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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往前走，记忆向后走，三十三年过去，一个四岁的男孩依然在石桥上徘徊。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村口张望，间或有人往桥上来，他就避开几步，跑到桥边岔路口的红豆杉下，假装看溪水卷起一片打转的落叶，他不喜欢人家问起，心里的委屈好比口袋里捡到的一枚硬币，得独自藏着掖着。他等了许久，那一天显得格外漫長。他面前不断闪现出母亲走时的样子，她解下身上的围裙，故作轻松地抚摸他的头。随后，一个人走出村去，跟碰到的邻居大嫂说：“这个事情迟早躲不过，现在就去做了。”他并不很明白母亲去做什么。
夕阳下去，一层暮色在远处青山边浮动起来，小男孩看到远远一群人拥着一个什么从村口小路进来。等到人群近些，才发现他们抬着一个担架。他没有急切地跑去，只在心里担忧着，目光在杂沓的人群里寻觅，他找不见母亲的身影。直到人群更近了，担架这一头仿佛就要触到桥边的石头。他居高临下瞧见了夹杂在担架边的疲惫的父亲，还来不及喊爸爸，有人冲他说：“妈妈回来了。”
男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先被这架势吓住了，他瞥见担架上母亲苍白的脸，母亲额头包着一块帕子，眼睛紧紧闭着。他哇一声哭了出来，他的哭声就在那个黄昏荡漾开去，融入近旁的薄暮中。他觉得心空落极了，牙齿根发痒，头皮麻麻的，去年立在屋檐上望着黑瓦下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那是1984年早春，妹妹出生后第二年，母亲到乡里医院做了绝育手术。1980年初期，计划生育如火如荼在全国铺开，真正推行到这个小村庄时晚了几年，小男孩才“捡”了一个妹妹。
那个傍晚的漫长等待，那一片自青山里浮动而来的薄暮，大概是他记忆里最早觉察到的人间的忧伤。忧伤通常无迹可寻，但他分明又觉得它就是暮色的另一种形式，它缥缈，寂静，悄然而至。
那会儿，父亲、母亲、我，还有小我三岁的妹妹生活在一个寂静微小的世界里。世界小到只有两条极瘦的溪，只有一片山，只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树，只有鸟衔着无边无际的贫穷飞来飞去。父母一直在忙碌，我们睁开眼睛，父亲和母亲就出门干活了，他们往山上走。我和妹妹在早晨的霞光里往另一个方向走，我们走去祖父家。山太大了，父亲和母亲一头扎进去，让我们再找不见。直到天黑透，他们才会重新出现，头上、粗布衣服上沾着枯黄的锯齿状的草叶。我和妹妹在奶奶家随便对付一顿午餐，吃点粗糙的食物，有时是一个大麦饼，麦饼的圈很厚，不像母亲烙的饼，圈薄，馅足，一口就能咬到白亮亮的板油；有时是红薯米粥配土豆。奶奶的灶台永远黑乎乎的，端出来的粗瓷碗黑乎乎的，奶奶烧好饭后，脸上沾满锅灰，脸也是黑乎乎的。
午饭后，我们晃回自家门前，穿过一个东倒西歪的木台门，里面四五户人家围起一个院子。我家临溪，老屋低矮简陋，以石头垒砌成一堵面溪的墙，其他三面支着薄薄的木板，木板墙和石墙中间撑着几根粗大的木柱，已被虫蛀得坑坑洼洼，露出一副颓败相。一个吱嘎作响的木楼梯通往二楼。二楼低矮，两面通风，三角的木屋顶直压下来，每一次走上去我都有些害怕。老屋以黄泥铺地，时间久远，众人踩踏的地面已变得黝黑坚实。
六岁的小男孩和三岁的小女孩，两个暂时被大人遗忘的人，有时坐在门槛上，有时坐在屋旁木台门下长条凳上。那是两条供人们晒太阳的圆横木，到冬天深处，就会有一群老人蜗牛般慢慢爬满它们。但现在它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在上面跳，在上面练“金鸡独立”，或者在上面一寸一寸地蹭来蹭去。我已记不起是怎样度过漫长的午后时光的，我们晃晃悠悠走遍了小村庄的角角落落，时间笨重而迟缓。日头跌下去后，还得等很久，父母亲才会回来。那会儿，我们村里人想到的赚钱方法是编橘筐，那是他们在绞尽脑汁后忽然“遇到”的一个赚钱方法。我们所在的是著名的橘乡，小山村里却没有一棵橘子树。可有一天，有人到乡里来收橘筐，并拿来了一个藤条编的筐做样品，他们讲这种橘筐叫藤篰。没过多久，家家户户男人女人都上山砍藤条去了，这是一种长得很齐整的藤本植物，小拇指般粗细，韧性十足。他们白天砍藤条，晚上编藤篰，再到市场上以五角到七角一个卖出。一个藤篰能装五六十斤橘子，那真是一个不小的筐子了，六七岁的孩子跳进去，蜷起腿来，恰好就能躲在里头。
那些日子，我们在沉沉暮色里等待的就是背着一大捆一大捆藤条的父亲和母亲，他们跟随村里男女，从老屋边的那条石路上走来。也有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归来，山上藤条越来越少，他们就得和大部队错开，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地方。
我和妹妹站在歪斜的木台门边，借着最后一抹余光，我看到她头上的小辫子快散开了，她的头发黄黄的，一个真正的黄毛丫头。第一个背着藤条的人出现了，第二个背着藤条的人出现了，这两个人哼哧哼哧从我们身旁穿过，脚步吧嗒吧嗒敲打着青石路。暮色笼罩着小村庄，最后的夕光把他们的身影剪出来，身体镶上了一圈金边，我跟妹妹忍不住站到了青石路上，踮起脚跟看。有时候，第五个就是父亲，第六个是母亲，有时候是第七个和第八个。也有很多时候，他们迟迟没出现，等到大队人马都过去，等到零零散散的人也过去，等到我们渐渐辨认不出那偶然冒出来的背着沉沉藤条的人是谁，密集的脚步声变成了零碎的脚步声，零碎的脚步声又渐渐沉落，被屋旁突然清晰起来的溪流声替代。我和妹妹还是没等来父亲和母亲，肚子重新叽里咕噜发出抗议来。
也有时候，薄暮刚升起，酡红的夕阳卡在山一角，母亲竟早早回来了，她卸下肩上的一大捆藤条，连歪斜的粗布衣服都来不及拉直，即刻走向楼梯，我和妹妹踩着她的脚后跟，木楼梯吱嘎吱嘎的，像我们的肚子一样叫起来。
母亲去看望她的小鸡。早一个月前，家里刚买了几只小鸡，母亲是想把它们养大下蛋的。昏暗已全然占据二楼，一点光线自木窗透入。我们走上去，昏暗往后退开了几尺。母亲疾步冲向谷柜，谷柜床一般高，内里装谷子，客人来了铺上毡子，又用来当床。小鸡就养在谷柜上的一个竹篮里，篮子上覆了竹筛，筛子上压了两块足有几斤重的大石头。这样养鸡是因为山村里黄鼠狼横行，母亲养下的七只小鸡，已被黄鼠狼吃掉过两只。 母亲扑向谷柜时，我看到石块已掉落一旁，又看到掀翻的竹筛，接着便是五只倒成一堆的鸡，有的脖子被咬断了，有的屁股被掏空了，暗红色的血溅在竹篮上……母亲用手探了探其中两只被咬掉脖子的鸡，就像寒冷的人急切地在一堆余烬里摸索着火星，她似乎发现了一丁点生命迹象，让我赶快下楼取脸盆。
母亲将那两只鸡罩在脸盆下，快速敲打起脸盆，那是我们一家人用来洗脸的搪瓷脸盆，漆掉了好些，斑斑驳驳露出里面的铁锈。母亲像敲打一面锈迹斑斑的铁皮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山村里人们的常见做法。母亲敲击了好久，直到额上渗出一颗颗汗珠来，更重的暮色从窗口漫进来，漫过了我们的身体和视线，才收了脸盆，疲惫地垂下双手，转过身去，用手背揩了两下眼角。
我和妹妹立在她身旁不知所措。
早上还高昂着头的鸡，此刻脑袋耷拉着，钟摆般晃动。我和妹妹相跟着一步一步从楼上挪下来，走到楼下昏暗的灯光里，才发觉妹妹怀里还有一只死鸡。母亲走过去想夺下那只死鸡，妹妹侧了个身，小声又坚定地说：“小白龙活过来了，它会动，小白龙不会死的！”小白龙是她给鸡取的名字，几乎每个进入我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名字，爷爷家耕地的黄牛叫阿发，它的脸跟住在前坑的阿发叔长得特别相似，奶奶养的兔子叫萝卜蹲，它每跳跃一下就做一个下蹲动作，像极了小屁孩们游戏中“萝卜蹲了白菜蹲”的动作……被咬的七只鸡都有自己的名字。在暮光中，我也似乎看见妹妹怀里那只鸡抖动了一下爪子，歪向一边的脖子似乎还能直起来。就在那当儿，屋外天井里传来了响亮的木柴落地声，父亲回来了。父亲快速取来了几片药，置于一个大瓷碗里，再用一个小碗的碗底将药丸碾成粉末，白色粉末撒在小鸡的脖子上，一痕血迹很快被掩盖，上完药后，妹妹小心翼翼地把鸡捧到一个闲置的针线箩里，那里有一些散落的破布和毛线头，又在鸡的面前放了一小碗清水。
不知道是不是不凡的名字护佑了它，小鸡还真应了妹妹那句话活了过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听到奄奄一息的小鸡在叽叽地叫，叫声尖细又清亮，透过晨光，一下子将妹妹从床上唤了起来。她连拖鞋都来不及穿，就跑到米缸里抓了一把白米撒在小鸡面前黝黑的地上，以往白米绝不被允许喂鸡，那个早晨父母却似乎什么都没看见。
此后，我们天天带着小白鸡，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们决定不再让鸡独自历险了。我们生活里埋下了一个强大的假想敌：黄鼠狼。尽管直到后来离开山村，我们都未亲眼见过黄鼠狼，但黄鼠狼在我们的想象里却格外厉害，它能飞檐走壁，上房揭瓦，它有尖利的牙齿，能咬动一块瓦片，就像我们咬一块锅巴似的，唰啦唰啦响。
妹妹问我：“哥哥，黄鼠狼是一种很厉害的动物吗？它厉害还是隔壁云林家的阿黄厉害？”阿黄是云林叔家的土狗，我说：“肯定是黄鼠狼厉害，阿黄可不吃鸡。”妹妹又问我：“黄鼠狼厉害还是爷爷家的阿发厉害？”我说：“肯定是阿发厉害，阿发力气可大了，发起脾气来，爷爷和叔叔两个都拉不住它。”阿发是爷爷家的大黄牛。“黄鼠狼是不是牙齿很尖，牙齿能咬断木头吗？”我说：“那当然，要不怎么能一口把鸡的脖子撕开？”妹妹听了这句话，小小的身体激灵了一下，一脸紧张地盯着我，“那黄鼠狼的牙齿能咬断铁棒吗？”我说：“肯定咬不断，黄鼠狼牙齿上没有锯齿的，只有锯齿才能弄断铁棒。”妹妹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再问了。我从柴垛里抽出一根结实的手臂般的木棍，抡起来往木柱子上狠狠打下去，木柱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黄鼠狼胆敢再出现，一棍子结果它。”
小白龙脖子上的伤很快愈合了，那里长出了新的毛羽，鸡冠重又变得红润，神气地竖在头上。妹妹从小就对小动物具备魔力，无论小鸡小鸭，到她手里，一概能侍弄得和她形影不离。她三岁起，就负责给家里的小动物喂食，她只要站在米缸边用手指敲响米缸，鸡鸭就会成群跟来。现在小白鸡是妹妹仅剩的宠物了。她一日三餐照管它的吃喝，自己吃饭的时候，就给它喂米饭。自己喝水，就匀点水给鸡喝。自己吃冰棍，也会蹲下去，把冰棍举到鸡面前让鸡啄两口……她带它去草籽田里捉虫，带它去竹山上找蚂蚱，抱着它看其他小姑娘跳皮筋。小公鸡和我们一起从早晨晃到中午，又从中午晃到傍晚，和我们一起在暮色里迎接父母回家。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一个洋娃娃，没有一件小玩具，只有这小鸡天天陪伴妹妹，如果父母不反对，她必然要将这只鸡请到床上同枕共眠的。
四五个月过去，小白龙出落成一只成年公鸡的模样。有一天，父親担柴闪了腰，母亲就想着给父亲补补，她去外公家拿回来五六个鸡蛋，炖了酒给父亲吃，父亲的伤似乎不减，用了几服药，只是稍有好转，翻身起坐还会痛。母亲想到将家里鸡杀了，炖个鸡汤。话一出口，即刻遭到妹妹强烈反对。母亲只是试探式地询问一句，妹妹抱起小白龙逃离了家门，将鸡放到祖父家溪畔的稻田边，一边把鸡往田里赶，一边大声告诫：“小白龙，你再不要回来了，他们要杀了你呢。”父亲和母亲只好向妹妹郑重许诺，保证不杀小白龙了。妹妹才站去田边把鸡从稻田里召唤回来。
父亲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时不时地会有人一路风尘仆仆走到我们这个小村庄，走过石桥，走过溪畔，穿过矮墙门，走进我家。没过多久，父亲就背起药箱出门了。那是一个牛皮药箱，不知道是父亲早先在卫校培训时发的，还是村里发的，反正有了年月。父亲根据来人的描绘，在药箱里搁入些药物，带上针筒，镊子等医用器械。父亲走的时候总是很匆忙，大概他是知道的，治病如救火，病人都是眼巴巴等医生来的吧。父亲早上出门给人看病，有时傍晚就能回来，有时得过好几天才能回来。父亲回来时带回一堆吃的，还带回过一个玩具的木头鸭子，那大概是我童年时得到过的最体面的玩具，后来为了看看鸭子身体里藏着什么，那只木头鸭子被我一劈为二。母亲告诉我们：“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看病，那地方叫黄杉道脊。”我们便对黄杉道脊很向往。母亲还说，“那里很远，光山路就得走五六十里。”我不知道五六十里多远，但眼睛里浮现出父亲背着药箱在山间慢慢走的样子。山太大了，路小得像晃荡的牛绳，父亲穿着粗布衣服，脚上一双旧解放鞋，有时候跟在一个来请他的人后面，有时候独自一人。他走过一片巨大的山岗，看到对面的青山横亘在苍茫的云岚中，他走下一个很深的山坳，路上阳光斑驳明灭，山太大了，父亲小得就像一只沉默的蚂蚁，他走上大半天，都不会遇见另一只蚂蚁。 父亲又去了那个一住十几天的在我想象中遥不可及的村庄。好多天后才返回，回来时告诉我们，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快不行了，他去给看了看。父亲说：“人太老了，老得快要走了。”父亲说话时脸上爬满了倦容，我们并不在意老太太走不走，我们也没有在意父亲脸上疲惫的表情。我们只在意父亲带回来的红薯干和雉鸡翎。看到这野鸡的翎羽，我心里喜欢得紧，就想起穆桂英来。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这趟远行惹来了一个大麻烦。起先，我们只捕捉到大人们嘴里各种不安的谈论，他们言辞闪烁，仿佛在说一个可怕的灾难即将到来。后来听多了，我小小的心里也拼凑出了事情完整的样子：父亲给那个老太太用错了药，这是他回来后才想起的。他离开老太太那个遥远山村时，开给老太太的药该是一天服两粒的，可他却告诉老人家一餐服两粒，意味着老太太一天多吃了四颗药。父亲想起这件事，即刻让人带口信过去，让老人停止服药。父亲的医嘱过了整整十天才辗转带到那个有木头鸭子、雉鸡翎和红薯干的小村庄，老人如父亲说的那般已经走了。那户人家正沉浸在例行的伤悲里，这个当口，医生竟让人捎话来说药吃错了。一家人顷刻间化悲伤为愤怒，他们说我父亲的药害死了老人，否则不至于这么快咽气的。
父亲并没有第一时间见到他们的怒气。是捎医嘱去的人辗转七八天捎回来的消息。我已经记不起父亲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惶恐，他说自己的药没有毒，不至于使人送命，可这些似乎都无法辩解。我只记得祖父怒气冲冲地骂了父亲一回，说他这么大人了，处事还不知深浅和利害，这可是要把自己坑死的。有邻居让父亲赶紧出去躲躲。也有人说不必怕，一番好意救命去的，又不是你害死了她，八十岁的人本就快死的……众口不一的声音，一定让父亲陷入过一种特别的惊恐。我和妹妹不能到村里随处瞎逛了，母亲让我们最好待在家附近，或者去祖父家，看到陌生人进村赶紧回来和家里人说。我们每天从第一缕晨曦透进木窗的缝隙开始不安，又看着太阳慢慢移动它的脚步，看着树的阴影在风里摇曳，一直到暮色四合黑夜降临，我们才把提吊着的心放回胸膛里。山路难行，那些人不至于摸黑找上门来。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谁都没有说什么，祖父偶尔会在晚饭后踱步过来，看看我和妹妹，或者把我抱到他膝上坐着，一言不发。用他的大手握着我的手，直到把我的手握得热烘烘的，再起身离开，离开时照例无话。一家人都在等，等一个索命的消息变为事实。
那天我和妹妹去奶奶家，待我们回到自家老屋，家里已挤进了一群人，我们想挤进去看看情况，但人墙严实，我们只看到很多腿，耳边是闹哄哄的说话声。母亲慌里慌张跑出来，俯在我耳边说了句话，让我赶紧把爷爷和叔叔们叫来。
等我飞跑着从祖父家返回，来人已把父亲团团围住。父亲本来个儿就不高，这下成了激浪中的一个旋涡，我们找不见他了。我和妹妹看了好久的人，又去看墙角的蚂蚁，看蚂蚁搬动一只死去的只剩一边翅膀的瘦苍蝇，蚂蚁们三三两两汇聚起来，越聚越多，比我们家聚集的人还要多，它们哼哧哼哧使着劲儿。等我们看着蚂蚁把那只一动不动的苍蝇运到了墙的转角，又重新回去看家里的情况，人们还在喋喋不休，父亲还在激浪般的旋涡中心。我的肚子分明咕噜咕噜叫起来，我知道妹妹的肚子也已经咕噜咕噜叫起来了。
那个下午漫长得似乎没有边际，中间的过程我都给忘了，只记得我和妹妹在院子里的矮墙根一带转来转去，把一株株草连根拔起，又跑到石拱桥上，仰头看了一会儿红豆杉，看看红豆杉有没有结出红红的果子来。随后，我们折回家，忧心忡忡地在门口望了望，闹哄哄的人都还在。我们顺着老屋前堆着的劈柴堆往上爬，我们坐到了柴垛上了。这回，我们看到了家里各色各样的人头，屋子里香烟缭绕。我们就坐在柴垛上，用手指把劈柴上的松脂一点一点抠出来，揉成一个小团，又把那个小团掰碎，重新揉。
太阳似乎并不管人间喜乐，一点一点挪移着，慢慢挨下山去。夕阳的光变得越来越薄，中午还热气腾腾的大地、青山、村庄，此刻冷下来，像散席后满桌倾空的杯盏横陈在寂寥里。头顶的天空是竹青的，有鸟儿的身影飞过，鸟儿正在归巢。天才泛起一些暗，还能看清楚周围的事物，小院里，邻居家的灯已点亮。我们坐在劈柴堆上，一种松脂的气息在我们周身围绕，暮色铺天盖地，水晕一般拢过来。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开始在周身升腾。我不知道我为何忧伤，这种忧伤有别于父亲的麻烦事帶来的不安。在一个孩子眼里，生活的难题还没有具体化，他的心还有能力跃过现实之重，希望像未来的日子那么多。可这暮色围绕我，侵袭我，渗透到我的骨骼里。
天全黑下来，我看到满脸堆笑的祖父和二叔挤进人群大声说着话。祖父说：“辛苦大家，累了一天，赶紧吃饭去，吃了饭继续说。”我和妹妹跟随杂沓的脚步往祖父家走，我们看到张牙舞爪的人们快速占领了祖父家的大桌子，碗筷即刻揪心地响动起来。我们很识趣地退到一边，登上楼梯的黑暗处，那是我们观察大人世界的绝佳位置，我们看着他们吃，在楼梯上坐了没多会儿，妹妹想起她的公鸡来，说：“哥，我们去看看小白龙吧。”
我并不想去，但又不好拒绝她，天越来越暗了，她独个儿是不敢去的。奶奶的鸡笼搁置在侧屋草料间角落里，小白龙就被我们藏在那儿，那里晌午时分也黑咕隆咚的。我们摸进去，屋子里的干柴和麦秆黑压压挤着，侧身穿过柴堆，就看到鸡笼了。妹妹就跟在我后面，嘴里唤着她的鸡。可是，鸡笼空空，根本没有小白龙的身影，一根鸡毛也没有。黑暗中，我依然见到妹妹眼睛里的惊恐之色在跳动，“哥，小白龙……黄鼠狼，黄鼠狼……”我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除了暗黑，什么都看不到。只有妹妹的惊叫声冲口而出，她哭着冲出了草料间，跑到母亲面前，“妈，小白龙，小白龙……又被黄鼠狼……不见了……”她已泣不成声，小小的身子抖动着，像风里的一茎草。
母亲抱起妹妹，把脸贴在妹妹脸上，我看到母亲的嘴角强烈地抽动着，泪也下来了。母亲什么都没说，只有妹妹哭声响亮。听到哭声的二叔走过来，摸摸妹妹的头，“小白龙一定会找回来的。”妹妹用力摇了摇头，歪着嘴，又一次哇地哭了起来。母亲只好抱着妹妹离开了祖父家，我看到母亲的背影一点点变矮变小，渐渐融进暮色里，像一艘小木船融进了苍茫的大河。 我重新坐回到祖父家楼梯的阴影里，居高临下看着那张堆叠着菜的大方桌，看着闹哄哄的人群，心里想着，等他们一吃完，就去叫母亲和妹妹吃饭。祖父和二叔在卖力地劝酒，没过多久又一碗菜上来，祖父很客气地说：“新杀了一只鸡，鸡肉好吃，每个人都尝尝，都尝尝。”祖父把鸡肉一块一块夹到那些陌生人的碗中，等到分完一轮，大瓷碗里就剩下一个鸡头两个鸡爪了。
“新杀了一只鸡……新杀了一只鸡？”这句话突然像锤子般敲打在我心上，一股悲伤像突发的山洪搅动着我的胸腔，我快速站起身，从楼梯上跑开了，我跑到祖父家屋旁空地上，空地旁边有一条溪，溪对面是黑黝黝的前门山。夜已黑透，我对着前门山，对着那条溪站定，泪再也压制不住地涌了出来。
这群侵入我们家的陌生人于第二天午后一哄而散，父亲一人在后门屋檐下朝着潺潺的小溪站了许久。
突如其来的灾难总算平息，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真正影响，只是往后很多年，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和妹妹坐在门前柴垛上的情形，记得小村庄里青蓝的暮色拢着天空和大地，拢着那棵高大的南方红豆杉，拢着黑的屋檐，我的心一点一点泛起酸楚来。
或许独自一次次翻山越岭去行医的寂寥让人害怕，或许起早贪黑挣扎着的生活让人厌倦，或许那场意外的事故让人沮丧。几年后父亲将我们带离了深山里的村庄。我们也跟随父亲从大山深处来到大海之滨。
大海之滨的乡下并不能见到海，而是大片大片田野。父亲说：“这里的田地太好了，再不是山坳里那点屁股大的地方。那么平坦那么肥沃，插根锄头柄进去都能发芽！”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荡漾着憧憬。我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在意视野开阔，现在才渐渐明白，在大山里抬起头来就是山，就是壁立的树，而一马平川的地方，确实有大不同。就说光好了，山里的光是从上至下倾泻的，透过山与山的肩膀落到小村庄里，太阳在头顶的时辰很短暂。平原的乡村，赶上晴天，一天到晚都是通透的，光能够没遮挡地自由穿梭。
父亲刚到新地方，既没钱，又不会说当地话，首先得扎下根来。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小诊所第一笔购药的四百元启动资金是分别从我舅舅和父亲同村好友那借得的，等这些药用完，父亲才有了周转的资金。那时我到了上学年纪，就跟随父亲出来到外面念书了。而母亲则带着妹妹在老家照顾那些散落在大山里的庄稼，还有那几亩树林毛竹林。父亲既要努力在这个新地方拼出一番样子来，又要带着刚到入学年纪的儿子，他显然使出了全身的劲儿。
父亲成了有求必应的医生，上午在小诊所坐诊，下班时分，眼看小诊所再无患者来，也到了父亲出诊时间。最初半年，父亲还不会骑自行车，就步行，背着先前那个棕色而旧的牛皮药箱，在傍晚的夕阳里奔赴一户又一户人家。后来父亲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出诊时常会带上我，我以为是父亲担心我一个人留在小诊所里害怕，那时我们就住在小诊所的一个小隔间，房间很小，几乎是以小诊所为家的。后来我觉得父亲带上我还有另一层未说破的意思，他是想走夜路有个伴。
我跟在父亲身旁，时常要走过村外的一个枸橘林，那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枸橘林横亘于大片田野中间，一面临河，另一面有一条一米多宽的小道，是我们去东边那些村庄的必经之地。林子里有三座孤零零的坟茔，透过茂密的老虎刺依稀可辨。那会儿我只敢在早晨和正午一个人打枸橘林旁过。傍晚时分，枸橘林里的暮色似乎要格外重一些，从林子里飘出来的薄暮混合着田野里的雾气，让人心慌。我和父亲一次又一次从那里经过，去的时候薄暮冥冥，回来已是夜晚。我趴在父亲背上，经过枸橘林时，心里祈祷着不要听到乌鸦的叫声，我也不用眼睛去看这一片黑漆漆的野林子，而是将头扭到另一边，看平铺在夜色里的稻田，也看头顶的月亮，赶上月亮明晃晃的夜晚，便觉得心头踏实许多。
父亲渐渐有了些积蓄，也能应对生活了，就将母亲和妹妹接了来。母亲和妹妹到来不久，家里即刻养了一群小鸡，其中一只鸡长得特别俊逸，通体洁白，鸡冠鲜艳，走起路来趾高气扬，妹妹给它取了个名字，这回叫它“白马”。父亲微笑着告诉妹妹，这里没有黄鼠狼，你的“白马”再不会让黄鼠狼吃掉了。妹妹听了这句话，眼睛里闪出明亮的喜悦，她怀里正抱着白色小公鸡，小公鸡若有所思地转了一下头，我们不怀疑它也听懂了父亲的话。
很多个放学后的傍晚，我喜欢到田野里漫无目的地走上一阵子，尤其秋后的田野，稻子已收割，短短的稻茬还留在田里，夕陽的光辉给稻田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酒红色，薄雾从大地的角落跑出来。远处的村庄静默，零零星星的绿树静默，田边的沟渠静默，只有衰黄的草起伏着，秋风一下一下梳着草的头。我喜欢这样的时刻，喜欢这将暮未暮的时分。一如既往地，我觉得自己的心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捉住了，但却出奇平静，若黄昏里静止的湖水。我是喜欢这种忧伤的，它抚慰着不安的心，让宁静回到身体内部。我也是喜欢这黄昏四起的薄暮的，到了异乡，我发觉它竟然联结着遥远的旧日愁绪，这愁绪经了时间消融，此时已成为感伤而动人的回忆。一个黄昏接着一个黄昏，一场暮色连着一场暮色，就像舞台上变幻的背景，又如同人的命运在悄然转换。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村口张望，间或有人往桥上来，他就避开几步，跑到桥边岔路口的红豆杉下，假装看溪水卷起一片打转的落叶，他不喜欢人家问起，心里的委屈好比口袋里捡到的一枚硬币，得独自藏着掖着。他等了许久，那一天显得格外漫長。他面前不断闪现出母亲走时的样子，她解下身上的围裙，故作轻松地抚摸他的头。随后，一个人走出村去，跟碰到的邻居大嫂说：“这个事情迟早躲不过，现在就去做了。”他并不很明白母亲去做什么。
夕阳下去，一层暮色在远处青山边浮动起来，小男孩看到远远一群人拥着一个什么从村口小路进来。等到人群近些，才发现他们抬着一个担架。他没有急切地跑去，只在心里担忧着，目光在杂沓的人群里寻觅，他找不见母亲的身影。直到人群更近了，担架这一头仿佛就要触到桥边的石头。他居高临下瞧见了夹杂在担架边的疲惫的父亲，还来不及喊爸爸，有人冲他说：“妈妈回来了。”
男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先被这架势吓住了，他瞥见担架上母亲苍白的脸，母亲额头包着一块帕子，眼睛紧紧闭着。他哇一声哭了出来，他的哭声就在那个黄昏荡漾开去，融入近旁的薄暮中。他觉得心空落极了，牙齿根发痒，头皮麻麻的，去年立在屋檐上望着黑瓦下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那是1984年早春，妹妹出生后第二年，母亲到乡里医院做了绝育手术。1980年初期，计划生育如火如荼在全国铺开，真正推行到这个小村庄时晚了几年，小男孩才“捡”了一个妹妹。
那个傍晚的漫长等待，那一片自青山里浮动而来的薄暮，大概是他记忆里最早觉察到的人间的忧伤。忧伤通常无迹可寻，但他分明又觉得它就是暮色的另一种形式，它缥缈，寂静，悄然而至。
一
那会儿，父亲、母亲、我，还有小我三岁的妹妹生活在一个寂静微小的世界里。世界小到只有两条极瘦的溪，只有一片山，只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树，只有鸟衔着无边无际的贫穷飞来飞去。父母一直在忙碌，我们睁开眼睛，父亲和母亲就出门干活了，他们往山上走。我和妹妹在早晨的霞光里往另一个方向走，我们走去祖父家。山太大了，父亲和母亲一头扎进去，让我们再找不见。直到天黑透，他们才会重新出现，头上、粗布衣服上沾着枯黄的锯齿状的草叶。我和妹妹在奶奶家随便对付一顿午餐，吃点粗糙的食物，有时是一个大麦饼，麦饼的圈很厚，不像母亲烙的饼，圈薄，馅足，一口就能咬到白亮亮的板油；有时是红薯米粥配土豆。奶奶的灶台永远黑乎乎的，端出来的粗瓷碗黑乎乎的，奶奶烧好饭后，脸上沾满锅灰，脸也是黑乎乎的。
午饭后，我们晃回自家门前，穿过一个东倒西歪的木台门，里面四五户人家围起一个院子。我家临溪，老屋低矮简陋，以石头垒砌成一堵面溪的墙，其他三面支着薄薄的木板，木板墙和石墙中间撑着几根粗大的木柱，已被虫蛀得坑坑洼洼，露出一副颓败相。一个吱嘎作响的木楼梯通往二楼。二楼低矮，两面通风，三角的木屋顶直压下来，每一次走上去我都有些害怕。老屋以黄泥铺地，时间久远，众人踩踏的地面已变得黝黑坚实。
六岁的小男孩和三岁的小女孩，两个暂时被大人遗忘的人，有时坐在门槛上，有时坐在屋旁木台门下长条凳上。那是两条供人们晒太阳的圆横木，到冬天深处，就会有一群老人蜗牛般慢慢爬满它们。但现在它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在上面跳，在上面练“金鸡独立”，或者在上面一寸一寸地蹭来蹭去。我已记不起是怎样度过漫长的午后时光的，我们晃晃悠悠走遍了小村庄的角角落落，时间笨重而迟缓。日头跌下去后，还得等很久，父母亲才会回来。那会儿，我们村里人想到的赚钱方法是编橘筐，那是他们在绞尽脑汁后忽然“遇到”的一个赚钱方法。我们所在的是著名的橘乡，小山村里却没有一棵橘子树。可有一天，有人到乡里来收橘筐，并拿来了一个藤条编的筐做样品，他们讲这种橘筐叫藤篰。没过多久，家家户户男人女人都上山砍藤条去了，这是一种长得很齐整的藤本植物，小拇指般粗细，韧性十足。他们白天砍藤条，晚上编藤篰，再到市场上以五角到七角一个卖出。一个藤篰能装五六十斤橘子，那真是一个不小的筐子了，六七岁的孩子跳进去，蜷起腿来，恰好就能躲在里头。
那些日子，我们在沉沉暮色里等待的就是背着一大捆一大捆藤条的父亲和母亲，他们跟随村里男女，从老屋边的那条石路上走来。也有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归来，山上藤条越来越少，他们就得和大部队错开，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地方。
我和妹妹站在歪斜的木台门边，借着最后一抹余光，我看到她头上的小辫子快散开了，她的头发黄黄的，一个真正的黄毛丫头。第一个背着藤条的人出现了，第二个背着藤条的人出现了，这两个人哼哧哼哧从我们身旁穿过，脚步吧嗒吧嗒敲打着青石路。暮色笼罩着小村庄，最后的夕光把他们的身影剪出来，身体镶上了一圈金边，我跟妹妹忍不住站到了青石路上，踮起脚跟看。有时候，第五个就是父亲，第六个是母亲，有时候是第七个和第八个。也有很多时候，他们迟迟没出现，等到大队人马都过去，等到零零散散的人也过去，等到我们渐渐辨认不出那偶然冒出来的背着沉沉藤条的人是谁，密集的脚步声变成了零碎的脚步声，零碎的脚步声又渐渐沉落，被屋旁突然清晰起来的溪流声替代。我和妹妹还是没等来父亲和母亲，肚子重新叽里咕噜发出抗议来。
也有时候，薄暮刚升起，酡红的夕阳卡在山一角，母亲竟早早回来了，她卸下肩上的一大捆藤条，连歪斜的粗布衣服都来不及拉直，即刻走向楼梯，我和妹妹踩着她的脚后跟，木楼梯吱嘎吱嘎的，像我们的肚子一样叫起来。
母亲去看望她的小鸡。早一个月前，家里刚买了几只小鸡，母亲是想把它们养大下蛋的。昏暗已全然占据二楼，一点光线自木窗透入。我们走上去，昏暗往后退开了几尺。母亲疾步冲向谷柜，谷柜床一般高，内里装谷子，客人来了铺上毡子，又用来当床。小鸡就养在谷柜上的一个竹篮里，篮子上覆了竹筛，筛子上压了两块足有几斤重的大石头。这样养鸡是因为山村里黄鼠狼横行，母亲养下的七只小鸡，已被黄鼠狼吃掉过两只。 母亲扑向谷柜时，我看到石块已掉落一旁，又看到掀翻的竹筛，接着便是五只倒成一堆的鸡，有的脖子被咬断了，有的屁股被掏空了，暗红色的血溅在竹篮上……母亲用手探了探其中两只被咬掉脖子的鸡，就像寒冷的人急切地在一堆余烬里摸索着火星，她似乎发现了一丁点生命迹象，让我赶快下楼取脸盆。
母亲将那两只鸡罩在脸盆下，快速敲打起脸盆，那是我们一家人用来洗脸的搪瓷脸盆，漆掉了好些，斑斑驳驳露出里面的铁锈。母亲像敲打一面锈迹斑斑的铁皮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山村里人们的常见做法。母亲敲击了好久，直到额上渗出一颗颗汗珠来，更重的暮色从窗口漫进来，漫过了我们的身体和视线，才收了脸盆，疲惫地垂下双手，转过身去，用手背揩了两下眼角。
我和妹妹立在她身旁不知所措。
二
早上还高昂着头的鸡，此刻脑袋耷拉着，钟摆般晃动。我和妹妹相跟着一步一步从楼上挪下来，走到楼下昏暗的灯光里，才发觉妹妹怀里还有一只死鸡。母亲走过去想夺下那只死鸡，妹妹侧了个身，小声又坚定地说：“小白龙活过来了，它会动，小白龙不会死的！”小白龙是她给鸡取的名字，几乎每个进入我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名字，爷爷家耕地的黄牛叫阿发，它的脸跟住在前坑的阿发叔长得特别相似，奶奶养的兔子叫萝卜蹲，它每跳跃一下就做一个下蹲动作，像极了小屁孩们游戏中“萝卜蹲了白菜蹲”的动作……被咬的七只鸡都有自己的名字。在暮光中，我也似乎看见妹妹怀里那只鸡抖动了一下爪子，歪向一边的脖子似乎还能直起来。就在那当儿，屋外天井里传来了响亮的木柴落地声，父亲回来了。父亲快速取来了几片药，置于一个大瓷碗里，再用一个小碗的碗底将药丸碾成粉末，白色粉末撒在小鸡的脖子上，一痕血迹很快被掩盖，上完药后，妹妹小心翼翼地把鸡捧到一个闲置的针线箩里，那里有一些散落的破布和毛线头，又在鸡的面前放了一小碗清水。
不知道是不是不凡的名字护佑了它，小鸡还真应了妹妹那句话活了过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听到奄奄一息的小鸡在叽叽地叫，叫声尖细又清亮，透过晨光，一下子将妹妹从床上唤了起来。她连拖鞋都来不及穿，就跑到米缸里抓了一把白米撒在小鸡面前黝黑的地上，以往白米绝不被允许喂鸡，那个早晨父母却似乎什么都没看见。
此后，我们天天带着小白鸡，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们决定不再让鸡独自历险了。我们生活里埋下了一个强大的假想敌：黄鼠狼。尽管直到后来离开山村，我们都未亲眼见过黄鼠狼，但黄鼠狼在我们的想象里却格外厉害，它能飞檐走壁，上房揭瓦，它有尖利的牙齿，能咬动一块瓦片，就像我们咬一块锅巴似的，唰啦唰啦响。
妹妹问我：“哥哥，黄鼠狼是一种很厉害的动物吗？它厉害还是隔壁云林家的阿黄厉害？”阿黄是云林叔家的土狗，我说：“肯定是黄鼠狼厉害，阿黄可不吃鸡。”妹妹又问我：“黄鼠狼厉害还是爷爷家的阿发厉害？”我说：“肯定是阿发厉害，阿发力气可大了，发起脾气来，爷爷和叔叔两个都拉不住它。”阿发是爷爷家的大黄牛。“黄鼠狼是不是牙齿很尖，牙齿能咬断木头吗？”我说：“那当然，要不怎么能一口把鸡的脖子撕开？”妹妹听了这句话，小小的身体激灵了一下，一脸紧张地盯着我，“那黄鼠狼的牙齿能咬断铁棒吗？”我说：“肯定咬不断，黄鼠狼牙齿上没有锯齿的，只有锯齿才能弄断铁棒。”妹妹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再问了。我从柴垛里抽出一根结实的手臂般的木棍，抡起来往木柱子上狠狠打下去，木柱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黄鼠狼胆敢再出现，一棍子结果它。”
小白龙脖子上的伤很快愈合了，那里长出了新的毛羽，鸡冠重又变得红润，神气地竖在头上。妹妹从小就对小动物具备魔力，无论小鸡小鸭，到她手里，一概能侍弄得和她形影不离。她三岁起，就负责给家里的小动物喂食，她只要站在米缸边用手指敲响米缸，鸡鸭就会成群跟来。现在小白鸡是妹妹仅剩的宠物了。她一日三餐照管它的吃喝，自己吃饭的时候，就给它喂米饭。自己喝水，就匀点水给鸡喝。自己吃冰棍，也会蹲下去，把冰棍举到鸡面前让鸡啄两口……她带它去草籽田里捉虫，带它去竹山上找蚂蚱，抱着它看其他小姑娘跳皮筋。小公鸡和我们一起从早晨晃到中午，又从中午晃到傍晚，和我们一起在暮色里迎接父母回家。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一个洋娃娃，没有一件小玩具，只有这小鸡天天陪伴妹妹，如果父母不反对，她必然要将这只鸡请到床上同枕共眠的。
四五个月过去，小白龙出落成一只成年公鸡的模样。有一天，父親担柴闪了腰，母亲就想着给父亲补补，她去外公家拿回来五六个鸡蛋，炖了酒给父亲吃，父亲的伤似乎不减，用了几服药，只是稍有好转，翻身起坐还会痛。母亲想到将家里鸡杀了，炖个鸡汤。话一出口，即刻遭到妹妹强烈反对。母亲只是试探式地询问一句，妹妹抱起小白龙逃离了家门，将鸡放到祖父家溪畔的稻田边，一边把鸡往田里赶，一边大声告诫：“小白龙，你再不要回来了，他们要杀了你呢。”父亲和母亲只好向妹妹郑重许诺，保证不杀小白龙了。妹妹才站去田边把鸡从稻田里召唤回来。
三
父亲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时不时地会有人一路风尘仆仆走到我们这个小村庄，走过石桥，走过溪畔，穿过矮墙门，走进我家。没过多久，父亲就背起药箱出门了。那是一个牛皮药箱，不知道是父亲早先在卫校培训时发的，还是村里发的，反正有了年月。父亲根据来人的描绘，在药箱里搁入些药物，带上针筒，镊子等医用器械。父亲走的时候总是很匆忙，大概他是知道的，治病如救火，病人都是眼巴巴等医生来的吧。父亲早上出门给人看病，有时傍晚就能回来，有时得过好几天才能回来。父亲回来时带回一堆吃的，还带回过一个玩具的木头鸭子，那大概是我童年时得到过的最体面的玩具，后来为了看看鸭子身体里藏着什么，那只木头鸭子被我一劈为二。母亲告诉我们：“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看病，那地方叫黄杉道脊。”我们便对黄杉道脊很向往。母亲还说，“那里很远，光山路就得走五六十里。”我不知道五六十里多远，但眼睛里浮现出父亲背着药箱在山间慢慢走的样子。山太大了，路小得像晃荡的牛绳，父亲穿着粗布衣服，脚上一双旧解放鞋，有时候跟在一个来请他的人后面，有时候独自一人。他走过一片巨大的山岗，看到对面的青山横亘在苍茫的云岚中，他走下一个很深的山坳，路上阳光斑驳明灭，山太大了，父亲小得就像一只沉默的蚂蚁，他走上大半天，都不会遇见另一只蚂蚁。 父亲又去了那个一住十几天的在我想象中遥不可及的村庄。好多天后才返回，回来时告诉我们，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快不行了，他去给看了看。父亲说：“人太老了，老得快要走了。”父亲说话时脸上爬满了倦容，我们并不在意老太太走不走，我们也没有在意父亲脸上疲惫的表情。我们只在意父亲带回来的红薯干和雉鸡翎。看到这野鸡的翎羽，我心里喜欢得紧，就想起穆桂英来。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这趟远行惹来了一个大麻烦。起先，我们只捕捉到大人们嘴里各种不安的谈论，他们言辞闪烁，仿佛在说一个可怕的灾难即将到来。后来听多了，我小小的心里也拼凑出了事情完整的样子：父亲给那个老太太用错了药，这是他回来后才想起的。他离开老太太那个遥远山村时，开给老太太的药该是一天服两粒的，可他却告诉老人家一餐服两粒，意味着老太太一天多吃了四颗药。父亲想起这件事，即刻让人带口信过去，让老人停止服药。父亲的医嘱过了整整十天才辗转带到那个有木头鸭子、雉鸡翎和红薯干的小村庄，老人如父亲说的那般已经走了。那户人家正沉浸在例行的伤悲里，这个当口，医生竟让人捎话来说药吃错了。一家人顷刻间化悲伤为愤怒，他们说我父亲的药害死了老人，否则不至于这么快咽气的。
父亲并没有第一时间见到他们的怒气。是捎医嘱去的人辗转七八天捎回来的消息。我已经记不起父亲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惶恐，他说自己的药没有毒，不至于使人送命，可这些似乎都无法辩解。我只记得祖父怒气冲冲地骂了父亲一回，说他这么大人了，处事还不知深浅和利害，这可是要把自己坑死的。有邻居让父亲赶紧出去躲躲。也有人说不必怕，一番好意救命去的，又不是你害死了她，八十岁的人本就快死的……众口不一的声音，一定让父亲陷入过一种特别的惊恐。我和妹妹不能到村里随处瞎逛了，母亲让我们最好待在家附近，或者去祖父家，看到陌生人进村赶紧回来和家里人说。我们每天从第一缕晨曦透进木窗的缝隙开始不安，又看着太阳慢慢移动它的脚步，看着树的阴影在风里摇曳，一直到暮色四合黑夜降临，我们才把提吊着的心放回胸膛里。山路难行，那些人不至于摸黑找上门来。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谁都没有说什么，祖父偶尔会在晚饭后踱步过来，看看我和妹妹，或者把我抱到他膝上坐着，一言不发。用他的大手握着我的手，直到把我的手握得热烘烘的，再起身离开，离开时照例无话。一家人都在等，等一个索命的消息变为事实。
那天我和妹妹去奶奶家，待我们回到自家老屋，家里已挤进了一群人，我们想挤进去看看情况，但人墙严实，我们只看到很多腿，耳边是闹哄哄的说话声。母亲慌里慌张跑出来，俯在我耳边说了句话，让我赶紧把爷爷和叔叔们叫来。
等我飞跑着从祖父家返回，来人已把父亲团团围住。父亲本来个儿就不高，这下成了激浪中的一个旋涡，我们找不见他了。我和妹妹看了好久的人，又去看墙角的蚂蚁，看蚂蚁搬动一只死去的只剩一边翅膀的瘦苍蝇，蚂蚁们三三两两汇聚起来，越聚越多，比我们家聚集的人还要多，它们哼哧哼哧使着劲儿。等我们看着蚂蚁把那只一动不动的苍蝇运到了墙的转角，又重新回去看家里的情况，人们还在喋喋不休，父亲还在激浪般的旋涡中心。我的肚子分明咕噜咕噜叫起来，我知道妹妹的肚子也已经咕噜咕噜叫起来了。
那个下午漫长得似乎没有边际，中间的过程我都给忘了，只记得我和妹妹在院子里的矮墙根一带转来转去，把一株株草连根拔起，又跑到石拱桥上，仰头看了一会儿红豆杉，看看红豆杉有没有结出红红的果子来。随后，我们折回家，忧心忡忡地在门口望了望，闹哄哄的人都还在。我们顺着老屋前堆着的劈柴堆往上爬，我们坐到了柴垛上了。这回，我们看到了家里各色各样的人头，屋子里香烟缭绕。我们就坐在柴垛上，用手指把劈柴上的松脂一点一点抠出来，揉成一个小团，又把那个小团掰碎，重新揉。
太阳似乎并不管人间喜乐，一点一点挪移着，慢慢挨下山去。夕阳的光变得越来越薄，中午还热气腾腾的大地、青山、村庄，此刻冷下来，像散席后满桌倾空的杯盏横陈在寂寥里。头顶的天空是竹青的，有鸟儿的身影飞过，鸟儿正在归巢。天才泛起一些暗，还能看清楚周围的事物，小院里，邻居家的灯已点亮。我们坐在劈柴堆上，一种松脂的气息在我们周身围绕，暮色铺天盖地，水晕一般拢过来。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开始在周身升腾。我不知道我为何忧伤，这种忧伤有别于父亲的麻烦事帶来的不安。在一个孩子眼里，生活的难题还没有具体化，他的心还有能力跃过现实之重，希望像未来的日子那么多。可这暮色围绕我，侵袭我，渗透到我的骨骼里。
天全黑下来，我看到满脸堆笑的祖父和二叔挤进人群大声说着话。祖父说：“辛苦大家，累了一天，赶紧吃饭去，吃了饭继续说。”我和妹妹跟随杂沓的脚步往祖父家走，我们看到张牙舞爪的人们快速占领了祖父家的大桌子，碗筷即刻揪心地响动起来。我们很识趣地退到一边，登上楼梯的黑暗处，那是我们观察大人世界的绝佳位置，我们看着他们吃，在楼梯上坐了没多会儿，妹妹想起她的公鸡来，说：“哥，我们去看看小白龙吧。”
我并不想去，但又不好拒绝她，天越来越暗了，她独个儿是不敢去的。奶奶的鸡笼搁置在侧屋草料间角落里，小白龙就被我们藏在那儿，那里晌午时分也黑咕隆咚的。我们摸进去，屋子里的干柴和麦秆黑压压挤着，侧身穿过柴堆，就看到鸡笼了。妹妹就跟在我后面，嘴里唤着她的鸡。可是，鸡笼空空，根本没有小白龙的身影，一根鸡毛也没有。黑暗中，我依然见到妹妹眼睛里的惊恐之色在跳动，“哥，小白龙……黄鼠狼，黄鼠狼……”我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除了暗黑，什么都看不到。只有妹妹的惊叫声冲口而出，她哭着冲出了草料间，跑到母亲面前，“妈，小白龙，小白龙……又被黄鼠狼……不见了……”她已泣不成声，小小的身子抖动着，像风里的一茎草。
母亲抱起妹妹，把脸贴在妹妹脸上，我看到母亲的嘴角强烈地抽动着，泪也下来了。母亲什么都没说，只有妹妹哭声响亮。听到哭声的二叔走过来，摸摸妹妹的头，“小白龙一定会找回来的。”妹妹用力摇了摇头，歪着嘴，又一次哇地哭了起来。母亲只好抱着妹妹离开了祖父家，我看到母亲的背影一点点变矮变小，渐渐融进暮色里，像一艘小木船融进了苍茫的大河。 我重新坐回到祖父家楼梯的阴影里，居高临下看着那张堆叠着菜的大方桌，看着闹哄哄的人群，心里想着，等他们一吃完，就去叫母亲和妹妹吃饭。祖父和二叔在卖力地劝酒，没过多久又一碗菜上来，祖父很客气地说：“新杀了一只鸡，鸡肉好吃，每个人都尝尝，都尝尝。”祖父把鸡肉一块一块夹到那些陌生人的碗中，等到分完一轮，大瓷碗里就剩下一个鸡头两个鸡爪了。
“新杀了一只鸡……新杀了一只鸡？”这句话突然像锤子般敲打在我心上，一股悲伤像突发的山洪搅动着我的胸腔，我快速站起身，从楼梯上跑开了，我跑到祖父家屋旁空地上，空地旁边有一条溪，溪对面是黑黝黝的前门山。夜已黑透，我对着前门山，对着那条溪站定，泪再也压制不住地涌了出来。
这群侵入我们家的陌生人于第二天午后一哄而散，父亲一人在后门屋檐下朝着潺潺的小溪站了许久。
突如其来的灾难总算平息，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真正影响，只是往后很多年，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和妹妹坐在门前柴垛上的情形，记得小村庄里青蓝的暮色拢着天空和大地，拢着那棵高大的南方红豆杉，拢着黑的屋檐，我的心一点一点泛起酸楚来。
四
或许独自一次次翻山越岭去行医的寂寥让人害怕，或许起早贪黑挣扎着的生活让人厌倦，或许那场意外的事故让人沮丧。几年后父亲将我们带离了深山里的村庄。我们也跟随父亲从大山深处来到大海之滨。
大海之滨的乡下并不能见到海，而是大片大片田野。父亲说：“这里的田地太好了，再不是山坳里那点屁股大的地方。那么平坦那么肥沃，插根锄头柄进去都能发芽！”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荡漾着憧憬。我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在意视野开阔，现在才渐渐明白，在大山里抬起头来就是山，就是壁立的树，而一马平川的地方，确实有大不同。就说光好了，山里的光是从上至下倾泻的，透过山与山的肩膀落到小村庄里，太阳在头顶的时辰很短暂。平原的乡村，赶上晴天，一天到晚都是通透的，光能够没遮挡地自由穿梭。
父亲刚到新地方，既没钱，又不会说当地话，首先得扎下根来。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小诊所第一笔购药的四百元启动资金是分别从我舅舅和父亲同村好友那借得的，等这些药用完，父亲才有了周转的资金。那时我到了上学年纪，就跟随父亲出来到外面念书了。而母亲则带着妹妹在老家照顾那些散落在大山里的庄稼，还有那几亩树林毛竹林。父亲既要努力在这个新地方拼出一番样子来，又要带着刚到入学年纪的儿子，他显然使出了全身的劲儿。
父亲成了有求必应的医生，上午在小诊所坐诊，下班时分，眼看小诊所再无患者来，也到了父亲出诊时间。最初半年，父亲还不会骑自行车，就步行，背着先前那个棕色而旧的牛皮药箱，在傍晚的夕阳里奔赴一户又一户人家。后来父亲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出诊时常会带上我，我以为是父亲担心我一个人留在小诊所里害怕，那时我们就住在小诊所的一个小隔间，房间很小，几乎是以小诊所为家的。后来我觉得父亲带上我还有另一层未说破的意思，他是想走夜路有个伴。
我跟在父亲身旁，时常要走过村外的一个枸橘林，那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枸橘林横亘于大片田野中间，一面临河，另一面有一条一米多宽的小道，是我们去东边那些村庄的必经之地。林子里有三座孤零零的坟茔，透过茂密的老虎刺依稀可辨。那会儿我只敢在早晨和正午一个人打枸橘林旁过。傍晚时分，枸橘林里的暮色似乎要格外重一些，从林子里飘出来的薄暮混合着田野里的雾气，让人心慌。我和父亲一次又一次从那里经过，去的时候薄暮冥冥，回来已是夜晚。我趴在父亲背上，经过枸橘林时，心里祈祷着不要听到乌鸦的叫声，我也不用眼睛去看这一片黑漆漆的野林子，而是将头扭到另一边，看平铺在夜色里的稻田，也看头顶的月亮，赶上月亮明晃晃的夜晚，便觉得心头踏实许多。
父亲渐渐有了些积蓄，也能应对生活了，就将母亲和妹妹接了来。母亲和妹妹到来不久，家里即刻养了一群小鸡，其中一只鸡长得特别俊逸，通体洁白，鸡冠鲜艳，走起路来趾高气扬，妹妹给它取了个名字，这回叫它“白马”。父亲微笑着告诉妹妹，这里没有黄鼠狼，你的“白马”再不会让黄鼠狼吃掉了。妹妹听了这句话，眼睛里闪出明亮的喜悦，她怀里正抱着白色小公鸡，小公鸡若有所思地转了一下头，我们不怀疑它也听懂了父亲的话。
很多个放学后的傍晚，我喜欢到田野里漫无目的地走上一阵子，尤其秋后的田野，稻子已收割，短短的稻茬还留在田里，夕陽的光辉给稻田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酒红色，薄雾从大地的角落跑出来。远处的村庄静默，零零星星的绿树静默，田边的沟渠静默，只有衰黄的草起伏着，秋风一下一下梳着草的头。我喜欢这样的时刻，喜欢这将暮未暮的时分。一如既往地，我觉得自己的心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捉住了，但却出奇平静，若黄昏里静止的湖水。我是喜欢这种忧伤的，它抚慰着不安的心，让宁静回到身体内部。我也是喜欢这黄昏四起的薄暮的，到了异乡，我发觉它竟然联结着遥远的旧日愁绪，这愁绪经了时间消融，此时已成为感伤而动人的回忆。一个黄昏接着一个黄昏，一场暮色连着一场暮色，就像舞台上变幻的背景，又如同人的命运在悄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