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看来不受欢迎，否则，几个月前的外刊文章，不会引来主流舆论的一致反对。今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了一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文章指出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积极发展国有企业，威胁到了“自由资本主义”。
　　四个月后，这组专栏文章的观点遭到国内主流媒体批驳。《求是》杂志发表《发达国家批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一文，认为《经济学人》的文章“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不甘失落的心态。”不久后，《人民日报》撰文《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用意何在？》认为“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不仅是为新自由主义危机辩护，还有压制竞争对手、创建有利于己的新游戏规则等多重考虑。”
　　在国内媒体看来，我国的经济形式并非国家资本主义，西方媒体之所以要这么定义，是有人对新兴市场大好前景“羡慕嫉妒恨”，才炮制出这种阴险的论调。目的是要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种“压制竞争对手”舆论导向，但这种舆论完全在混淆是非。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提出，他认为应该由国家强迫把工业合并经营，并对德国实施“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大加推崇，认为它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
　　二战前的德国和前苏联，这两个推崇“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最终未能善终。前者发动侵略战争，将世界带入地狱般的二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人死于战火；后者在执政70年后也土崩瓦解，不仅经济发展陷入泥潭，还造成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更糟糕的是，那些全盘接受前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大多陷入同胞相残、经济崩溃的境地。
　　在人类的记忆当中，“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个妖魔化的标签，其本身就是个会带来灾难的恶魔。所以，西方媒体对这种经济体制保持着警惕，而被贴上这种标签的国家政府，也会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官方媒体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驳斥，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并不是要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实当中这两种体制并没有一条界线，划分两种体制的国有企业分量的标准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楚。
　　如果我们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政府也反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滑向“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更好的方向和目标——不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要走哪条路？我们该如何让自己远离“国家资本主义”？不论是《求是》杂志还是《人民日报》，都未能回答上述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理论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中国除了国企，还有民企、外企等多种经济形式，甚至国有企业也通过公开上市发行股票，成为某种“集体所有制”企业。
　　可是，在近些年来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获得的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明显优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有统计表明，中国最大的国企中国石化，其营业收入比最大的民企华为要高出10倍。而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占90%，收入和收入规模都占82%，排名前38位的都是国企。
　　中国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有316家，除此之外，全国上下还有超过十万家规模不等的国企，他们垄断地方上的金融、公共服务、城市投资等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是称雄一方“利益集团”，在他们有限的经营领域，拥有比民企更多的特权。
　　国有企业的迅速膨胀证明，获得政府关照是中国商业成功的便捷之路，这种路径也吸引很多民营企业。不少民企都因与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深度合作，获得巨大财富，房地产领域产生富豪的事实已证明这点。甚至，有不少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利用“马甲”身份直接经营私人企业，故此，人们对“某科级干部拥有上亿身家”的新闻，也已司空见惯。
　　我们的确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现实中“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资本主义”和“腐败官员资本主义”也占了不少比重。如果说500强企业中的国企，还是代表国家和公众的利益，那么，与权力相伴的“权贵、腐败和利益集团企业”代表的又是谁的利益？
　　西方媒体不了解中国。我们在现实当中，感受到的“社会主义经济”并非“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多种形式共存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权贵和腐败资本与之共生、私企受到挤压的经济结构。谁都知道这不好，所以，光“理直气壮”地驳斥《经济学人》是不够的，还应该给出更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