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当然，她有時也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方面确实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不是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她擦拭了一件又一件，再嘁里咔嚓组合起来，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手枪又握在她的手中——她是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她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她已成为陕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所以，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淘气调皮好像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都很“臭”。她去世时年仅45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从何而来？”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可是翻看她的日记，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人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文采也是颇生动的。那全是靠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她去世后二十年，我开始写作。
　　20世纪60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坊。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写的字迹依稀可见，如“牛”“羊”“人”“手”……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
　　在我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聪明美丽，更多的却流露出“威严不可犯”的一面。
　　1947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我们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留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的枪。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下，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我们母子平安。但那次母亲哭了，她说：“万一狼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但我也能感知她细腻温情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叫醒我，在我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睡眼“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做“拨鱼”，头一碗一成不变是给我吃的。1960年困难时期，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母亲总是留给我们兄妹，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时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青烟的她对不上号。
　　她去世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当我鬓发渐白、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视着我，跟随着我。（二月河/文，摘自《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