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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同光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领土观念的深层传承并对国防领土观念的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国防；海防；塞防；领土主权观
古代中国的东南沿海疆域基本没有遭到过外敌的入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欧亚海上航路开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中国古代的国防思想与世界同时期其它国家相比，有其明显特征：在战略方向上， 重北轻南；在防御上，以藩为屏；在策略上，怀柔远敌。在经历了鸦片战争打击之后，传统的国防体制已经走向崩溃；日本的崛起和觊觎，更在东北近邻增加了一个强敌，这就迫使清政府改变历来专注关外的传统观念，而恰在此时，中国边疆危机又全面爆发。究竟哪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1874年清朝统治者集团内部就此进行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一、领土观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体现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古柏占南疆、北疆，沙俄占伊犁，英国也加紧了侵略南疆的步伐，新疆面临着被分裂出去的危险。与此同时，英国入侵云南，日本侵略台湾，“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1]（P.35）“海防”“塞防”同时告警。在清政府财政空虚，兵备废弛的情况下，同时加强“海防”与“塞防”，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样，在是否收复新疆问题上，清朝野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鸿章和左宗棠。
李鸿章关于新疆的观点，完全秉承了曾国藩“暂弃关外、专精关内”的主张，弃守新疆、静以待变、招抚叛匪、维持现状，或和新疆维持类似越南、朝鲜的宗主关系。他认为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如东南沿海重要。中国防务，古今之势有所不同。“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2（P.18）故要“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以海防为重。李鸿章还提出：自奉天至广东的沿海是中国的心腹，特别“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2]（P.19）故主张专注海防，弃新疆不守。
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从历史经验来看，“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从清朝历史来看，“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从强调新疆地位的重要性来看，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从当时的形势出发，必须坚决收回新疆。左宗棠认为“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新疆决非“无用之地”，“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牛刃”；“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肥泉甘，物产殷阜”。[3]（P.188）这些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和新疆在中国国防中的地位。
两人的观点不能决然的对立起来，因为二人所代表的阶级是一样的，都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之臣，在思想上，他们都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学习西方的时代特点。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们的领土主权观念的发展具有不充分性。
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起于他对时局的认识和判断。通过对中国国防形势的全面分析，认识到海防危机的严重和紧迫性，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外敌的入侵都从海上进攻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提出“防海之害”，是为中国当务之急。他曾“对于中国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中实现中日合作，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称日本与我为近邻，“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2]（P.25）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彻底放弃“联日制俄”策略，转而力主“联俄制日”，他确信，清朝的边患已由西北陆疆转到东南海疆；清朝的最大威胁不是英国和沙俄，而是“阴柔而有远志”的日本。李鸿章后来承认不惜暂弃新疆，全力经营海防，打造北洋海军，主要就是为了抵御日本。面对西方列强专以兵力强弱角胜的严峻形势，以及在敌我力量对比和清朝国力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李鸿章提出了与此相适应的海防战略。这个方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决心建立一支积极防御的强大海军，获取北起朝鲜南至台湾绵延万里的海上制海权，力争同来犯之敌“决胜海上”，确保国家海疆安宁的思想。
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埋下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决心， 特别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英俄侵吞新疆的阴谋。同时，左宗棠重视经世致用之学， 研究新疆地理， 认识到西北边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他接受了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防俄宜先”的主张， 更加坚定了他有志于新疆的决心。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实地经管西北塞防，更加认识到新疆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当时是收复新疆的有利时机，新疆叛乱势力尚不强大，乌鲁木齐附近的白彦虎匪部“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南疆阿古柏则首鼠两端，蜷伏未动；东南沿海处于暂时相对安定期间，“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西方国家暂时尚无力与我争新疆，俄人“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自肥”；尚不能“争此不可必得之地”；“东印度尽沦于英吉利”；更无力侵扰；“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且距新疆有“万数千里而遥”。[3]（ P.192）因此，左宗棠主张趁此机会一举击败叛匪，收复新疆。 二、国防领土观念的近代转型
“现代领土观念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4]（ P.163）领土是民族主权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领土主权成为国家主权中最核心的内容，领土安全也就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新的国防价值观的核心则是更注重国防力量在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作用，强调要更好地、更全面地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各个方面的利益。但在十九世纪中叶，留在国人头脑里的依然是封建保守的国防观念，人们对近代国防知识还不清楚，近代国防建设更是没有起步。当西方日益强大，并且觊觎中国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仍盲目自大。面对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仍然对道德礼仪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视为中国国防独有的优越因素。随着列强一次次入侵，中国一次次战败，铁的事实让人觉悟：以中国的观念规则来处理国家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强国决定政治规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以他们的意志规则强加于其他民族国家。虽然是不公正的，但是这是时代的特征。中国的国防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因此中国的国防观念开始了近代转型。
列强对中国入侵的方向有陆有海，但以海为主。大多数的入侵战争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方向发动的，或者是以东南沿海方向为重心的。与此同时，沙俄在中国东北、英国在西藏也先后发动过侵略战争。这就造成了中国近代国防受威胁的方向具有全方位的和以海为主的新特点，与中国传统边患主要来自北部边疆的情况明显不同。海防与塞防这场争论也说明必须处理好海权与陆权的关系。
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暂弃新疆的言论主要来源于传统的屏藩意识。晚清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对于边疆事务的构思，也多是从边疆与内地的生死攸关的角度立论的。如：“西藏为中国西部之藩篱，英俄竞争之焦点—唇亡齿寒，西藏失，则吾国西南大局，岂得晏然无事？”[5]但这里需指出的是，传统王朝的边疆地区的筹划多是从屏藩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边疆与内地不是处于同一重要性的平台上，边疆地区只是处于一种“藩属”的地位，中央与其统治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这是传统国防思想观念中的局限性。但是，在李鸿章的论点中也有可取之处。他意识到，东南万里海疆成为列强入侵为患的门户，数千年来中国以海洋为屏障、为大防的情势不复存在，国防战略的重点应由传统的西北塞防转移到东南海防。这种对海上制海权的重视对以后形成包括领海、领土全面的国家领土观念有着促进作用。这是他关于国防战略认识的卓越之处。进入80年代，海防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唯一重心开始确立，中国近代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体系最终完成了将重心从陆上边塞转移到海上方向的历史过渡。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设立台湾省，同一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海军事务衙门，以加强对海防建设的领导。至此，近代中国新的国防体系终于建立。
“海防”与“塞防”之争及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决策，应该放在近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理解，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一争论的实质，即在西方主导下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冲击之下，传统国防观念如何实现向近代国防观念的转型。也正因此，在西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取代华夷秩序观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国防领土观念也被迫迈出了向近代化艰难跋涉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M].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M].
[4]周鲠生.国际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英藏交涉沿革小史[J].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二期.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国防；海防；塞防；领土主权观
古代中国的东南沿海疆域基本没有遭到过外敌的入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欧亚海上航路开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中国古代的国防思想与世界同时期其它国家相比，有其明显特征：在战略方向上， 重北轻南；在防御上，以藩为屏；在策略上，怀柔远敌。在经历了鸦片战争打击之后，传统的国防体制已经走向崩溃；日本的崛起和觊觎，更在东北近邻增加了一个强敌，这就迫使清政府改变历来专注关外的传统观念，而恰在此时，中国边疆危机又全面爆发。究竟哪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1874年清朝统治者集团内部就此进行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一、领土观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体现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古柏占南疆、北疆，沙俄占伊犁，英国也加紧了侵略南疆的步伐，新疆面临着被分裂出去的危险。与此同时，英国入侵云南，日本侵略台湾，“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1]（P.35）“海防”“塞防”同时告警。在清政府财政空虚，兵备废弛的情况下，同时加强“海防”与“塞防”，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样，在是否收复新疆问题上，清朝野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鸿章和左宗棠。
李鸿章关于新疆的观点，完全秉承了曾国藩“暂弃关外、专精关内”的主张，弃守新疆、静以待变、招抚叛匪、维持现状，或和新疆维持类似越南、朝鲜的宗主关系。他认为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如东南沿海重要。中国防务，古今之势有所不同。“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2（P.18）故要“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以海防为重。李鸿章还提出：自奉天至广东的沿海是中国的心腹，特别“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2]（P.19）故主张专注海防，弃新疆不守。
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从历史经验来看，“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从清朝历史来看，“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从强调新疆地位的重要性来看，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从当时的形势出发，必须坚决收回新疆。左宗棠认为“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新疆决非“无用之地”，“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牛刃”；“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肥泉甘，物产殷阜”。[3]（P.188）这些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和新疆在中国国防中的地位。
两人的观点不能决然的对立起来，因为二人所代表的阶级是一样的，都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之臣，在思想上，他们都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学习西方的时代特点。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们的领土主权观念的发展具有不充分性。
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起于他对时局的认识和判断。通过对中国国防形势的全面分析，认识到海防危机的严重和紧迫性，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外敌的入侵都从海上进攻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提出“防海之害”，是为中国当务之急。他曾“对于中国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中实现中日合作，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称日本与我为近邻，“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2]（P.25）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彻底放弃“联日制俄”策略，转而力主“联俄制日”，他确信，清朝的边患已由西北陆疆转到东南海疆；清朝的最大威胁不是英国和沙俄，而是“阴柔而有远志”的日本。李鸿章后来承认不惜暂弃新疆，全力经营海防，打造北洋海军，主要就是为了抵御日本。面对西方列强专以兵力强弱角胜的严峻形势，以及在敌我力量对比和清朝国力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李鸿章提出了与此相适应的海防战略。这个方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决心建立一支积极防御的强大海军，获取北起朝鲜南至台湾绵延万里的海上制海权，力争同来犯之敌“决胜海上”，确保国家海疆安宁的思想。
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埋下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决心， 特别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英俄侵吞新疆的阴谋。同时，左宗棠重视经世致用之学， 研究新疆地理， 认识到西北边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他接受了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防俄宜先”的主张， 更加坚定了他有志于新疆的决心。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实地经管西北塞防，更加认识到新疆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当时是收复新疆的有利时机，新疆叛乱势力尚不强大，乌鲁木齐附近的白彦虎匪部“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南疆阿古柏则首鼠两端，蜷伏未动；东南沿海处于暂时相对安定期间，“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西方国家暂时尚无力与我争新疆，俄人“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自肥”；尚不能“争此不可必得之地”；“东印度尽沦于英吉利”；更无力侵扰；“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且距新疆有“万数千里而遥”。[3]（ P.192）因此，左宗棠主张趁此机会一举击败叛匪，收复新疆。 二、国防领土观念的近代转型
“现代领土观念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4]（ P.163）领土是民族主权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领土主权成为国家主权中最核心的内容，领土安全也就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新的国防价值观的核心则是更注重国防力量在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作用，强调要更好地、更全面地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各个方面的利益。但在十九世纪中叶，留在国人头脑里的依然是封建保守的国防观念，人们对近代国防知识还不清楚，近代国防建设更是没有起步。当西方日益强大，并且觊觎中国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仍盲目自大。面对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仍然对道德礼仪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视为中国国防独有的优越因素。随着列强一次次入侵，中国一次次战败，铁的事实让人觉悟：以中国的观念规则来处理国家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强国决定政治规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以他们的意志规则强加于其他民族国家。虽然是不公正的，但是这是时代的特征。中国的国防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因此中国的国防观念开始了近代转型。
列强对中国入侵的方向有陆有海，但以海为主。大多数的入侵战争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方向发动的，或者是以东南沿海方向为重心的。与此同时，沙俄在中国东北、英国在西藏也先后发动过侵略战争。这就造成了中国近代国防受威胁的方向具有全方位的和以海为主的新特点，与中国传统边患主要来自北部边疆的情况明显不同。海防与塞防这场争论也说明必须处理好海权与陆权的关系。
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暂弃新疆的言论主要来源于传统的屏藩意识。晚清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对于边疆事务的构思，也多是从边疆与内地的生死攸关的角度立论的。如：“西藏为中国西部之藩篱，英俄竞争之焦点—唇亡齿寒，西藏失，则吾国西南大局，岂得晏然无事？”[5]但这里需指出的是，传统王朝的边疆地区的筹划多是从屏藩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边疆与内地不是处于同一重要性的平台上，边疆地区只是处于一种“藩属”的地位，中央与其统治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这是传统国防思想观念中的局限性。但是，在李鸿章的论点中也有可取之处。他意识到，东南万里海疆成为列强入侵为患的门户，数千年来中国以海洋为屏障、为大防的情势不复存在，国防战略的重点应由传统的西北塞防转移到东南海防。这种对海上制海权的重视对以后形成包括领海、领土全面的国家领土观念有着促进作用。这是他关于国防战略认识的卓越之处。进入80年代，海防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唯一重心开始确立，中国近代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体系最终完成了将重心从陆上边塞转移到海上方向的历史过渡。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设立台湾省，同一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海军事务衙门，以加强对海防建设的领导。至此，近代中国新的国防体系终于建立。
“海防”与“塞防”之争及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决策，应该放在近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理解，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一争论的实质，即在西方主导下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冲击之下，传统国防观念如何实现向近代国防观念的转型。也正因此，在西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取代华夷秩序观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国防领土观念也被迫迈出了向近代化艰难跋涉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M].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M].
[4]周鲠生.国际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英藏交涉沿革小史[J].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二期.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