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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看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户籍农业与非农，福利待遇、社会保障、阶层地位等等方面的背后，牵涉到的却是公民社会的公平正义大问题。在阜新矿业集团公司五龙煤矿，在地下600米工作的一群农民工们，他们已经乘坐着身份转变的升降机——
长短相对时不同
2010年12月22日，15:30，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龙矿岩掘队职工学习室，岩掘队副队长杨金秋带领工人做班前安全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为了个人安康，我坚决做到：遵章守纪，标准施工，文明作业，保护自己，关爱同伴，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听着20多名矿工们齐刷刷的声音，五龙矿工会主席高金学忍不住感叹：这些农村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的速度，比自己可快多了。瞧瞧，进城才几年光景，当初这些无生产技能、无安全知识、甚至连名字都写不全的农民工，就已经和训练有素的工人没什么两样了。
高主席大概是最有资格慨叹这一现象的人了。多年前，他曾有过和这些农民工一样的市民化转身经历，只是，要艰难和漫长得多。
“1983年，我17岁，接父亲班从农村来到阜新矿务局下属的清河门矿，当了一名掘进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算是早期的农民工了。”高主席并不介意自己的乡下伢出身，但对当年转型的艰辛，却感慨良多。
“农村孩子进城，最直接的感受就一个字——怯。瞅啥都新鲜，又瞅啥都别扭。”农村孩子的好学和实诚，加上写得一手好文章，高金学很快迎来了命运转机，被推荐到矿党办当上了调研员。先是以工代干，后来转为干部编制，“当时，虽说当了干部，离开农村也好几年了，自己又一直努力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但仍然能感觉到和城里人的区别。直到娶了城里姑娘，有了自己的家，才真正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可这时，我进城已经七八年了。”
其实，高主席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很多农村人用了更久的时间，却仍然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温故看今，高主席的转身之所以“长”，是因为如今五龙矿农民工蜕变的过程实在太短。
进来民工出去职工
杨金秋今年40岁，来自人多地少的山东。作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中的一员，他来五龙矿之前一直在青岛等地辗转，靠四处打短工养家。因为没技术，只能从事一些力气活儿。那时，他最好的工作是四轮运输。
“2005年底，有个远房亲戚告诉我五龙矿招农民工，待遇好，又稳定，我就来了。2006年1月，我成为五龙矿的合同工。先进行安全培训，然后学采煤技术，两个月后，由老矿工带着下井。下了班直接去洗澡，澡堂里洗浴用品都预备好了，全是免费的，还能洗桑拿。晚上就住在矿上的农民工公寓，白天有人打扫，铺盖统一发放，衣食住行矿上全管了，没有啥花钱的地方，我们只要安心工作就行了。”
这样的环境，给杨金秋的可不只是“安心”。在这里，他用两年时间，从一个“三无”农民工，成长为熟练的掘进工。随着综合素质逐渐提升，他由普通工人，成长为班长、段长。现在，他已经是岩掘队的副队长，管理135个兵，还入了党，月薪6000有余。
眼下，杨金秋正准备在阜新市区买一套大房子，把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接过来。就他的工资水平和阜新市的房价而言，这个愿望足以实现。而这些，杨金秋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黄凯的经历和杨金秋很相似。他是锦州义县人，初中毕业，也曾四处打短工。2006年3月，经人介绍来到五龙矿，培训后当了一名掘进工。“本以为采煤是脏活、苦活，干上才知道，在五龙矿当煤矿工人，一点不比干别的差。”讲起在这里的生活，黄凯颇有几分得意，“我们在井下冬暖夏凉，一年四季温度适宜。下了班不必到地面，直接从地下的巷道就能进澡堂，一个个出来都干干净净的。每人内外各两套衣服，脏了由专人负责洗，坏了也有专人给缝补。食堂每顿8个菜随便挑，只收1元钱。农民工公寓的暖气，烧的比我们老家的火炕暖和多了！”
对黄凯来说，更重要的是，五龙矿是国有大企业，签长期的正式合同，还有“三险一金”。他今年33岁，已经是综掘队的副队长，月薪6000多元。这个数字足以让大都市的所谓白领汗颜。而他已经在阜新市内买了房子，把妻子和儿子都接了过来。
黄凯有更高的追求，他刚刚报名进入集团职工大学采煤专业大专班学习，像他这样乐于“折腾”的职工并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希望“未来更有奔头”。
从2005年底五龙矿招收农民工起，短短几年时间，就有近600多名农民工变身为国企职工。在农民工公寓里，每年都有几十名职工搬出，住进在阜新市区买的商品房。在国家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背景下，五龙矿只是阜新矿业集团公司的一个缩影，阜矿集团这个建企60多年的老字号国企，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阜新矿业集团公司这个熔炉和学校中，有几千个“杨金秋”们实现了进来是民工，出去为职工的转身，成为时代变迁下个人命运变迁的助力典范。
一列招员提速的快车
站在办公楼顶俯瞰矿区，高主席感慨万千：“阜新是座有标本意义的城市，它因煤而生，它的历史可以折射出资源型企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谈起阜矿集团的兴衰，阜矿人都会唏嘘不已，因为心中沉淀了太多的辛酸往事。
阜矿集团曾有过让阜矿人难忘的辉煌：旗下海州露天矿曾是亚洲第一大露天矿；开矿使用的电镐图案印在了1960年版的伍元人民币上；一五期间，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3个摆在了阜新矿区；作为全国四大主力煤矿生产基地、为共和国贡献了6.5亿吨煤炭……
资源型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坐吃山将空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难以为继。过度依赖煤业的阜矿陷入不振，整个阜新地区顿失经济支柱，阜新市成了辽宁省倒数第一的贫困市，下岗失业人员一度达到１７万。
“阜矿大量的下岗工人，只能去做小买卖，可是家家都穷，东西能卖给谁呢？常常是卖菜的一天也不开张，最后，卖黄瓜的和卖菠菜的互相交换，然后各自回家。”谈起往事，阜矿人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彻肤之痛。
危机即时机，２００１年底，阜新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惟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并批准了“转型复兴计划”。2002年6月，阜新矿务局实行了企业重组改制。以资源尚未枯竭的煤矿为基础，组建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出了改制重组的第一步。
2005年10月，“十一五”规划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出台，阜矿的路就越走越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完成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着力打造煤炭、新材料、新资源三大支柱产业，优化现有非煤产业，形成四大经济板块的发展格局，企业内部主辅分离，推进城企协调发展，建立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对破产后的资产进行重组……百年老矿走上转型复兴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随着阜矿的振兴，2005年开始，人才和人力的缺口逐渐凸显。
“在阜矿经济低迷的那些年，大量的人力资源流失，采掘一线的工人更缺乏，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决定把目光投向寻求进城的农民工。”高主席说，阜矿集团能成为新市民的孵化器，首先是因为煤矿的复兴机遇，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企业和农民工的两方需求一拍即合。农民工们搭上企业这列驶向城市化的高速列车，企业有了农民工资源的补充，为整个企业的产值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量体裁就城市衣
社会学者指出，未来几十年，几亿农民工还将继续进入城市。这一过程如果中断，经济发展的势头就无法维持。这就要求政府和城市社会，为这些农民工的城市化转身，提供更多更好的管理和服务。而阜矿集团的农民工用工制度，与时代发展的这一大趋势、大潮流，有不谋而合之妙。
在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上，阜矿集团与阜新市的相关职能部门联手，为符合落户条件的农民工快速解决城镇户口；以争创“五型班组”活动为龙头，规范民主化管理，将收入和岗位考评相结合，并向采煤一线倾斜，大幅度提高一线采煤工的薪酬和福利；打造采煤工→班长→段长→区队长的晋级制度，让业绩好、综合素质高的矿工随时脱颖而出，成为采煤一线的领军人物和管理者；以农民工公寓为载体，约束、推进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提升……
提到农民工公寓，高主席格外兴奋，“这些农民工以前在农村闲时靠喝酒、赌博打发时间，而这两项在矿区里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在管理上必须矫枉过正，才能帮他们养成好习惯。上班前绝对不允许喝酒，下班后可以喝，但食堂不提供。如果一定要喝，就得放弃食堂的免费餐去厂外的饭店喝。这样一约束，很多人就会少喝或不喝。但工余时间不喝酒、不搓麻，还能做什么呢？工会适时提出‘健康消遣’概念。”
所谓健康消遣，其实就是把矿工们的心，舒舒服服地安顿在农民工公寓里。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不仅有会客室、探亲室、吸烟室，还有农民工书屋，拥有八大类3000多册图书，把一面墙垒得满满的，两边还有两台电脑，常有休班的工人静静地在桌旁阅读，翻阅率最高的书是《心灵鸡汤》。农民工书屋的隔壁，是综合活动室，里面有乒乓球台、壁挂电视，和一排多功能的健身器械……
高主席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读过一位日本官员十年前说的一句话，叫“日本是一个村庄”。日本经济大提速时，东京的大公司直接到乡下招工，一下能把全村的剩余劳力全雇下来，让村里人集体进城，在公司里集体受培训，集体受教育，并集体拥有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五龙矿的农民工公寓，就深合此道。
从2005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在这里集体学习、工作、生活，共同享受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当他们集体转身成为国企职工和城镇居民时，教育、医疗、社保、就业这四大城市化指标，比那些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单打独斗的乡亲们，完成得既快速到位，又干净彻底。
又将春暖花开。每年春季，工会都会组织农民工外出旅游，黄凯和杨金秋已经去过千山、闾山，“不知今年会是哪里”，说这话时，黄凯、杨金秋们的脸上，写满了期待……W责编／王深
lwwyc2000@yahoo.com.cn
看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户籍农业与非农，福利待遇、社会保障、阶层地位等等方面的背后，牵涉到的却是公民社会的公平正义大问题。在阜新矿业集团公司五龙煤矿，在地下600米工作的一群农民工们，他们已经乘坐着身份转变的升降机——
长短相对时不同
2010年12月22日，15:30，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龙矿岩掘队职工学习室，岩掘队副队长杨金秋带领工人做班前安全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为了个人安康，我坚决做到：遵章守纪，标准施工，文明作业，保护自己，关爱同伴，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听着20多名矿工们齐刷刷的声音，五龙矿工会主席高金学忍不住感叹：这些农村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的速度，比自己可快多了。瞧瞧，进城才几年光景，当初这些无生产技能、无安全知识、甚至连名字都写不全的农民工，就已经和训练有素的工人没什么两样了。
高主席大概是最有资格慨叹这一现象的人了。多年前，他曾有过和这些农民工一样的市民化转身经历，只是，要艰难和漫长得多。
“1983年，我17岁，接父亲班从农村来到阜新矿务局下属的清河门矿，当了一名掘进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算是早期的农民工了。”高主席并不介意自己的乡下伢出身，但对当年转型的艰辛，却感慨良多。
“农村孩子进城，最直接的感受就一个字——怯。瞅啥都新鲜，又瞅啥都别扭。”农村孩子的好学和实诚，加上写得一手好文章，高金学很快迎来了命运转机，被推荐到矿党办当上了调研员。先是以工代干，后来转为干部编制，“当时，虽说当了干部，离开农村也好几年了，自己又一直努力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但仍然能感觉到和城里人的区别。直到娶了城里姑娘，有了自己的家，才真正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可这时，我进城已经七八年了。”
其实，高主席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很多农村人用了更久的时间，却仍然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温故看今，高主席的转身之所以“长”，是因为如今五龙矿农民工蜕变的过程实在太短。
进来民工出去职工
杨金秋今年40岁，来自人多地少的山东。作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中的一员，他来五龙矿之前一直在青岛等地辗转，靠四处打短工养家。因为没技术，只能从事一些力气活儿。那时，他最好的工作是四轮运输。
“2005年底，有个远房亲戚告诉我五龙矿招农民工，待遇好，又稳定，我就来了。2006年1月，我成为五龙矿的合同工。先进行安全培训，然后学采煤技术，两个月后，由老矿工带着下井。下了班直接去洗澡，澡堂里洗浴用品都预备好了，全是免费的，还能洗桑拿。晚上就住在矿上的农民工公寓，白天有人打扫，铺盖统一发放，衣食住行矿上全管了，没有啥花钱的地方，我们只要安心工作就行了。”
这样的环境，给杨金秋的可不只是“安心”。在这里，他用两年时间，从一个“三无”农民工，成长为熟练的掘进工。随着综合素质逐渐提升，他由普通工人，成长为班长、段长。现在，他已经是岩掘队的副队长，管理135个兵，还入了党，月薪6000有余。
眼下，杨金秋正准备在阜新市区买一套大房子，把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接过来。就他的工资水平和阜新市的房价而言，这个愿望足以实现。而这些，杨金秋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黄凯的经历和杨金秋很相似。他是锦州义县人，初中毕业，也曾四处打短工。2006年3月，经人介绍来到五龙矿，培训后当了一名掘进工。“本以为采煤是脏活、苦活，干上才知道，在五龙矿当煤矿工人，一点不比干别的差。”讲起在这里的生活，黄凯颇有几分得意，“我们在井下冬暖夏凉，一年四季温度适宜。下了班不必到地面，直接从地下的巷道就能进澡堂，一个个出来都干干净净的。每人内外各两套衣服，脏了由专人负责洗，坏了也有专人给缝补。食堂每顿8个菜随便挑，只收1元钱。农民工公寓的暖气，烧的比我们老家的火炕暖和多了！”
对黄凯来说，更重要的是，五龙矿是国有大企业，签长期的正式合同，还有“三险一金”。他今年33岁，已经是综掘队的副队长，月薪6000多元。这个数字足以让大都市的所谓白领汗颜。而他已经在阜新市内买了房子，把妻子和儿子都接了过来。
黄凯有更高的追求，他刚刚报名进入集团职工大学采煤专业大专班学习，像他这样乐于“折腾”的职工并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希望“未来更有奔头”。
从2005年底五龙矿招收农民工起，短短几年时间，就有近600多名农民工变身为国企职工。在农民工公寓里，每年都有几十名职工搬出，住进在阜新市区买的商品房。在国家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背景下，五龙矿只是阜新矿业集团公司的一个缩影，阜矿集团这个建企60多年的老字号国企，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阜新矿业集团公司这个熔炉和学校中，有几千个“杨金秋”们实现了进来是民工，出去为职工的转身，成为时代变迁下个人命运变迁的助力典范。
一列招员提速的快车
站在办公楼顶俯瞰矿区，高主席感慨万千：“阜新是座有标本意义的城市，它因煤而生，它的历史可以折射出资源型企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谈起阜矿集团的兴衰，阜矿人都会唏嘘不已，因为心中沉淀了太多的辛酸往事。
阜矿集团曾有过让阜矿人难忘的辉煌：旗下海州露天矿曾是亚洲第一大露天矿；开矿使用的电镐图案印在了1960年版的伍元人民币上；一五期间，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3个摆在了阜新矿区；作为全国四大主力煤矿生产基地、为共和国贡献了6.5亿吨煤炭……
资源型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坐吃山将空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难以为继。过度依赖煤业的阜矿陷入不振，整个阜新地区顿失经济支柱，阜新市成了辽宁省倒数第一的贫困市，下岗失业人员一度达到１７万。
“阜矿大量的下岗工人，只能去做小买卖，可是家家都穷，东西能卖给谁呢？常常是卖菜的一天也不开张，最后，卖黄瓜的和卖菠菜的互相交换，然后各自回家。”谈起往事，阜矿人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彻肤之痛。
危机即时机，２００１年底，阜新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惟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并批准了“转型复兴计划”。2002年6月，阜新矿务局实行了企业重组改制。以资源尚未枯竭的煤矿为基础，组建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出了改制重组的第一步。
2005年10月，“十一五”规划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出台，阜矿的路就越走越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完成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着力打造煤炭、新材料、新资源三大支柱产业，优化现有非煤产业，形成四大经济板块的发展格局，企业内部主辅分离，推进城企协调发展，建立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对破产后的资产进行重组……百年老矿走上转型复兴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随着阜矿的振兴，2005年开始，人才和人力的缺口逐渐凸显。
“在阜矿经济低迷的那些年，大量的人力资源流失，采掘一线的工人更缺乏，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决定把目光投向寻求进城的农民工。”高主席说，阜矿集团能成为新市民的孵化器，首先是因为煤矿的复兴机遇，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企业和农民工的两方需求一拍即合。农民工们搭上企业这列驶向城市化的高速列车，企业有了农民工资源的补充，为整个企业的产值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量体裁就城市衣
社会学者指出，未来几十年，几亿农民工还将继续进入城市。这一过程如果中断，经济发展的势头就无法维持。这就要求政府和城市社会，为这些农民工的城市化转身，提供更多更好的管理和服务。而阜矿集团的农民工用工制度，与时代发展的这一大趋势、大潮流，有不谋而合之妙。
在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上，阜矿集团与阜新市的相关职能部门联手，为符合落户条件的农民工快速解决城镇户口；以争创“五型班组”活动为龙头，规范民主化管理，将收入和岗位考评相结合，并向采煤一线倾斜，大幅度提高一线采煤工的薪酬和福利；打造采煤工→班长→段长→区队长的晋级制度，让业绩好、综合素质高的矿工随时脱颖而出，成为采煤一线的领军人物和管理者；以农民工公寓为载体，约束、推进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提升……
提到农民工公寓，高主席格外兴奋，“这些农民工以前在农村闲时靠喝酒、赌博打发时间，而这两项在矿区里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在管理上必须矫枉过正，才能帮他们养成好习惯。上班前绝对不允许喝酒，下班后可以喝，但食堂不提供。如果一定要喝，就得放弃食堂的免费餐去厂外的饭店喝。这样一约束，很多人就会少喝或不喝。但工余时间不喝酒、不搓麻，还能做什么呢？工会适时提出‘健康消遣’概念。”
所谓健康消遣，其实就是把矿工们的心，舒舒服服地安顿在农民工公寓里。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不仅有会客室、探亲室、吸烟室，还有农民工书屋，拥有八大类3000多册图书，把一面墙垒得满满的，两边还有两台电脑，常有休班的工人静静地在桌旁阅读，翻阅率最高的书是《心灵鸡汤》。农民工书屋的隔壁，是综合活动室，里面有乒乓球台、壁挂电视，和一排多功能的健身器械……
高主席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读过一位日本官员十年前说的一句话，叫“日本是一个村庄”。日本经济大提速时，东京的大公司直接到乡下招工，一下能把全村的剩余劳力全雇下来，让村里人集体进城，在公司里集体受培训，集体受教育，并集体拥有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五龙矿的农民工公寓，就深合此道。
从2005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在这里集体学习、工作、生活，共同享受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当他们集体转身成为国企职工和城镇居民时，教育、医疗、社保、就业这四大城市化指标，比那些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单打独斗的乡亲们，完成得既快速到位，又干净彻底。
又将春暖花开。每年春季，工会都会组织农民工外出旅游，黄凯和杨金秋已经去过千山、闾山，“不知今年会是哪里”，说这话时，黄凯、杨金秋们的脸上，写满了期待……W责编／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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