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长沙男子侯先生以本金170万元，从配资机构4倍配资680万元，总计850万元全仓买入中国中车。经历连续跌停的侯先生，亏光本金170万元，被融资公司强制平仓。最后，侯先生不堪重负，自杀身亡。（详见中国新闻网6月15日报道）
　　侯先生自杀之后，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将责任归咎于侯先生本身，并寄望于后来的炒股者们能够积极反思，通过自省的方式避免重蹈履辙。我认为，论者们口诛笔伐固然没错，但遗憾的是，却极少见到富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意见，以便有效遏制悲剧进一步蔓延。
　　其实，自从20多年前中国开放股市以来，股民在血本无归的情况下跳楼身亡的案例并不罕见。但是，本次长沙男子侯先生的死亡，却引起了广泛关注，主要就在于其失败的原因乃历年罕见，即倒毙于股民集体狂欢的牛市盛宴背景下，而且终结其生命的，还是较为罕见的股票配资。可以想见的是，在侯先生所买入的中车股票暴跌的背景下，如果为其提供配资服务的融资公司不予以强制平仓任其亏损，在参与投供本次配资后血本无归的投资群体中，由于亏损数额太大，极可能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侯先生”。可见，股票配资一旦操作不当，其危害之大极难把控。
　　虽然证监会在侯先生死后再次重申，券商不得为场外配资提供便利，但在巨大的牛市利诱面前，证监会的这个约束机制，根本无法有效控制股民通过其他渠道借款炒股或者杠杆配资。也就是说，只要牛市继续呈现延续趋势，通过配资或借款等方式炒股者仍将大有人在。那么，社会应该如何有效遏制类似的“股民跳楼”情绪蔓延呢？我认为，在各券商严格遵守证监会要求的前提下，社会、家庭都应该主动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以“道义劝告”的方式，共同防范炒股酿成的悲剧。
　　所谓道义劝告，原来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常以书面通告，指示，或口头通知，甚至与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面谈等形式向商业银行通报经济形势，劝其遵守金融法规，自动采取相应措施，配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其实，这种方式同样可以借鉴并适用于人们对炒股狂热者的监督和关爱，使他们不至于倾家荡产。纵观侯先生的死因，就在于缺少及时有效的“道义劝告”，配资机构在风险方面和其沟通明显不够，同时，侯先生之妻在丈夫炒股前后特别是炒股失败后，更是缺少有效的“道义劝告”和人文关怀，终于促使悲剧发生。我认为，社会、家庭在面对那些利用高杠杆股票配资的炒股者时，要尽量运用有效的“道义劝告”方法，才能避免侯先生式的悲剧重演。
　　首先，股票配资机构在为借款人提供高杠杆配资时，应该先尽量设法了解配资人的保证金来源，如果保证金大部分都是借的，特别是通过民间高利贷渠道借来的，就应该予以特别关注，最好先设法跟借款人充分分析一下失败的后果，力争从源头堵住杠杆配资炒股者失败后心理崩溃。同时，配资机构在股票暴跌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主动跟借款人再次打好失败后的心理预防针，引导他们及时退出股市，避免血本无归的悲剧。最后，在强制平仓之后，配资机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对那些损失较为惨重者展开跟踪式的心理疏导，避免其作出过激行为。
　　其次，家庭成员应当主动站在“道义劝告”的立场，尽量劝阻家人借钱炒股，特别是高杠杆配资炒股，尽量打消他们的投机热情，使他们回归到利用闲钱炒股的正常轨道，即使失败了，也不至于影响到家庭生活。万一家庭成员不幸像侯先生一样亏得血本无归了，应该给予应有的安慰，尽量唤起其对家庭的责任意识，鼓励其失败后通过其他奋斗方式东山再起，而不应该过度指责唠叨，激惹其不快情绪，甚至为此走上不归路。
　　最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证监会不妨考虑开通相关心理咨询热线，对于那些在股市受到重创者，及时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帮助受挫者尽快走出心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