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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钱冠连先生专治语言哲学，著有专著多部，如《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后语言哲学之路》、《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等，在学界影响极大。其中《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先后获广东省哲学社科一等奖（2006年）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二等奖”（2017年）。他在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治学不倦，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广大学人的榜样。他对翻译亦颇有研究，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提出来了许多极具新意的翻译理念。基于此，我们就翻译与钱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钱先生提到，其提出的语言哲学翻译论可以说为翻译理论找到了又一处源头，且展露出新的活力。访谈中，钱先生还阐述了如何处理“文化共核”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翻译中的“语境干涉”，也谈到了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哲学;翻译理论;翻译研究
Abstract： Mr. Qian Guanlian，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of the Center for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pecializes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His works include Aesthetic Linguistics， Pragmatic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y of Language Holography， On the Way to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he Last Homestead of Human Beings- Philosophical and Pragmatic Probe into the Basic Survival Ways of Man， all of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cademic circle. Language： The Last Homestead of Human Beings- Philosophical and Pragmatic Probe into the Basic Survival Ways of Man has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Guangdo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and the second prize of Xu Guozhang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Award Second Prize （2017）. In his senior years， he still insists on studying tirelessly， undoubtedly becoming a role model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He also has a lot of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he has put forward many novel ideas of translation. Based on this， we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Mr. Qian about the translation. Mr. Qian mentions that his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has helped to find another source for translation theory and show new vitality. In the interview， Mr. Qian explain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core” and translation， how to deal with “contextual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also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Key words： linguistic philosophy;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studies
柳曉辉、郑延国（以下简称“柳、郑”）：钱老师，您好！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提出了语言哲学翻译理论这一理念，不知依据何在？
钱冠连（以下简称“钱”）：根据语言学家塔尔斯基（Tarski）的真（值）语义理论（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我认为语言哲学很可能是翻译理论的源头之一（钱冠连，《后语言哲学之路》 185-188）。于是我提出了语言哲学翻译论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翻译是工具性语言的扩展。换言之，翻译是将一种语言内的解释关系扩展到不同语言文化间的解释关系中去，或者说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对对象性语言的解释，语言哲学翻译论便由此而来。
柳、郑：语言哲学翻译论的提出，不失为一种创新。这种翻译理论尚不知与严复的“信达雅”以及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等值”说法有何关系？
钱：语言哲学翻译论通过对塔尔斯基提出的满意的真之理论进行部分改造，使该理论所符合的两个条件，即“实值上充分”和“形式上正确”，最终形成真之语义理论中的“真”。真之语义理论的初衷何在？何以西方哲学家要反复抠住一个判断的为真或为假？一个句子（Snow is white）本身并无真假可言，但是，当你把它与经验事实（或外部世界）一对照，才有真、假可言。什么东西（对象、个体）是白的？雪的颜色为黑吗？这两项中错一项，snow与white的词意确定不下来，听者懵懵懂懂，不知所云。请看，只有将一个statement与经验世界或客观世界对照，才能确定句子的真假。但确定句子真假不是目的，其意在，当且仅当为真的句子里之词语才有资格与世界某一物（对象）挂钩，此时此境，词语的意义，如snow，is，white和Snow is white，才能被人确知（certainly know）。此时，意义和指称研究出场了（为许多语言学学科和翻译理论提供了源头）。依赖为真的意义这一条路径（还有别的路径），是为了确知词语意义和指称是否准确地搞清某一对象（object）存在于世的状态——这便是西哲魂牵梦绕的东西。所以意义与指称成为西语哲的核心内容。倒过来说，正是搞清词语意义和指称需要建立真之语义理论（不是唯一的路径）。这个“倒过来说”真伟大！是它及无数个“倒过来说”推动了西哲研究的语言性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样一来，这个“真”与信达雅中的“信”、等值论中的“等值”，不仅工同，而且连曲也是同的。“信”与“等值”实质上体现了真之主流。由此可见，真、信、等值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印证”的关系。 柳、郑：真、信、等值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印证”关系的解释，的确令人信服。如果译文能够保持原文的“真”，那就太理想不过了。和“信”、“等值”的情形一样，所谓“真”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将人称代词“I”换作了“赫胥黎”三字;尽管这一译法已为世人所接受，但毕竟已经失“真”。可见，在翻译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译者追求的往往是工具性语言与对象性语言的不对等。因此，“真”只能在目的语中得到局部的保证，而不可能做到“实值上充分”。
钱：你们的說法，我完全同意。
柳、郑：语言哲学翻译论对语言哲学与翻译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打通，使语言哲学似可成为翻译理论的一处源头的理念得以证实。您的这一理念体现了翻译理论的活力与价值。
钱：其实，人们凭借翻译这个平台不仅可以探索别的领域问题（如语言哲学问题），而且可以揭示别的领域问题，甚至可以使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打通，对彼此的“智慧”进行有益的交流。
柳、郑：您曾多次议及“文化共核”（钱冠连，从文化共核看翻译等值论 13-14）。尚不知这一概念具体何所指？
钱：在人类社会中，各种文化特征相覆盖的部分即是文化共核。文化共核有其生成的生理基础。如人们在赞许和高兴的状态下说话时，总是伴以笑脸;在训斥和沮丧的情形下说话时，往往呈现出严肃和忧郁的表情。这些人类共有的声色无疑显示了文化共核生成的生理基础。文化共核亦有其生成的心理基础。如人们一般倾向于避免敌对，追求和谐;反对野蛮和倒退，主张文明和进步。这些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向往无疑凸显了文化共核生成的心理基础。
柳、郑：文化共核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进行处理呢？
钱：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特征形成的文化共核作用于翻译时，将产生两种调节。其一曰正调节。当目的语与源语在用词、线性搭配、修辞手段、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习惯等方面相一致时，文化共核可以为译者提供便利，从而使目的语与源语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等值，或者令目的语与源语在语言层面上向最大限度的等值靠近。
其二曰负调节。当目的语与源语在用词、线性搭配、修辞手段、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习惯诸方面相抵牾时，为了使交际成功，文化共核便退往一旁，让目的语文化模式取代源语文化模式，从而在接受者那里产生有限度的等值，但同时亦使源语在语言交际层面留下了文化亏损的遗憾。如将“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成“一贫如洗”，将“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译成“I only know the most basic moves”。译语无疑在效果上与源语产生了一定的等值，使交际顺利，然则源语中那种充满情趣的西方教会文化形象与中国象棋文化神采却荡然无存了。
柳、郑：正调节无疑有助于使翻译目的语与源语在语言层面上达到向最大限度的等值，而负调节的结果不免令人遗憾了。
钱：应当看到，文化共核作用于翻译而产生的正调节以及负调节中的有限度等值完全能够对翻译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引导并促使人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将翻译的目标和过程变得更为科学、实用和完美。至于负调节中的另一种情形即目的语与源语不可能在语言层面上形成等值亦同样可以产生一种提示，即提示人们不要为了避免文化亏损而强求一一等值。换言之，人们不必追求无解的东西;承认无解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解。
柳、郑：您曾经提出过在翻译实践中有语境、附着的符合束、智力等三个干涉。请您先谈谈如何处理翻译中的“语境干涉”。
钱：所谓语境干涉，系指语言背景（上下文、上下语）和非语言背景（自然物、社会文化背景）对话语意义的影响。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对话中无疑存在着一种语境的干涉。如果没有语境，吴妈便无法知道阿Q此话是从何说起。事实是阿Q曾在小镇上被小尼姑咒为“断子绝孙”，从此他便开始想女人。而谈话发生的当晚，吴妈在闲聊中谈起了老爷要买的一个小的，这无疑引起了阿Q的冲动。
对于语境干涉的翻译，译者必须自然且充分地借助原作中的语境，从而给目的语读者带来享受这种语境的方便，断不能节外生枝，另辟蹊径。
如杨宪益、戴乃迭伉俪英译的《阿Q正传》，便明显地具有这种特点。如他们以直译或曰异化的方法将上述对话英译为：
“Our young mistress…” Amah Wu chattered on.
“Sleep with me ！ ” Ah Q suddenly rushed forward and threw himself at her feet.
柳、郑：显而易见，杨戴的译文比较成功地处置了语境干涉。那么，翻译中的“附着的符合束干涉”又如何处置呢？
钱：所谓附着符号束干涉，系指伴随物、面相身势、声气息等三项干涉。伴随物不是语境中的自然物体，而是说话人正在运用中的或者自觉地准备着参与谈话的东西。对方其所以能明白说话人的意思，正是依仗这些伴随物的参与或曰干涉。
如《阿Q正传》中的：
天色将黑，……（阿Q）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例中的伴随物是“满把的银钱和铜钱”。一向靠赊欠，因而被未庄小酒肆与未庄人瞧不起的草根人物这次居然能神气十足地吆喝着打酒，就因为手上有了银的和铜的硬通货。此时银钱和铜钱不再是其本身，而是成了阿Q抬高自己的象征。
面相身势与声气息干预的情形亦复如此。两者都具有传达意向含义的基本功能，且都是言语的生命意识与现象。不妨仍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
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关键词：语言哲学;翻译理论;翻译研究
Abstract： Mr. Qian Guanlian，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of the Center for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pecializes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His works include Aesthetic Linguistics， Pragmatic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y of Language Holography， On the Way to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he Last Homestead of Human Beings- Philosophical and Pragmatic Probe into the Basic Survival Ways of Man， all of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cademic circle. Language： The Last Homestead of Human Beings- Philosophical and Pragmatic Probe into the Basic Survival Ways of Man has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Guangdo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and the second prize of Xu Guozhang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Award Second Prize （2017）. In his senior years， he still insists on studying tirelessly， undoubtedly becoming a role model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He also has a lot of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he has put forward many novel ideas of translation. Based on this， we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Mr. Qian about the translation. Mr. Qian mentions that his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has helped to find another source for translation theory and show new vitality. In the interview， Mr. Qian explain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core” and translation， how to deal with “contextual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also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Key words： linguistic philosophy;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studies
柳曉辉、郑延国（以下简称“柳、郑”）：钱老师，您好！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提出了语言哲学翻译理论这一理念，不知依据何在？
钱冠连（以下简称“钱”）：根据语言学家塔尔斯基（Tarski）的真（值）语义理论（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我认为语言哲学很可能是翻译理论的源头之一（钱冠连，《后语言哲学之路》 185-188）。于是我提出了语言哲学翻译论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翻译是工具性语言的扩展。换言之，翻译是将一种语言内的解释关系扩展到不同语言文化间的解释关系中去，或者说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对对象性语言的解释，语言哲学翻译论便由此而来。
柳、郑：语言哲学翻译论的提出，不失为一种创新。这种翻译理论尚不知与严复的“信达雅”以及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等值”说法有何关系？
钱：语言哲学翻译论通过对塔尔斯基提出的满意的真之理论进行部分改造，使该理论所符合的两个条件，即“实值上充分”和“形式上正确”，最终形成真之语义理论中的“真”。真之语义理论的初衷何在？何以西方哲学家要反复抠住一个判断的为真或为假？一个句子（Snow is white）本身并无真假可言，但是，当你把它与经验事实（或外部世界）一对照，才有真、假可言。什么东西（对象、个体）是白的？雪的颜色为黑吗？这两项中错一项，snow与white的词意确定不下来，听者懵懵懂懂，不知所云。请看，只有将一个statement与经验世界或客观世界对照，才能确定句子的真假。但确定句子真假不是目的，其意在，当且仅当为真的句子里之词语才有资格与世界某一物（对象）挂钩，此时此境，词语的意义，如snow，is，white和Snow is white，才能被人确知（certainly know）。此时，意义和指称研究出场了（为许多语言学学科和翻译理论提供了源头）。依赖为真的意义这一条路径（还有别的路径），是为了确知词语意义和指称是否准确地搞清某一对象（object）存在于世的状态——这便是西哲魂牵梦绕的东西。所以意义与指称成为西语哲的核心内容。倒过来说，正是搞清词语意义和指称需要建立真之语义理论（不是唯一的路径）。这个“倒过来说”真伟大！是它及无数个“倒过来说”推动了西哲研究的语言性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样一来，这个“真”与信达雅中的“信”、等值论中的“等值”，不仅工同，而且连曲也是同的。“信”与“等值”实质上体现了真之主流。由此可见，真、信、等值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印证”的关系。 柳、郑：真、信、等值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印证”关系的解释，的确令人信服。如果译文能够保持原文的“真”，那就太理想不过了。和“信”、“等值”的情形一样，所谓“真”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将人称代词“I”换作了“赫胥黎”三字;尽管这一译法已为世人所接受，但毕竟已经失“真”。可见，在翻译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译者追求的往往是工具性语言与对象性语言的不对等。因此，“真”只能在目的语中得到局部的保证，而不可能做到“实值上充分”。
钱：你们的說法，我完全同意。
柳、郑：语言哲学翻译论对语言哲学与翻译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打通，使语言哲学似可成为翻译理论的一处源头的理念得以证实。您的这一理念体现了翻译理论的活力与价值。
钱：其实，人们凭借翻译这个平台不仅可以探索别的领域问题（如语言哲学问题），而且可以揭示别的领域问题，甚至可以使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打通，对彼此的“智慧”进行有益的交流。
柳、郑：您曾多次议及“文化共核”（钱冠连，从文化共核看翻译等值论 13-14）。尚不知这一概念具体何所指？
钱：在人类社会中，各种文化特征相覆盖的部分即是文化共核。文化共核有其生成的生理基础。如人们在赞许和高兴的状态下说话时，总是伴以笑脸;在训斥和沮丧的情形下说话时，往往呈现出严肃和忧郁的表情。这些人类共有的声色无疑显示了文化共核生成的生理基础。文化共核亦有其生成的心理基础。如人们一般倾向于避免敌对，追求和谐;反对野蛮和倒退，主张文明和进步。这些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向往无疑凸显了文化共核生成的心理基础。
柳、郑：文化共核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进行处理呢？
钱：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特征形成的文化共核作用于翻译时，将产生两种调节。其一曰正调节。当目的语与源语在用词、线性搭配、修辞手段、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习惯等方面相一致时，文化共核可以为译者提供便利，从而使目的语与源语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等值，或者令目的语与源语在语言层面上向最大限度的等值靠近。
其二曰负调节。当目的语与源语在用词、线性搭配、修辞手段、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习惯诸方面相抵牾时，为了使交际成功，文化共核便退往一旁，让目的语文化模式取代源语文化模式，从而在接受者那里产生有限度的等值，但同时亦使源语在语言交际层面留下了文化亏损的遗憾。如将“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成“一贫如洗”，将“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译成“I only know the most basic moves”。译语无疑在效果上与源语产生了一定的等值，使交际顺利，然则源语中那种充满情趣的西方教会文化形象与中国象棋文化神采却荡然无存了。
柳、郑：正调节无疑有助于使翻译目的语与源语在语言层面上达到向最大限度的等值，而负调节的结果不免令人遗憾了。
钱：应当看到，文化共核作用于翻译而产生的正调节以及负调节中的有限度等值完全能够对翻译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引导并促使人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将翻译的目标和过程变得更为科学、实用和完美。至于负调节中的另一种情形即目的语与源语不可能在语言层面上形成等值亦同样可以产生一种提示，即提示人们不要为了避免文化亏损而强求一一等值。换言之，人们不必追求无解的东西;承认无解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解。
柳、郑：您曾经提出过在翻译实践中有语境、附着的符合束、智力等三个干涉。请您先谈谈如何处理翻译中的“语境干涉”。
钱：所谓语境干涉，系指语言背景（上下文、上下语）和非语言背景（自然物、社会文化背景）对话语意义的影响。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对话中无疑存在着一种语境的干涉。如果没有语境，吴妈便无法知道阿Q此话是从何说起。事实是阿Q曾在小镇上被小尼姑咒为“断子绝孙”，从此他便开始想女人。而谈话发生的当晚，吴妈在闲聊中谈起了老爷要买的一个小的，这无疑引起了阿Q的冲动。
对于语境干涉的翻译，译者必须自然且充分地借助原作中的语境，从而给目的语读者带来享受这种语境的方便，断不能节外生枝，另辟蹊径。
如杨宪益、戴乃迭伉俪英译的《阿Q正传》，便明显地具有这种特点。如他们以直译或曰异化的方法将上述对话英译为：
“Our young mistress…” Amah Wu chattered on.
“Sleep with me ！ ” Ah Q suddenly rushed forward and threw himself at her feet.
柳、郑：显而易见，杨戴的译文比较成功地处置了语境干涉。那么，翻译中的“附着的符合束干涉”又如何处置呢？
钱：所谓附着符号束干涉，系指伴随物、面相身势、声气息等三项干涉。伴随物不是语境中的自然物体，而是说话人正在运用中的或者自觉地准备着参与谈话的东西。对方其所以能明白说话人的意思，正是依仗这些伴随物的参与或曰干涉。
如《阿Q正传》中的：
天色将黑，……（阿Q）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例中的伴随物是“满把的银钱和铜钱”。一向靠赊欠，因而被未庄小酒肆与未庄人瞧不起的草根人物这次居然能神气十足地吆喝着打酒，就因为手上有了银的和铜的硬通货。此时银钱和铜钱不再是其本身，而是成了阿Q抬高自己的象征。
面相身势与声气息干预的情形亦复如此。两者都具有传达意向含义的基本功能，且都是言语的生命意识与现象。不妨仍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
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