医精神”与“革命精神”同样表现为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振兴中华顽强拼搏的精神。此外,从“红医精神”的发端来看,同样也展现出一种“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17]的革命精神。
另一方面,从“红医精神”的内容来看,其体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精髓。人道主义虽然是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来的资产阶级强调人的自我价值的思潮,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人性走向真正的复归。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義精神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另一层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
首先,从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来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8]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那是一个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人道主义:“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19]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广大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和被压迫为起点,以消除人们的苦难为终点,从真实的人性出发来探索未来现实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建构。在对红色医生的培养过程中,他们通过学习政治理论知识,逐渐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为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其次,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正所谓“医者仁心苏万物,悬壶济世救众生”。毛泽东非常重视医学生的培养。1941年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前,毛泽东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亲笔题词赠予学生。这种人道主义之精神既是毛泽东对所有医学生工作和学习的要求,更是表达了他对医学生未来事业的无限期许。同时,也诠释着一种“救人活命”的医学人道主义。“医学的人道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治病救人’的‘人道’能力,这更多地反映在医学的技术层面;二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医学人道主义表现为‘尊重人的价值’,这更多地体现在医学职业道德上。”[20]这种医学人道主义原则体系具体包括:敬畏、尊重、共济。在战场上红色医生通过学习医学知识,精湛自己的技术,让伤亡的士兵数量尽可能减少,让士兵的疼痛尽可能减轻,同时也消除着他们心灵的痛苦。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言,医务人员“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21]。
总之,对“红医精神”的研究需要追溯历史的轨迹,分清“红医精神”与“红色精神”以及“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把握在“红医精神”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加强“红医精神”的研究将有利于当代医学生培养,在激活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的同时,增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以此为社会培养更多中国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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