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久前，一则有关“鲁迅作品在教材中即将下架”的讹传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认为鲁迅先生是用显微镜来观察社会的“斗士”，他的一双辣手，一支妙笔如同“匕首”、“投枪”，可以直刺社会的黑暗；有人认为鲁迅的作品已经过时，佶屈聱牙的语言、复杂的社会现状都使他失去了存活的价值。为此，是去是留，争议不断。
在苏教版教材中，《记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等经典文章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选修教材《鲁迅作品选读》中，《灯下漫笔》《几乎无事的悲剧》《在酒楼上》《示众》等40多篇作品都收入其中。这些作品大多数是直面人生的进取、鞭挞人性的疾呼，是拯救灵魂的呐喊，是对社会的分析、对人性的探索，具有超越阶级和超越时代的力量。将这些作品收入教材的举措，一直就被人们称为是“立人”的事业。作为上一世纪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至死都在为青年们开辟着一条血路，呼唤着年轻的一代不断变革，勇往直前：“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这无疑体现着鲁迅的一种伟大思变的写作心态。
这种思变的写作心态，正是鲁迅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他善于解剖、找寻人性的弱点之中。“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林贤治曾在《人间鲁迅》中开门见山，用一种突兀的诗人所独有的遣词造句方法将自己的鲁迅观以最简洁而又震撼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在人心层面对心灵世界存在的体验，还是在人性层面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剖解，鲁迅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迄今为止，鲁迅文章可以说是了解当时中国国情的最可靠、最深刻的文字。他用真实的写作情感、鲜活的历史事件、深切的个人体验，为后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文学空间。
在我们的理解中，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以及写作时拥有的思维方式。而作为文人，鲁迅身上拥有着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就如同魏晋风骨中所传达出的精神实质——深刻而矛盾。这让他似乎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显得格格不入。为此，他成了那个时代最“狠毒”的人：语言狠毒、思想狠毒。这个狠毒的本质是对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他用解剖的方式呈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个真实原型。
这种解剖型的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国民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敏锐度和深刻的洞察力。鲁迅作品就是旧中国人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再现，是对于当时国人不适宜的生活的批判。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理解了鲁迅作品的思想核心，也就体会到了当时中国纷扰复杂的社会现状。他写的散文、小说和诗歌无一不是旧社会中国人的精神史、生存史。尤其是小说和杂文，尽管题材、结构、表达方式不同，但思想内涵却是反复表现、互为印证的。鲁迅小说通过对艺术典型的生动描画来批判国弱民贫，这恰恰是杂文的形象化；而他的杂文则意旨更明显，表达更直接，那又正是小说的注释。他敢说敢骂，敢哭敢笑，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创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巨著。尤其宝贵的是，鲁迅的作品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人，根据时局世态的变化影射出旧社会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弱点。
解剖型的思维方式其次表现为作品中的人物是活在“真实”与“谎言”当中，真实地表现了性情中软弱和做先锋而不得的矛盾心态。如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然而，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安，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给孩子们教授充满着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小说《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追求的是对封建文化和黑暗势力在精神层面上的反抗，但自身却又陷于生活的困顿和生存的尴尬之中。他被小报和流言攻击，失去了工作，生活窘迫以至于去卖书，四处屈求工作。此时的连殳沦落到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为了生活被迫放下先前的反抗，当了杜师长的顾问，因而他的生活一改以往的寂寞与荒凉，变得风光热闹起来，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寂寞孤苦的。魏连殳在肉体上顺从了这个社会，而在精神上则把自己和社会隔绝开来，灵魂抽身于社会，成为一个“孤独者”。魏连殳在灵魂上轻蔑地嘲笑着这个变形的社会，扭曲的人性，丑恶的庸众，直至他死亡的最后反抗：穿着不妥帖的军人装束，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这可笑的死尸。然而他的反抗在那个年代是徒劳的，是终究会孤独到底的。文中的人物的个性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解剖型的思维方式还表现为在否定中表达自己的个性主张和人生的价值取向。人心本来就是思变的，思变就是一种否定。不论是社会的改革，还是人类的进步，其内在原因都在于不断更新，不断立异。但是在旧社会的压迫下，人们大都失去了这本性，扭曲了这本性，不敢斗争，不敢否定，便产生了种种世间病态。鲁迅则要求民众正视现实，正视不满。这种否定更是体现了鲁迅自身抉择的两难，而且这样的选择的困惑，是终生缠绕着鲁迅的。正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贯穿着全篇的“说”(写，记得)还是“不说”(沉默，遗忘)的困惑：“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还能有什么言语”，“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整篇文章都在犹豫中表现着内心的苦处。他既害怕“沉默”导致人生的虚空与死亡，又担忧“开口”的无用、艰难，然而他终究是不会害怕的，他会用自己强有力的匕首来刺激那些麻木的心灵。再如《伤逝》中的涓生，在和子君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他口口声声说：“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然而，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在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他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还是说出了“我不再爱你”的残忍的话。在不断的否定和思考中，涓生还是被“物质的铁屋子”给深深地压抑了，他的人生只能止于此处。
作为历尽中国大半个世纪积淀、淘洗的文学经典，鲁迅作品无疑呐喊出了启蒙者的最强音，他以悲天悯人的关爱与救世济人的热诚，对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命运与状态予以了淋漓尽致的抒写，昏睡的国民与觉醒者形象共同构筑了鲁迅作品的精神空间。鲁迅作品中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学生阅读、反思，感受社会的步履和语言的声音，从而切实提高对社会现实的理解。
在苏教版教材中，《记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等经典文章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选修教材《鲁迅作品选读》中，《灯下漫笔》《几乎无事的悲剧》《在酒楼上》《示众》等40多篇作品都收入其中。这些作品大多数是直面人生的进取、鞭挞人性的疾呼，是拯救灵魂的呐喊，是对社会的分析、对人性的探索，具有超越阶级和超越时代的力量。将这些作品收入教材的举措，一直就被人们称为是“立人”的事业。作为上一世纪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至死都在为青年们开辟着一条血路，呼唤着年轻的一代不断变革，勇往直前：“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这无疑体现着鲁迅的一种伟大思变的写作心态。
这种思变的写作心态，正是鲁迅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他善于解剖、找寻人性的弱点之中。“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林贤治曾在《人间鲁迅》中开门见山，用一种突兀的诗人所独有的遣词造句方法将自己的鲁迅观以最简洁而又震撼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在人心层面对心灵世界存在的体验，还是在人性层面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剖解，鲁迅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迄今为止，鲁迅文章可以说是了解当时中国国情的最可靠、最深刻的文字。他用真实的写作情感、鲜活的历史事件、深切的个人体验，为后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文学空间。
在我们的理解中，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以及写作时拥有的思维方式。而作为文人，鲁迅身上拥有着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就如同魏晋风骨中所传达出的精神实质——深刻而矛盾。这让他似乎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显得格格不入。为此，他成了那个时代最“狠毒”的人：语言狠毒、思想狠毒。这个狠毒的本质是对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他用解剖的方式呈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个真实原型。
这种解剖型的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国民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敏锐度和深刻的洞察力。鲁迅作品就是旧中国人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再现，是对于当时国人不适宜的生活的批判。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理解了鲁迅作品的思想核心，也就体会到了当时中国纷扰复杂的社会现状。他写的散文、小说和诗歌无一不是旧社会中国人的精神史、生存史。尤其是小说和杂文，尽管题材、结构、表达方式不同，但思想内涵却是反复表现、互为印证的。鲁迅小说通过对艺术典型的生动描画来批判国弱民贫，这恰恰是杂文的形象化；而他的杂文则意旨更明显，表达更直接，那又正是小说的注释。他敢说敢骂，敢哭敢笑，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创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巨著。尤其宝贵的是，鲁迅的作品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人，根据时局世态的变化影射出旧社会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弱点。
解剖型的思维方式其次表现为作品中的人物是活在“真实”与“谎言”当中，真实地表现了性情中软弱和做先锋而不得的矛盾心态。如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然而，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安，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给孩子们教授充满着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小说《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追求的是对封建文化和黑暗势力在精神层面上的反抗，但自身却又陷于生活的困顿和生存的尴尬之中。他被小报和流言攻击，失去了工作，生活窘迫以至于去卖书，四处屈求工作。此时的连殳沦落到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为了生活被迫放下先前的反抗，当了杜师长的顾问，因而他的生活一改以往的寂寞与荒凉，变得风光热闹起来，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寂寞孤苦的。魏连殳在肉体上顺从了这个社会，而在精神上则把自己和社会隔绝开来，灵魂抽身于社会，成为一个“孤独者”。魏连殳在灵魂上轻蔑地嘲笑着这个变形的社会，扭曲的人性，丑恶的庸众，直至他死亡的最后反抗：穿着不妥帖的军人装束，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这可笑的死尸。然而他的反抗在那个年代是徒劳的，是终究会孤独到底的。文中的人物的个性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解剖型的思维方式还表现为在否定中表达自己的个性主张和人生的价值取向。人心本来就是思变的，思变就是一种否定。不论是社会的改革，还是人类的进步，其内在原因都在于不断更新，不断立异。但是在旧社会的压迫下，人们大都失去了这本性，扭曲了这本性，不敢斗争，不敢否定，便产生了种种世间病态。鲁迅则要求民众正视现实，正视不满。这种否定更是体现了鲁迅自身抉择的两难，而且这样的选择的困惑，是终生缠绕着鲁迅的。正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贯穿着全篇的“说”(写，记得)还是“不说”(沉默，遗忘)的困惑：“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还能有什么言语”，“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整篇文章都在犹豫中表现着内心的苦处。他既害怕“沉默”导致人生的虚空与死亡，又担忧“开口”的无用、艰难，然而他终究是不会害怕的，他会用自己强有力的匕首来刺激那些麻木的心灵。再如《伤逝》中的涓生，在和子君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他口口声声说：“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然而，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在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他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还是说出了“我不再爱你”的残忍的话。在不断的否定和思考中，涓生还是被“物质的铁屋子”给深深地压抑了，他的人生只能止于此处。
作为历尽中国大半个世纪积淀、淘洗的文学经典，鲁迅作品无疑呐喊出了启蒙者的最强音，他以悲天悯人的关爱与救世济人的热诚，对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命运与状态予以了淋漓尽致的抒写，昏睡的国民与觉醒者形象共同构筑了鲁迅作品的精神空间。鲁迅作品中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学生阅读、反思，感受社会的步履和语言的声音，从而切实提高对社会现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