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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报刊发展史，人们往往想到上海。其实上海只是新闻报纸的发祥地，真正的历史传统报纸，却源于北京，《京报》就是老北京报业的奠基石。
《京报》源于“邸报”
《京报》诞生于清代，由“邸报”、“邸钞”演化而来。“邸报”最迟在唐代就有了这名词。“邸”是汉代以后历朝地方政府设在京城的办事机构，其派驻官员为“奏事官”，负责将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章、官员的变迁等方面消息报告给地方。而其通报的信件就叫“邸报”，因系手抄，故也称“邸钞”、“邸报”，实际就是没有报头的官方“公报”。最早发现的“邸报”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进奏院状”，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买出境，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
《京报》称谓始于明末清初，因“邸报”不断被民间传抄流到外省，外地读者首称其为京报。
明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邸报”没有报头，故只能算报纸的前身。《京报》有明确报头，但因同“邸报”一样没有采访和评论，也没有刊号，新闻界将其定性为现代报纸的雏形。
官办的《京报》
清代既有官办“邸报”，又有民办“京报”。
官办“邸报”沿袭明制，由内阁主管（雍正以后由军机处主管），各省在京城设“提塘官”负责抄写“邸报”向本省传送。对涉及本省的谕旨、各部批复的文书，以“提塘”之名传送，涉及本省地的内容，以“京报”之名传送。
所谓“提塘”和“提塘官”，《历代职官表》卷十二载：“国朝定制，各省设在京提塘官，隶于兵部……凡疏章邮递至者，提塘官恭送通政司，通政史、副史参议校阅，封送内阁。五日后，以随疏赉到之牒，应致各部院者，授提塘官分投；若有赐于其省之大吏，亦提塘官受而赉至之。谕旨及奏疏下阅者，许提塘官誊录事日，传示四方，谓之邸钞。”
清代报房发钞程序，《大清会典事例》有明确记载：“每日亲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其应发钞者皆下于阁。内外陈奏事件，有奏折、有提本……下阁后，谕旨及奏折则传知各衙门钞录遵行，提本则发于六科，由六科传钞”。乾隆年间又规定：“所有在京各衙门钞报，总由公报房发钞”，“各省发递阁钞事件，例应责令提塘办理，以杜讹传私钞泄露之弊。嗣后小报房盖行禁止”（注：钞、抄通假）。即每天上午由内阁发布消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官”转抄，传送于各省，不允许民间报房介入。
民办的《京报》
虽然不允许民间报房介入，但由于传抄小报的报房都是纸铺，宫廷所需文房四宝和乡试、会试考卷也由他们承担，他们与内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并没有真正停止，只是更加谨慎。
民间各家报房抄稿组稿程序大致如下：每天下午派人到“公报房”抄录发放的谕旨、奏折、谕折、奏报以及由军机处以宫廷名义编发的《宫门钞》和由内阁自主编发的《阁钞》等，从中拣选相关内容，以“抄发事件”、“奏报”为名抄录下来（此即新闻史所谓之“白皮报”），整理后印报。
乾隆后的《京报》，基本都是印刷的，只是使用字形各异，有活字的，也有泥板的。使用活字也有区别，有木活字的，也有用胶泥活字的，每册１０余页，黄色连史纸封皮，上有木戳戳印的朱红“京报”二字，显得喜庆吉祥。不同时期的封面也有区别，同治前报房名称在首页，光绪后才在封面印上报房名戳。嘉道年间有报房1—3家，咸同年间发展到6家，光绪年间达15家之多，分别为聚兴、聚升、聚恒、合成、信义、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公兴、永兴、洪兴、连升、天辅等，以聚兴、聚恒、聚升报房影响最大。其中天辅报房之《京报》为诸新闻史料所未载，世纪阅报馆珍藏5件。内容一般由宫门钞、谕旨、章奏三部分组成。
《京报》的发行
官方《京报》由户部通政司詹事府通过提塘下传，遍及全国。光绪十年（1882）3月4日《申报》有一段叙述大略反映当时发行状况：“夫京报本有专司，各省大宪衙门，文自督抚至于道，武则将军都统至于镇，皆由驻京提塘刊发，排日传递，自京至省设有塘兵沿途接替，其立法不谓不善，惟是历久弊生，各省所设塘兵饷额无多，不能自赡，或一人而充数名，或同在一途而此省兼带彼省，虽京省皆有提塘司之，然不能沿途稽查也，塘递之报过于程限，如苏浙皆四五十日者，往往迟至三四个月。大宪诘责，而提塘实无良法。道、咸间，有所谓‘良乡报’者，盖有信局特设于顺天之良乡（今北京房山区，旧设京都第一驿站），例发之京报（后民间《京报》）出京后， 由良乡安站雇人接递，省中官宪自出资购之，而塘饷或裁或减，各省不同，要之恶其迟延以示惩罚耳。然良乡报价贵，不易得阅，至有月需三五千钱者，于是省中之提塘，又买良乡报（即民间《京报》，因从良乡发出，故俗名良乡报）而翻印售卖矣。”报房到京外送报与京城送报大不相同。附近州县如通州、良乡，两天送一次，天津５天一次，保定10天一次，再远一月数月不等。
民办《京报》报房都集中在宣南铁老鹳庙（今铁鸟胡同），每天下午有专人到内阁发报房抄录宫门钞、谕折、章奏等内容。从档案角度看，民间《京报》其实是公布宫廷文书档案（不涉密部分）的一种形式。
民办《京报》有订阅，也有零售，送报人率为山东大汉。据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报学史》记录：“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而往之，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他们为能在北京站住脚，自组织行会，明确送报范围,且统一着装。订户以官绅和士大夫居多，也有目不识丁的财主，羡慕虚荣，但订了报不能看，还得找人念。当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倩亲朋念我听。
《京报》是清代北京最重要的报纸，在晚清的上海，中外民营报刊的国内要闻主要摘自《京报》。《申报》在光绪八年（1881年）五月以后，曾设置附张录《京报》全文，《新闻报》、《万国公报》纷纷效仿，大大增加了《京报》的读者群。
与《京报》印刷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刊物《谕折汇存》，专门刊印大臣奏折（包括部分密折）。封面也是黄纸红字，但没有报房名号，一般三至五天出一期，每期80余页，相当于档案汇编。有新闻史专家介绍由京报馆所印，属《京报》增刊，值得商榷。此外，清廷还出版月刊《政治官报》，专门公布朝廷政治文牍，属我国第一份真正的政府公报。由此官方“邸报”和民间《京报》销声匿迹。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
《京报》源于“邸报”
《京报》诞生于清代，由“邸报”、“邸钞”演化而来。“邸报”最迟在唐代就有了这名词。“邸”是汉代以后历朝地方政府设在京城的办事机构，其派驻官员为“奏事官”，负责将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章、官员的变迁等方面消息报告给地方。而其通报的信件就叫“邸报”，因系手抄，故也称“邸钞”、“邸报”，实际就是没有报头的官方“公报”。最早发现的“邸报”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进奏院状”，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买出境，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
《京报》称谓始于明末清初，因“邸报”不断被民间传抄流到外省，外地读者首称其为京报。
明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邸报”没有报头，故只能算报纸的前身。《京报》有明确报头，但因同“邸报”一样没有采访和评论，也没有刊号，新闻界将其定性为现代报纸的雏形。
官办的《京报》
清代既有官办“邸报”，又有民办“京报”。
官办“邸报”沿袭明制，由内阁主管（雍正以后由军机处主管），各省在京城设“提塘官”负责抄写“邸报”向本省传送。对涉及本省的谕旨、各部批复的文书，以“提塘”之名传送，涉及本省地的内容，以“京报”之名传送。
所谓“提塘”和“提塘官”，《历代职官表》卷十二载：“国朝定制，各省设在京提塘官，隶于兵部……凡疏章邮递至者，提塘官恭送通政司，通政史、副史参议校阅，封送内阁。五日后，以随疏赉到之牒，应致各部院者，授提塘官分投；若有赐于其省之大吏，亦提塘官受而赉至之。谕旨及奏疏下阅者，许提塘官誊录事日，传示四方，谓之邸钞。”
清代报房发钞程序，《大清会典事例》有明确记载：“每日亲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其应发钞者皆下于阁。内外陈奏事件，有奏折、有提本……下阁后，谕旨及奏折则传知各衙门钞录遵行，提本则发于六科，由六科传钞”。乾隆年间又规定：“所有在京各衙门钞报，总由公报房发钞”，“各省发递阁钞事件，例应责令提塘办理，以杜讹传私钞泄露之弊。嗣后小报房盖行禁止”（注：钞、抄通假）。即每天上午由内阁发布消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官”转抄，传送于各省，不允许民间报房介入。
民办的《京报》
虽然不允许民间报房介入，但由于传抄小报的报房都是纸铺，宫廷所需文房四宝和乡试、会试考卷也由他们承担，他们与内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并没有真正停止，只是更加谨慎。
民间各家报房抄稿组稿程序大致如下：每天下午派人到“公报房”抄录发放的谕旨、奏折、谕折、奏报以及由军机处以宫廷名义编发的《宫门钞》和由内阁自主编发的《阁钞》等，从中拣选相关内容，以“抄发事件”、“奏报”为名抄录下来（此即新闻史所谓之“白皮报”），整理后印报。
乾隆后的《京报》，基本都是印刷的，只是使用字形各异，有活字的，也有泥板的。使用活字也有区别，有木活字的，也有用胶泥活字的，每册１０余页，黄色连史纸封皮，上有木戳戳印的朱红“京报”二字，显得喜庆吉祥。不同时期的封面也有区别，同治前报房名称在首页，光绪后才在封面印上报房名戳。嘉道年间有报房1—3家，咸同年间发展到6家，光绪年间达15家之多，分别为聚兴、聚升、聚恒、合成、信义、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公兴、永兴、洪兴、连升、天辅等，以聚兴、聚恒、聚升报房影响最大。其中天辅报房之《京报》为诸新闻史料所未载，世纪阅报馆珍藏5件。内容一般由宫门钞、谕旨、章奏三部分组成。
《京报》的发行
官方《京报》由户部通政司詹事府通过提塘下传，遍及全国。光绪十年（1882）3月4日《申报》有一段叙述大略反映当时发行状况：“夫京报本有专司，各省大宪衙门，文自督抚至于道，武则将军都统至于镇，皆由驻京提塘刊发，排日传递，自京至省设有塘兵沿途接替，其立法不谓不善，惟是历久弊生，各省所设塘兵饷额无多，不能自赡，或一人而充数名，或同在一途而此省兼带彼省，虽京省皆有提塘司之，然不能沿途稽查也，塘递之报过于程限，如苏浙皆四五十日者，往往迟至三四个月。大宪诘责，而提塘实无良法。道、咸间，有所谓‘良乡报’者，盖有信局特设于顺天之良乡（今北京房山区，旧设京都第一驿站），例发之京报（后民间《京报》）出京后， 由良乡安站雇人接递，省中官宪自出资购之，而塘饷或裁或减，各省不同，要之恶其迟延以示惩罚耳。然良乡报价贵，不易得阅，至有月需三五千钱者，于是省中之提塘，又买良乡报（即民间《京报》，因从良乡发出，故俗名良乡报）而翻印售卖矣。”报房到京外送报与京城送报大不相同。附近州县如通州、良乡，两天送一次，天津５天一次，保定10天一次，再远一月数月不等。
民办《京报》报房都集中在宣南铁老鹳庙（今铁鸟胡同），每天下午有专人到内阁发报房抄录宫门钞、谕折、章奏等内容。从档案角度看，民间《京报》其实是公布宫廷文书档案（不涉密部分）的一种形式。
民办《京报》有订阅，也有零售，送报人率为山东大汉。据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报学史》记录：“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而往之，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他们为能在北京站住脚，自组织行会，明确送报范围,且统一着装。订户以官绅和士大夫居多，也有目不识丁的财主，羡慕虚荣，但订了报不能看，还得找人念。当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倩亲朋念我听。
《京报》是清代北京最重要的报纸，在晚清的上海，中外民营报刊的国内要闻主要摘自《京报》。《申报》在光绪八年（1881年）五月以后，曾设置附张录《京报》全文，《新闻报》、《万国公报》纷纷效仿，大大增加了《京报》的读者群。
与《京报》印刷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刊物《谕折汇存》，专门刊印大臣奏折（包括部分密折）。封面也是黄纸红字，但没有报房名号，一般三至五天出一期，每期80余页，相当于档案汇编。有新闻史专家介绍由京报馆所印，属《京报》增刊，值得商榷。此外，清廷还出版月刊《政治官报》，专门公布朝廷政治文牍，属我国第一份真正的政府公报。由此官方“邸报”和民间《京报》销声匿迹。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