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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教座谈会（“八八座谈会”），以其不朽的历史意义载入史册。当年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以及与会的许多著名科学家，有些人已经过世，我也从一个中年人步入了古稀。可是，那个夏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与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以及那些著名科学家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忧国忧民的慷慨陈词，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那次座谈会上议论的话题和后来党中央一系列英明决策的出台和实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当年采访那次会议的记者，我撰写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和怀念。
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1977年夏季的一天早晨，新华社国内部的一位负责人派我到人民大会堂做一次重要采访。就这样，我在这一年的8月4日上午，跟随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大家刚坐下不久，有的科学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迈着稳健的步伐，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了。那天，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衣，下身穿着绿军裤，脚穿黑布鞋。当时，他虽然已经73岁，但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粉碎“四人帮”初期，全国的状况是：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的老百姓持有的金融资产（银行存款）只有210亿元人民币，所有的都加到一起不到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约90元。“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冤狱，文教科技人员斯文扫地，著名科学家如童第周等被赶出实验室，他们被逼迫整天扫厕所，还有的科学家被赶到农村的“五七”干校当农民。文化凋敝，全国所有的学校被迫“停课闹革命”，正在读书的学生们被赶出课堂，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总之，国家的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之前，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吴明瑜、方毅的秘书郭曰方对我说，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曾经多次把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方毅找到自己的家中谈话，谈话的中心思想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去？
为此，邓小平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要发展起来，首先要从科学教育入手。从科学教育入手，怎么抓，邓小平已经有一些想法了。所以，后来在5月12日中国科学院机关开会的时候，他让秘书打电话，要找当时主管科学教育工作的方毅和李昌去谈一谈，想再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八八讲话”的一次思想准备。在与方毅、李昌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表示了自己的忧虑。他说：“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他指出，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最后，他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听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教育工作时，说要召开会议。他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并且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
1977年8月4日上午，邓小平笑盈盈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他坐下后，就用浓重的四川话，开门见山地笑着对大家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教育和科研着手。”
关于教育和科研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教育工作基本方针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教材要精简，一是简，二是精。简得没有内容了，就丢了这个精字；简不能降低质量。现代自然科学一日千里，教材要做得精，就要合乎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
邓小平号召大家抓紧时间，迎头赶上。他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成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
随后，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便争先恐后地谈起来。
邓小平在听取与会者发言时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面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
对于大家关注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等敏感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召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出大量人才的。”
最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自己要谦虚一点，说老实话，吹不得牛。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必须搞科研，要承担相当多的科研项目，规划中要明确。大学不要办那么多厂，而是要多办些研究室，要出科研成果，这是大学的任务。”
从8月4日起，邓小平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会，中午稍稍休息，下午又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座谈会，晚上直到夜色朦胧时才离开。在邓小平亲自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期间，正值盛夏酷暑，在随后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年逾古稀的邓小平不顾劳累，天天准时到会，认真仔细地倾听科学家和教授们对“四人帮”的控诉，听取大家对未来重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次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上，与会的30多位科学家和教授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摧残，毫无顾忌地倾诉出来。同时，直接向邓小平提出了各种政策性的建议和意见。他们在发言中有的建议尽快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有的呼吁关心和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待遇，有的提出希望尽快恢复各种科研单位每周5天的科研时间……
8月5日，邓小平认真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当听到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著名光学家王大珩（我国“863”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诉说，军代表在长春光机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简称）胡作非为，不仅罢了他们所负责人的职务，进行批斗，而且把他打成样板戏《海港》里的钱某人，强迫他离开实验室下放劳动。不仅如此，军代表还把全所十分之一的科研人员都打成了特务、反革命分子，乱搞逼供信。邓小平听了，十分气愤，他当即转身对在座的科学院负责人方毅说：“就从吉林那里着手，与王恩茂通个电话，请他们指定人专门解决科技界的问题。像吉林光机所的军代表动不动就把人送公安局那样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要把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
会上，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立即恢复六分之五（即每周5天）的时间进行科研。邓小平对此很赞成，他说：“你们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
在有人谈到科研用的仪器设备的数量、质量都得不到保证时，邓小平指出：“凡不合格的就不要，要求生产部门按照所要求的水平去生产。凡是科研、教学需要的仪器设备，全国要指定几个重点厂子来生产。只要抓紧，问题就不难解决。要保证质量。科学院、教育部都要过问。”
在有人提到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
8月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谈到学制问题时，邓小平当场明确回答：“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动了。当然小改还是可能的。”
在有人谈到现在科技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跑器材时，邓小平说：“去年不是批我们‘三套马车’的意见吗？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搞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邓小平说到这，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邓小平继续说：“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条件没有，资料没有，又不努力创造条件，科研怎么能搞上去？搞好生活管理也很重要。”
在有人谈到有些人、有些单位搞技术封锁时，邓小平说：“互相封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表现之一。借口保密，搞技术封锁，结果是封锁了自己。这种学风一定要改变！这个问题不光在知识分子中存在，在其他行业之间也存在。”
在有人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究竟是黑线还是红线时，邓小平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我在三中全会上讲了毛泽东思想体系问题，也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低，辛苦得很。当小学教员工资低、待遇低，劳动强度不比工人低，也不比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低。把教师搞得灰溜溜的，那怎么行？”
在有人提到要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邓小平态度很坚决，决定很果断。他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座谈会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经历了长达10年的磨难，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出来，他们把邓小平视为自己的亲人和可以信赖依靠的知己，因此他们都做到了真正地畅所欲言，一次次站起来争着举手要求发言，使得主持会议的方毅不得不请他们排队按顺序讲话。台湾厅里洋溢着热烈的气氛。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服务员端上西瓜和桃给大家解渴。邓小平因为耳背，人们在发言时，他的女儿邓楠坐在旁边，人们讲一句，邓楠便大声地对着父亲的耳朵重复一句。
座谈会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邓小平也把在座的科学家和教授视为知己，他们提出的问题，能解决的尽量解决，有的问题当场就拍板解决。
8月7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认真回答了关于开展学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鼓励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问题。
当有人提到要开展学术交流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要先选几个重点学会，开始活动起来，组织学术讨论、学术交流，集中大家的智慧。总之，学术空气要活跃起来。”
在有人谈到要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的成果为什么不用？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嘛！”并且进一步强调：“科研要走在前面。大厂、中厂，甚至小厂都要有科研机构、科研队伍。不要只看到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还要看到生产中的科研人员，这是大量的……不管什么行业都得搞科学研究。产品质量不稳定，过不了质量关，这里面有生产管理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人造卫星上的零件，有的这次成功了，下次却不行了。小小零件影响整个导弹发射成败。要研究一下，有什么束缚科学发展的紧箍咒，要消灭它。科学研究应该允许一二十年搞不出成果，这不要紧。搞不出成果就批评，探索不成功就批评，弄得大家不敢讲、不敢做，那怎么行！科学研究允许失败，允许中间科研成果报废。现在是科学研究太少，应当让科技人员研究，要鼓励他们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新？”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邓小平来到科学家和教授们的中间，和大家攀谈。他问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多大岁数了？当他听说与会者大多数在40岁至50岁时，非常高兴。邓小平又问金善宝、杨石先（南开大学原校长、化学家）多大岁数时，他们都回答说已经80多岁了。“甘拜下风！甘拜下风！”邓小平听了，连连笑着说。
有一次，邓小平还说，各级领导同志要常和科学家、教授谈谈心，经常同大家一起吃个饭，闲谈闲谈，帮助帮助，政治思想工作要做活，对一头钻进去苦干的人，应该鼓励。
一天，休息的时候照相，邓小平见人群中有胡乔木，他和大家一一握手时，胡乔木有些往后退缩，见此情形，邓小平特地走上前去，主动地伸出手来对胡乔木说：“你也来拉拉手，拉拉手！”
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8月8日，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圆满结束。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科学家和教授提出的“四人帮”把教育战线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说成是“黑线为主”，大批教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严重地挫伤了教师们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十七年的成绩，肯定了科学家和教授的贡献。他开门见山地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针对在座谈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著名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反映，农业科学家在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种试验田，“造反派”认为不算劳动，必须到农村种田才算劳动的问题，邓小平说：“有位科学家反映，现在在农业科学院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这真是怪事。好多农业院校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田，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要把这类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
针对科学家和教授反映他们被称为“臭老九”、受到歧视等问题，邓小平说：“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你们讲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教育战线也应该这样。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这几句话说到了科学家和教授的心坎上，顿时掌声如雷。
邓小平指出：“有的同志提出，应当有奖惩制度，这个意见也对。但是要补充一点，就是重在鼓励，重点在奖。有的人在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为我们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样的人要不要鼓励？我看要。有的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励。如果这也成了一条罪状，那怎么行？他们可能有些缺点，领导工作者要经常同他们谈谈心，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帮助，不要求全责备。”
对于学术交流问题，邓小平指出：“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周恩来同志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回国总要有个家，总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吧！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
“八八座谈会”结束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招待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他在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人们尽快从“四人帮”制造的阴影里走出来，投身到国家的科学和教育建设中。我当场把会上的情形写成了新闻，其中也写到了他的讲话，我走到他的身边请他审稿时，不知为什么，那条新闻他不同意发表。后来，国家科委的负责人方毅对我说，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座谈会暂时不公开报道。
过了些时候，新华社《瞭望》周刊创刊，我写了长篇通讯《运筹帷幄决胜未来——邓小平同志关心科学教育工作纪事》。在通讯中，我写了“八八座谈会”的部分内容。这篇文章在《瞭望》周刊上发表后被多家报刊采用。
可以嘛，我看可以
1978年春天，被科学家们称为科学的春天。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还有幸参加并报道了“八八座谈会”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全过程。
1978年3月18日，数千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齐聚人民大会堂，参加党中央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写道：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有件事情使我终生难以忘怀，这就是邓小平和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事情是这样的：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那天，我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休息厅，找方毅审阅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摘要（新华社准备对国内外播发）。我说明来意后，方毅对我说：“你跟我来。”随后，方毅从休息厅里匆匆走出来，我拿着稿子紧跟在他后面，我们来到另外一个休息厅。见到邓小平以后，方毅大声对他说：“邓副主席，新华社的小顾同志请您审一下您的发言稿。”
随后，我把邓小平长达数千字的讲话摘要稿递给了方毅。这时，服务员见大家都站着，便搬来了三把椅子。
“不坐了，不坐了，坐的时间太久了！”邓小平说。
就这样，方毅抖擞起精神，大声朗读起来。在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邓小平始终站着，认真地听方毅朗读，直到听完了长达数千字的稿子。最后， 邓小平说：“可以嘛，我看可以！”
方毅把讲话稿摘要递给我，说：“小顾，发吧！”
光阴荏苒，两位领导同志如今都已经过世，但他们当时的音容笑貌，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尤其是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则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责任编辑谢文雄文世芳）
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1977年夏季的一天早晨，新华社国内部的一位负责人派我到人民大会堂做一次重要采访。就这样，我在这一年的8月4日上午，跟随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大家刚坐下不久，有的科学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迈着稳健的步伐，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了。那天，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衣，下身穿着绿军裤，脚穿黑布鞋。当时，他虽然已经73岁，但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粉碎“四人帮”初期，全国的状况是：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的老百姓持有的金融资产（银行存款）只有210亿元人民币，所有的都加到一起不到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约90元。“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冤狱，文教科技人员斯文扫地，著名科学家如童第周等被赶出实验室，他们被逼迫整天扫厕所，还有的科学家被赶到农村的“五七”干校当农民。文化凋敝，全国所有的学校被迫“停课闹革命”，正在读书的学生们被赶出课堂，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总之，国家的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之前，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吴明瑜、方毅的秘书郭曰方对我说，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曾经多次把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方毅找到自己的家中谈话，谈话的中心思想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去？
为此，邓小平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要发展起来，首先要从科学教育入手。从科学教育入手，怎么抓，邓小平已经有一些想法了。所以，后来在5月12日中国科学院机关开会的时候，他让秘书打电话，要找当时主管科学教育工作的方毅和李昌去谈一谈，想再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八八讲话”的一次思想准备。在与方毅、李昌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表示了自己的忧虑。他说：“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他指出，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最后，他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听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教育工作时，说要召开会议。他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并且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
1977年8月4日上午，邓小平笑盈盈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他坐下后，就用浓重的四川话，开门见山地笑着对大家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教育和科研着手。”
关于教育和科研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教育工作基本方针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教材要精简，一是简，二是精。简得没有内容了，就丢了这个精字；简不能降低质量。现代自然科学一日千里，教材要做得精，就要合乎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
邓小平号召大家抓紧时间，迎头赶上。他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成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
随后，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便争先恐后地谈起来。
邓小平在听取与会者发言时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面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
对于大家关注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等敏感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召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出大量人才的。”
最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自己要谦虚一点，说老实话，吹不得牛。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必须搞科研，要承担相当多的科研项目，规划中要明确。大学不要办那么多厂，而是要多办些研究室，要出科研成果，这是大学的任务。”
从8月4日起，邓小平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会，中午稍稍休息，下午又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座谈会，晚上直到夜色朦胧时才离开。在邓小平亲自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期间，正值盛夏酷暑，在随后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年逾古稀的邓小平不顾劳累，天天准时到会，认真仔细地倾听科学家和教授们对“四人帮”的控诉，听取大家对未来重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次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上，与会的30多位科学家和教授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摧残，毫无顾忌地倾诉出来。同时，直接向邓小平提出了各种政策性的建议和意见。他们在发言中有的建议尽快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有的呼吁关心和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待遇，有的提出希望尽快恢复各种科研单位每周5天的科研时间……
8月5日，邓小平认真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当听到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著名光学家王大珩（我国“863”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诉说，军代表在长春光机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简称）胡作非为，不仅罢了他们所负责人的职务，进行批斗，而且把他打成样板戏《海港》里的钱某人，强迫他离开实验室下放劳动。不仅如此，军代表还把全所十分之一的科研人员都打成了特务、反革命分子，乱搞逼供信。邓小平听了，十分气愤，他当即转身对在座的科学院负责人方毅说：“就从吉林那里着手，与王恩茂通个电话，请他们指定人专门解决科技界的问题。像吉林光机所的军代表动不动就把人送公安局那样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要把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
会上，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立即恢复六分之五（即每周5天）的时间进行科研。邓小平对此很赞成，他说：“你们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
在有人谈到科研用的仪器设备的数量、质量都得不到保证时，邓小平指出：“凡不合格的就不要，要求生产部门按照所要求的水平去生产。凡是科研、教学需要的仪器设备，全国要指定几个重点厂子来生产。只要抓紧，问题就不难解决。要保证质量。科学院、教育部都要过问。”
在有人提到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
8月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谈到学制问题时，邓小平当场明确回答：“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动了。当然小改还是可能的。”
在有人谈到现在科技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跑器材时，邓小平说：“去年不是批我们‘三套马车’的意见吗？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搞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邓小平说到这，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邓小平继续说：“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条件没有，资料没有，又不努力创造条件，科研怎么能搞上去？搞好生活管理也很重要。”
在有人谈到有些人、有些单位搞技术封锁时，邓小平说：“互相封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表现之一。借口保密，搞技术封锁，结果是封锁了自己。这种学风一定要改变！这个问题不光在知识分子中存在，在其他行业之间也存在。”
在有人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究竟是黑线还是红线时，邓小平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我在三中全会上讲了毛泽东思想体系问题，也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低，辛苦得很。当小学教员工资低、待遇低，劳动强度不比工人低，也不比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低。把教师搞得灰溜溜的，那怎么行？”
在有人提到要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邓小平态度很坚决，决定很果断。他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座谈会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经历了长达10年的磨难，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出来，他们把邓小平视为自己的亲人和可以信赖依靠的知己，因此他们都做到了真正地畅所欲言，一次次站起来争着举手要求发言，使得主持会议的方毅不得不请他们排队按顺序讲话。台湾厅里洋溢着热烈的气氛。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服务员端上西瓜和桃给大家解渴。邓小平因为耳背，人们在发言时，他的女儿邓楠坐在旁边，人们讲一句，邓楠便大声地对着父亲的耳朵重复一句。
座谈会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邓小平也把在座的科学家和教授视为知己，他们提出的问题，能解决的尽量解决，有的问题当场就拍板解决。
8月7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认真回答了关于开展学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鼓励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问题。
当有人提到要开展学术交流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要先选几个重点学会，开始活动起来，组织学术讨论、学术交流，集中大家的智慧。总之，学术空气要活跃起来。”
在有人谈到要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的成果为什么不用？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嘛！”并且进一步强调：“科研要走在前面。大厂、中厂，甚至小厂都要有科研机构、科研队伍。不要只看到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还要看到生产中的科研人员，这是大量的……不管什么行业都得搞科学研究。产品质量不稳定，过不了质量关，这里面有生产管理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人造卫星上的零件，有的这次成功了，下次却不行了。小小零件影响整个导弹发射成败。要研究一下，有什么束缚科学发展的紧箍咒，要消灭它。科学研究应该允许一二十年搞不出成果，这不要紧。搞不出成果就批评，探索不成功就批评，弄得大家不敢讲、不敢做，那怎么行！科学研究允许失败，允许中间科研成果报废。现在是科学研究太少，应当让科技人员研究，要鼓励他们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新？”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邓小平来到科学家和教授们的中间，和大家攀谈。他问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多大岁数了？当他听说与会者大多数在40岁至50岁时，非常高兴。邓小平又问金善宝、杨石先（南开大学原校长、化学家）多大岁数时，他们都回答说已经80多岁了。“甘拜下风！甘拜下风！”邓小平听了，连连笑着说。
有一次，邓小平还说，各级领导同志要常和科学家、教授谈谈心，经常同大家一起吃个饭，闲谈闲谈，帮助帮助，政治思想工作要做活，对一头钻进去苦干的人，应该鼓励。
一天，休息的时候照相，邓小平见人群中有胡乔木，他和大家一一握手时，胡乔木有些往后退缩，见此情形，邓小平特地走上前去，主动地伸出手来对胡乔木说：“你也来拉拉手，拉拉手！”
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8月8日，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圆满结束。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科学家和教授提出的“四人帮”把教育战线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说成是“黑线为主”，大批教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严重地挫伤了教师们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十七年的成绩，肯定了科学家和教授的贡献。他开门见山地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针对在座谈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著名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反映，农业科学家在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种试验田，“造反派”认为不算劳动，必须到农村种田才算劳动的问题，邓小平说：“有位科学家反映，现在在农业科学院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这真是怪事。好多农业院校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田，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要把这类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
针对科学家和教授反映他们被称为“臭老九”、受到歧视等问题，邓小平说：“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你们讲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教育战线也应该这样。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这几句话说到了科学家和教授的心坎上，顿时掌声如雷。
邓小平指出：“有的同志提出，应当有奖惩制度，这个意见也对。但是要补充一点，就是重在鼓励，重点在奖。有的人在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为我们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样的人要不要鼓励？我看要。有的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励。如果这也成了一条罪状，那怎么行？他们可能有些缺点，领导工作者要经常同他们谈谈心，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帮助，不要求全责备。”
对于学术交流问题，邓小平指出：“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周恩来同志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回国总要有个家，总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吧！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
“八八座谈会”结束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招待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他在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人们尽快从“四人帮”制造的阴影里走出来，投身到国家的科学和教育建设中。我当场把会上的情形写成了新闻，其中也写到了他的讲话，我走到他的身边请他审稿时，不知为什么，那条新闻他不同意发表。后来，国家科委的负责人方毅对我说，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座谈会暂时不公开报道。
过了些时候，新华社《瞭望》周刊创刊，我写了长篇通讯《运筹帷幄决胜未来——邓小平同志关心科学教育工作纪事》。在通讯中，我写了“八八座谈会”的部分内容。这篇文章在《瞭望》周刊上发表后被多家报刊采用。
可以嘛，我看可以
1978年春天，被科学家们称为科学的春天。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还有幸参加并报道了“八八座谈会”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全过程。
1978年3月18日，数千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齐聚人民大会堂，参加党中央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写道：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有件事情使我终生难以忘怀，这就是邓小平和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事情是这样的：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那天，我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休息厅，找方毅审阅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摘要（新华社准备对国内外播发）。我说明来意后，方毅对我说：“你跟我来。”随后，方毅从休息厅里匆匆走出来，我拿着稿子紧跟在他后面，我们来到另外一个休息厅。见到邓小平以后，方毅大声对他说：“邓副主席，新华社的小顾同志请您审一下您的发言稿。”
随后，我把邓小平长达数千字的讲话摘要稿递给了方毅。这时，服务员见大家都站着，便搬来了三把椅子。
“不坐了，不坐了，坐的时间太久了！”邓小平说。
就这样，方毅抖擞起精神，大声朗读起来。在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邓小平始终站着，认真地听方毅朗读，直到听完了长达数千字的稿子。最后， 邓小平说：“可以嘛，我看可以！”
方毅把讲话稿摘要递给我，说：“小顾，发吧！”
光阴荏苒，两位领导同志如今都已经过世，但他们当时的音容笑貌，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尤其是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则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责任编辑谢文雄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