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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安的电影既表现了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省，也饱含了他博采众长的文化态度，从而形成他独具一格的跨文化叙事策略和创作特色。在他的影片中，导演不是对各种文化武断地进行优劣之分，而是将种种矛盾与冲突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反思东方文化，并以东方文化视角审视西方现代文明，将不同的心理与现实冲突融合在一起。
[关键词] 李安电影 跨文化研究 叙事策略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0.005
李安的电影既表现了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省，也饱含了他博采众长的文化态度，从而形成他独具一格的跨文化叙事策略和创作特色。在他的影片中，导演不是对各种文化武断地进行优劣之分，而是将种种矛盾与冲突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反思东方文化，并以东方文化视角审视西方现代文明，将不同的心理与现实冲突融合在一起。下面从叙事结构、电影构图、声音配置三方面来阐释一下李安电影在创作形式上的跨文化表现。
（一）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来设置叙述结构线索
李安是学戏剧出身的，5年的戏剧生活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把戏剧的方法融入到电影的创作中，正因为如此，他的影片多采用平行的叙事模式。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中是这样定义的，“这种模式遵循情节发展的线性时间顺序，但也同时设置了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叙述线索。各线索之间，以具有明显不同风貌、不同取向的事件和人物构成或明显或错综的复杂性对比关系。”
在李安的电影作品中，多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来设置叙述线索，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推手》讲述了一个跨国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故事。在片中，由于朱父与玛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生活经历，两人在许多方面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晨练的选择上，朱父喜欢在房间中打坐或者在客厅里打太极拳，而洋儿媳玛莎则选择跑步练西洋拳；书写习惯上，朱父用毛笔和宣纸练字，而儿媳妇则喜欢用电脑打字；在饮食习惯方面，朱父习惯吃米饭及油腻的炒菜，儿媳妇则喜欢吃水果、蔬菜和饼干；在餐具选择上，朱父用的是筷子，玛莎只用刀叉……导演故意设置电影镜头和画面，让朱父和儿媳在并列的两条电影线索中形成对比。
《喜宴》中设置的两次婚礼也是对比的需要。第一次婚礼中，伟同与威威选择了庄重、简单的西式婚礼，但在观念传统的高家父母看来，这场婚礼寒酸、冷清，丢尽了中国人的面子；第二次婚礼则是中式喜宴，婚宴讲究排场和面子，遵循中国传统礼数，场面热闹而隆重。两次风格迥异的婚礼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伦理观念、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两种文化间的差异。
（二）用富有意味的构图形式表现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融合
电影创作中，精心结构的每一格画面的构图，主要目的都是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相关场面中，并准确地引导到合适的剧情位置上来。李安在电影中借鉴了西方现代电影观念及手法，有意呈现出“有意味的形式”的效果。在的作品中，简简单单的一个画面常常会透露出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弦外之音。
李安导演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首先十分注重画面中人物位置关系的处理。他善于将电影构图与影片中角色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通过画面将人物的各个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推手》中的电影构图在人物位置关系方面处理巧妙，几乎从头至尾都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对峙的构图设置，其中最为生动的画面莫过于朱父与玛莎同处而互不理睬的镜头，简单的两个画面，一老一少、一中一西、一静一动，朱父的神清体静与玛莎的烦躁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注重人物位置关系的处理外，李安在影片中还善于采用多样化的构图手法。在《喜宴》中单单片名二字就足以令人称道。喜字的繁体本为囍，但在片名中导演却有意将喜字的造型分为三个部分，好像三个简体喜字因中间的红色心型图案的加入而紧密连接起来，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却又是部分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也为我们预示了影片讲述的将是一段错综复杂的三角爱情，甚至也预示了最后组成的一女两男的复杂的家庭结构，但这个家庭并不缺少爱心。《卧虎藏龙》中的武打戏与其它影片有很大不同，用李安的话说“我是要打出一种意境来！”。在俞秀莲与玉娇龙夜晚追逐的一场戏中，导演让观众清楚的看到两人运用轻功时起、飞、落的整套动作，导演是在借用动作来展现人物性格：玉娇龙初生牛犊不怕虎，动作骄横轻快；俞秀莲性格沉稳干练，动作则扎实沉稳。一场打戏将二人的性格展露无疑，由此足可见导演的苦心安排。
李安还善于将东方文化中的情融于景的手法运用到西方题材电影的创作中，这一点在《理智与情感》中体现明显，他的东方文化背景使《理智与情感》增添了很多文化韵味。中国文化十分重视情景融合，认为环境可以达到说明故事的时间与空间、参与塑造人物形象性格以及推动剧情、营造气氛的作用。在拍摄埃诺莉与爱德华定情的那场戏时，李安将“寓情于景”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声声情话中，进入画面的则是他们身后的夕阳和羊群，而不是用特写镜头去展现爱德华表白时的面部表情，这正是中国文化讲究情景结合，即人物的心情与他所在环境里的景物相对应的表现手法，同时又符合了简·奥斯汀时代英国社会状况及那个时代的英国文学对人性的描写与景观描写密不可分的特点。
（三）用不同的声音元素配置组合体现文化的共存与交融
声音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视听媒介的表现形式出发，在镜头空间中，根据声音发出体的不同，声音可分为人声、音乐和音响三个层面。在李安的作品中，声音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导演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人声是电影三种声音中最重要的，指人在表达思想和喜怒哀乐等情感时，所发出的具有音调、音色、力度、节奏等特征的声音，是电影反映现实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包括人物间的对话和以画外音形式出现的内心独白、旁白等。
《推手》中，晓生一家人在吃晚餐时进行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妻子和父亲分别夹菜给他）
朱晓生：谢谢！（英文） 谢谢！（中文）
朱父：这美国女人光吃青菜怎么回事？（中文）
朱晓生：她怕胖。（中文）
朱父：我怎么不胖？这地球上的东西，五谷杂粮、果木蔬菜属于隐性，另一种东西，牛羊猪鸡是显性的，两种东西配合起来吃才能补先天不足。（中文）
杰米：妈，我可以看卡通吗？（英文）
玛莎：喝完牛奶才可以看电视。（英文）
朱父：说什么？（中文）
朱晓生：喝完牛奶才可以看电视。（中文）
朱父：美国人教小孩好像做买卖，什么都谈条件。（中文）
朱晓生：是呀，爸。（中文）
朱父：还有这个美国动画完全是怪力乱神，唯恐天下不乱，哪儿可以给孩子看，简直是鬼打架。咱们古有明训……（中文）
朱晓生：爸，吃饭吧。你别介意，是怕您菜凉了。（中文）
玛莎：他在嘀咕什么？（英文）
朱晓生：卡通里的暴力。（英文）
玛莎：他自己是武术大师，这还不够暴力吗？（英文）
以上只是电影中一段简单的家庭对话，但就是这一小段对话，清楚地表现了朱父与玛莎两个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由于语言不通，白天相对无语，在晚餐时都想与晓生倾述，争夺话语权，由此发生了一段不和谐的对话。从对话中可以看出，两人的饮食习惯、教育方式等方面截然相反。
在观看《饮食男女》时，导演让观众不仅听到普通话、英文，还有湖南话和闽南话。各种方言及英文的使用不仅让观众产生真实感，文化的共存与交融与蕴含也在其中。
李安影片中的音乐和音响也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色和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特点。在《饮食男女》的片头中，朱父在厨房里做菜的各种动作音响都一一得到呈现，里面有抓鱼时搅水的声音、刮鱼时的响声、锅里的油炸声、切菜声、鸡叫声等，这些音响与影像同步出现，加上节奏明快民族背景音乐，使整个做菜过程宛如一场音乐交响曲，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味，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地印象。《卧虎藏龙》中的音乐元素掺杂了非洲鼓、京戏锣、新疆乐器和新疆民歌（《阿瓦尔古丽》），还有“世界音乐”等等。音乐与人声、音响共同构成了电影的听觉元素，在描绘环境、刻画人物性格，烘托人物感情，体现不同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窦欣平.李安的世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04）.
[2]康霞.当东方遇到西方——李安电影中的文化冲突表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09）.
[3]黄会林.影视概论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3页.
[4]丁卉.李安电影的叙事策略[J].封面人物.2001，（06）.
作者简介
姚丽芳（1963—— ），女，汉族，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韩国清州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
[关键词] 李安电影 跨文化研究 叙事策略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0.005
李安的电影既表现了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省，也饱含了他博采众长的文化态度，从而形成他独具一格的跨文化叙事策略和创作特色。在他的影片中，导演不是对各种文化武断地进行优劣之分，而是将种种矛盾与冲突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反思东方文化，并以东方文化视角审视西方现代文明，将不同的心理与现实冲突融合在一起。下面从叙事结构、电影构图、声音配置三方面来阐释一下李安电影在创作形式上的跨文化表现。
（一）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来设置叙述结构线索
李安是学戏剧出身的，5年的戏剧生活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把戏剧的方法融入到电影的创作中，正因为如此，他的影片多采用平行的叙事模式。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中是这样定义的，“这种模式遵循情节发展的线性时间顺序，但也同时设置了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叙述线索。各线索之间，以具有明显不同风貌、不同取向的事件和人物构成或明显或错综的复杂性对比关系。”
在李安的电影作品中，多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来设置叙述线索，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推手》讲述了一个跨国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故事。在片中，由于朱父与玛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生活经历，两人在许多方面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晨练的选择上，朱父喜欢在房间中打坐或者在客厅里打太极拳，而洋儿媳玛莎则选择跑步练西洋拳；书写习惯上，朱父用毛笔和宣纸练字，而儿媳妇则喜欢用电脑打字；在饮食习惯方面，朱父习惯吃米饭及油腻的炒菜，儿媳妇则喜欢吃水果、蔬菜和饼干；在餐具选择上，朱父用的是筷子，玛莎只用刀叉……导演故意设置电影镜头和画面，让朱父和儿媳在并列的两条电影线索中形成对比。
《喜宴》中设置的两次婚礼也是对比的需要。第一次婚礼中，伟同与威威选择了庄重、简单的西式婚礼，但在观念传统的高家父母看来，这场婚礼寒酸、冷清，丢尽了中国人的面子；第二次婚礼则是中式喜宴，婚宴讲究排场和面子，遵循中国传统礼数，场面热闹而隆重。两次风格迥异的婚礼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伦理观念、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两种文化间的差异。
（二）用富有意味的构图形式表现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融合
电影创作中，精心结构的每一格画面的构图，主要目的都是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相关场面中，并准确地引导到合适的剧情位置上来。李安在电影中借鉴了西方现代电影观念及手法，有意呈现出“有意味的形式”的效果。在的作品中，简简单单的一个画面常常会透露出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弦外之音。
李安导演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首先十分注重画面中人物位置关系的处理。他善于将电影构图与影片中角色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通过画面将人物的各个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推手》中的电影构图在人物位置关系方面处理巧妙，几乎从头至尾都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对峙的构图设置，其中最为生动的画面莫过于朱父与玛莎同处而互不理睬的镜头，简单的两个画面，一老一少、一中一西、一静一动，朱父的神清体静与玛莎的烦躁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注重人物位置关系的处理外，李安在影片中还善于采用多样化的构图手法。在《喜宴》中单单片名二字就足以令人称道。喜字的繁体本为囍，但在片名中导演却有意将喜字的造型分为三个部分，好像三个简体喜字因中间的红色心型图案的加入而紧密连接起来，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却又是部分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也为我们预示了影片讲述的将是一段错综复杂的三角爱情，甚至也预示了最后组成的一女两男的复杂的家庭结构，但这个家庭并不缺少爱心。《卧虎藏龙》中的武打戏与其它影片有很大不同，用李安的话说“我是要打出一种意境来！”。在俞秀莲与玉娇龙夜晚追逐的一场戏中，导演让观众清楚的看到两人运用轻功时起、飞、落的整套动作，导演是在借用动作来展现人物性格：玉娇龙初生牛犊不怕虎，动作骄横轻快；俞秀莲性格沉稳干练，动作则扎实沉稳。一场打戏将二人的性格展露无疑，由此足可见导演的苦心安排。
李安还善于将东方文化中的情融于景的手法运用到西方题材电影的创作中，这一点在《理智与情感》中体现明显，他的东方文化背景使《理智与情感》增添了很多文化韵味。中国文化十分重视情景融合，认为环境可以达到说明故事的时间与空间、参与塑造人物形象性格以及推动剧情、营造气氛的作用。在拍摄埃诺莉与爱德华定情的那场戏时，李安将“寓情于景”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声声情话中，进入画面的则是他们身后的夕阳和羊群，而不是用特写镜头去展现爱德华表白时的面部表情，这正是中国文化讲究情景结合，即人物的心情与他所在环境里的景物相对应的表现手法，同时又符合了简·奥斯汀时代英国社会状况及那个时代的英国文学对人性的描写与景观描写密不可分的特点。
（三）用不同的声音元素配置组合体现文化的共存与交融
声音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视听媒介的表现形式出发，在镜头空间中，根据声音发出体的不同，声音可分为人声、音乐和音响三个层面。在李安的作品中，声音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导演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人声是电影三种声音中最重要的，指人在表达思想和喜怒哀乐等情感时，所发出的具有音调、音色、力度、节奏等特征的声音，是电影反映现实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包括人物间的对话和以画外音形式出现的内心独白、旁白等。
《推手》中，晓生一家人在吃晚餐时进行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妻子和父亲分别夹菜给他）
朱晓生：谢谢！（英文） 谢谢！（中文）
朱父：这美国女人光吃青菜怎么回事？（中文）
朱晓生：她怕胖。（中文）
朱父：我怎么不胖？这地球上的东西，五谷杂粮、果木蔬菜属于隐性，另一种东西，牛羊猪鸡是显性的，两种东西配合起来吃才能补先天不足。（中文）
杰米：妈，我可以看卡通吗？（英文）
玛莎：喝完牛奶才可以看电视。（英文）
朱父：说什么？（中文）
朱晓生：喝完牛奶才可以看电视。（中文）
朱父：美国人教小孩好像做买卖，什么都谈条件。（中文）
朱晓生：是呀，爸。（中文）
朱父：还有这个美国动画完全是怪力乱神，唯恐天下不乱，哪儿可以给孩子看，简直是鬼打架。咱们古有明训……（中文）
朱晓生：爸，吃饭吧。你别介意，是怕您菜凉了。（中文）
玛莎：他在嘀咕什么？（英文）
朱晓生：卡通里的暴力。（英文）
玛莎：他自己是武术大师，这还不够暴力吗？（英文）
以上只是电影中一段简单的家庭对话，但就是这一小段对话，清楚地表现了朱父与玛莎两个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由于语言不通，白天相对无语，在晚餐时都想与晓生倾述，争夺话语权，由此发生了一段不和谐的对话。从对话中可以看出，两人的饮食习惯、教育方式等方面截然相反。
在观看《饮食男女》时，导演让观众不仅听到普通话、英文，还有湖南话和闽南话。各种方言及英文的使用不仅让观众产生真实感，文化的共存与交融与蕴含也在其中。
李安影片中的音乐和音响也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色和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特点。在《饮食男女》的片头中，朱父在厨房里做菜的各种动作音响都一一得到呈现，里面有抓鱼时搅水的声音、刮鱼时的响声、锅里的油炸声、切菜声、鸡叫声等，这些音响与影像同步出现，加上节奏明快民族背景音乐，使整个做菜过程宛如一场音乐交响曲，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味，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地印象。《卧虎藏龙》中的音乐元素掺杂了非洲鼓、京戏锣、新疆乐器和新疆民歌（《阿瓦尔古丽》），还有“世界音乐”等等。音乐与人声、音响共同构成了电影的听觉元素，在描绘环境、刻画人物性格，烘托人物感情，体现不同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窦欣平.李安的世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04）.
[2]康霞.当东方遇到西方——李安电影中的文化冲突表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09）.
[3]黄会林.影视概论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3页.
[4]丁卉.李安电影的叙事策略[J].封面人物.2001，（06）.
作者简介
姚丽芳（1963—— ），女，汉族，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韩国清州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