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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于1958年6月创刊。当时我国社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着全面实践和深入探索。《红旗》杂志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头应运而生。历史整整走过了50年头，发生在《红旗》的往事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被冲淡，而是经常地涌入人们的脑海，让人回味。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早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20余幅，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全国各地，个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8月22日，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以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作了精彩补充：“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接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此文他特批：“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同时，还代《红旗》写了编辑部按语。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床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红旗》杂志的“三面红旗”
在《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瞩目。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向东”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施东向”即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思想文化评论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文章，有些至今仍被选用。
“许辛学”是由“虚心学”点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红旗》不仅有写作集体，改稿也经常集体进行。每期当班副总编辑都挑一两篇文章集体改稿，把中央修改文件的方式搬到编辑部来，成为培养、提高编辑人员业务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还向部队提出派人到《红旗》学习文章写作。
邓小平同志曾亲自主持集体修改《红旗》社论。1961年，《红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准备写一篇社论，社论初稿写出后，送中央领导审阅。小平同志对每一稿都认真修改。在第8稿时，他把写作小组成员召集到中南海，由他亲自主持，边读边改，对社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修改，使之更全面、更准确传达中央的精神和部署。
伟人文选的宣传与发表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70篇文章，《红旗》把学习和宣传“毛选”四卷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
1960年第19期《红旗》在刊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介绍的同时，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发表了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突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的思想。社论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并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
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审阅，他认为写得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同时还刊登署名文章《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把严格的科学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把伟大的冲天干劲和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地结合起来，制定了这个时期的一整套路线和政策，最完备地发展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展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哲学角度全面系统地介绍“毛选”四卷中所表现的毛泽东如何运用革命辩证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此后，对“毛选”四卷中的许多理论问题、方针政策策略问题、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问题、军事问题等等，都组织编发了系列文章，进行具体深入的阐述，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帮助读者形成更鲜明、更深刻的科学观点和理念。
1960年，在编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毛泽东提出编辑出版刘少奇的选集。中央书记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作出决定，组织专人进行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编辑小组随即着手工作，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初步编出《刘少奇选集》上卷。在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期间，有些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极为重要。听说正在编辑刘少奇选集，就提出是否把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文章先发表。看到这些反应，少奇同志同意先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红旗》杂志于1962年第15-16期合刊上刊出，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教材。
红墙政要的关怀和期望
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作为党的总书记，主持了《红旗》编委会成立，主持书记处研究为《红旗》调配干部增强编辑力量，指导《红旗》加强国际宣传，布置《红旗》写又红又专的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及时纠正《红旗》总编辑执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介入”的错误，为《红旗》工作拨正前进方向。在《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又为《红旗》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红旗》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了邓小平以及李先念、陈云、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各位中央领导的题词。第13期专为此发表社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长，主管《红旗》杂志。他对《红旗》这个党的理论思想阵地非常重视，几次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对如何办好《红旗》给予十分具体的指导。
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些重要文章交给《红旗》发表，还同意把自己的文章、讲话以《红旗》杂志编辑部、本刊评论员、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正是这些文章，使《红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的权威性、指导性表现得更鲜明、突出。他对《红旗》版面也十分关心。1986年第17期《红旗》杂志首开“理论探索”专栏，刊出了《红旗》一位编委写的《关于自由问题的“反思”》。耀邦同志看后当即给《红旗》总编辑、副总编辑写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信中还写了他对思想理论界的一些看法。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对《红旗》工作的支持和指导一如既往。他曾在信中热切期盼“能有更多的乐意埋头苦干的同志拿出更多的循循善诱的东西来。”这对《红旗》工作人员是极大鼓励。
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最新成果的传播，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宣传，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交流发挥着积极推进作用。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忽然被停刊。这使无论是在《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1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l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复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问题：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1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12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为人们留下一些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早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20余幅，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全国各地，个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8月22日，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以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作了精彩补充：“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接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此文他特批：“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同时，还代《红旗》写了编辑部按语。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床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红旗》杂志的“三面红旗”
在《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瞩目。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向东”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施东向”即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思想文化评论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文章，有些至今仍被选用。
“许辛学”是由“虚心学”点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红旗》不仅有写作集体，改稿也经常集体进行。每期当班副总编辑都挑一两篇文章集体改稿，把中央修改文件的方式搬到编辑部来，成为培养、提高编辑人员业务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还向部队提出派人到《红旗》学习文章写作。
邓小平同志曾亲自主持集体修改《红旗》社论。1961年，《红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准备写一篇社论，社论初稿写出后，送中央领导审阅。小平同志对每一稿都认真修改。在第8稿时，他把写作小组成员召集到中南海，由他亲自主持，边读边改，对社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修改，使之更全面、更准确传达中央的精神和部署。
伟人文选的宣传与发表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70篇文章，《红旗》把学习和宣传“毛选”四卷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
1960年第19期《红旗》在刊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介绍的同时，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发表了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突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的思想。社论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并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
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审阅，他认为写得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同时还刊登署名文章《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把严格的科学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把伟大的冲天干劲和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地结合起来，制定了这个时期的一整套路线和政策，最完备地发展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展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哲学角度全面系统地介绍“毛选”四卷中所表现的毛泽东如何运用革命辩证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此后，对“毛选”四卷中的许多理论问题、方针政策策略问题、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问题、军事问题等等，都组织编发了系列文章，进行具体深入的阐述，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帮助读者形成更鲜明、更深刻的科学观点和理念。
1960年，在编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毛泽东提出编辑出版刘少奇的选集。中央书记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作出决定，组织专人进行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编辑小组随即着手工作，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初步编出《刘少奇选集》上卷。在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期间，有些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极为重要。听说正在编辑刘少奇选集，就提出是否把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文章先发表。看到这些反应，少奇同志同意先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红旗》杂志于1962年第15-16期合刊上刊出，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教材。
红墙政要的关怀和期望
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作为党的总书记，主持了《红旗》编委会成立，主持书记处研究为《红旗》调配干部增强编辑力量，指导《红旗》加强国际宣传，布置《红旗》写又红又专的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及时纠正《红旗》总编辑执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介入”的错误，为《红旗》工作拨正前进方向。在《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又为《红旗》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红旗》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了邓小平以及李先念、陈云、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各位中央领导的题词。第13期专为此发表社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长，主管《红旗》杂志。他对《红旗》这个党的理论思想阵地非常重视，几次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对如何办好《红旗》给予十分具体的指导。
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些重要文章交给《红旗》发表，还同意把自己的文章、讲话以《红旗》杂志编辑部、本刊评论员、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正是这些文章，使《红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的权威性、指导性表现得更鲜明、突出。他对《红旗》版面也十分关心。1986年第17期《红旗》杂志首开“理论探索”专栏，刊出了《红旗》一位编委写的《关于自由问题的“反思”》。耀邦同志看后当即给《红旗》总编辑、副总编辑写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信中还写了他对思想理论界的一些看法。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对《红旗》工作的支持和指导一如既往。他曾在信中热切期盼“能有更多的乐意埋头苦干的同志拿出更多的循循善诱的东西来。”这对《红旗》工作人员是极大鼓励。
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最新成果的传播，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宣传，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交流发挥着积极推进作用。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忽然被停刊。这使无论是在《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1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l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复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问题：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1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12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为人们留下一些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