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民国文人风骨》一书上，有一个关于作者韩石山的简短介绍，我一看便知道是作者自己提供给编辑的，至少也是按照韩石山的意思写的。道理很简单，在介绍代表作品时只提了5本书：《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寻访林徽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谁红跟谁急》，全是作者最为看重的。换了别的人。若被问及所出数十本书中哪几本最满意，多数会说都是自己的孩子，没有个远近厚薄，但韩石山偏偏从不这么答，《徐志摩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都是必答的，另外3本也确实不该被遗忘。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截止目前，韩石山正式出版的作品共33种，选这5本，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写下上面这段话，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韩石山的下一本新书的作者介绍上，这本《民国文人风骨》肯定是第6部被提到名字的作品；第二、尽管自从喜好上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后，韩石山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提少作，即主要创作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后结集为《猪的喜剧》、《魔子》、《轻盈的脚步》、《鬼符》等，但这些毕竟属于他为自己制定的人生路线图——“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邦文献”中的重要环节，早年的创作痕迹不可能随着人的兴趣的变化而完全消失，以《民国文人风骨》为例，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影响：—是考证上的，一是细节上的。下面我来具体谈谈这两点。
　　在《民国文人风骨》出版之前，最能体现韩石山的考证功夫的是《寻访林徽因》，凡是读了这本书的朋友，都会折服于韩石山的考证功夫。而这本《民国文人风骨》主要目的虽然是想体现民国文人的“风骨”，但其考证的功力，还是尽现无遗。仅举一个小例子，在《碧海蓝天林徽因》一文第一章，韩石山写道：“我算了一下，她(林徽因)一生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名分的工作，挣工资的工作，时间不过3年。”这样的结论，怕是林徽因研究专家也要惊诧一下吧；可你又不能不认可作者的推论，只有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新且客观的结论。
　　在谈到韩石山早年小说创作之于《民国文人风骨》一书的细节上影响，我再举两例，在《徐志摩和郁达夫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宝贝》第一部分，作者写道：“正是这次考察，让我萌生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想法，后来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等书，可以说，都与这次考察有点关系。当时最先想到的，是研究郁达夫。后来七事八事的耽搁，没有写出来，迟早还是要完成这个心愿的。”写《郁达夫传》的想法，在韩石山小说创作的末期，韩石山就曾借小说主人公之口提出过(《折痕》，1995年4期《山西文学》)，时隔多年，可谓壮心不已，想必韩石山版《郁达夫传》诞生之期不远矣。另一处是在《碧海蓝天林徽因》中，“说得再简单点，是繁华孕育了她，是苦难造就了她。”对于苦难的诠释，历来是韩石山早期小说所要表达的重点之一，在韩石山唯一正式出版的—部长篇小说，即《别扭过脸去》中，韩石山写过：“苦难并不总是能成全人，它可以使一个人变得高尚，也可以使他变得卑下。有文化也不全是好事，文化必须达到一个高度，才能升华为优秀的品格。”小说中的主人公因苦难而变得卑下，而林徽因则显然是韩石山心目中最为完美的优秀品格，而这种品格的诞生，在作者看来是与其所经受的苦难密切相关的，换一个角度说，没有经历过“门口不就是扬子江”的林徽因不可能展现出她全部优秀的品格。
　　可以说，在当下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中，韩石山是擅长考证的学者之一，这与他早年的小说创作有关，与他与生俱来的敏锐的对社会人情的洞察力有关，同时也与他的心性、他的独立之人格有关，而这本《民国文人风骨》正是最能够体现韩石山的这种学者素质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也自然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