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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光明媚的上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迈进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郁正凡家中采访，请他讲述反清乡斗争经历。他娓娓道来，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在我眼前推演。
郁正凡说，他1925年4月2日出生，1943年在江家镇海门中学高中毕业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正是抗日反清乡进入高潮时期。1943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中国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阴谋，在结束了苏南清乡后，将目光对准了苏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一期清乡的区域是苏中四分区的大部。日伪军出动兵力最多，使用手段最残酷、最血腥，斗争最激烈的也正是在苏中四分区。为坚守住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提出了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方针：“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采取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相结合”“以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应对敌人的“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等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从主力部队抽出部分兵力转为区游击队及民兵，建立县团、区队、民兵三级武装，确定了在清乡区内以县团、区队、民兵的游击战为主，武工队对日伪重点打击为辅，主力跳到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的战术。粟裕还提出每乡、每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口號，并要求在非清乡区的部队主动打击敌人，以减轻敌人对清乡区的压力。
郁正凡参加革命后，海中区区长朱建章（海门原常乐乡中桥村人）将他与吴之舟、刘正三人组成锄奸组，属武工队一部分（亦称小游击队），分别被安排到三所小学担任校长，郁正凡担任施正校校长。他们白天在学校工作，在向学生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利用小学生不引人注目的特点，让孩子们帮着传递情报。晚上，他们一人一把步枪，按得到的情报出去行动。白天他们就把枪藏起来。郁正凡的枪藏在他父亲的“材屋”（砌在野外放棺材的小瓦屋）。吴之舟开始将一颗手榴弹藏在鸽笼里，有次伪军下乡清乡，来到吴之舟宅上，伪排长喜欢鸽子，看见鸽笼便爬上去打开笼门往里看，发现有颗手榴弹，拿了出来要报告鬼子，吴之舟父亲求饶不成，只得卖掉田地，拿出了20担玉米给伪排长私了此事。
当地汉奸、特务、叛徒一旦被发现，全部由锄奸组处理，毫不留情把他们杀死。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这样就不能保护自己，保护革命群众。在三阳镇东面交界处100多米塌水桥旁边小店，里面有陈林栋、张其昌两人，都是汉奸（当地俗称“透气桶”），他们认敌为父，卖国求荣，把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的动向告诉敌人。锄奸组用下“大汤馄饨”的方法把他们处死了，就是用绳子将其手脚反绑抽紧，丢到河里溺死。
张海清是个与日本鬼子密切勾结的大土匪，他有个保镖乔装老百姓到海中区一肖姓人家，见他家女儿漂亮就住下了。锄奸组观察到此人有疑点，也派人住进那户人家，趁他早晨上茅厕，进屋里翻开枕头，发现下面有驳壳枪的压印。当天黄昏此人在乘凉，锄奸组三人一起过去，把他扑倒在地，见他的枪插在背后，是一支2号驳壳枪。因为怕旁边有“透气桶”，公开处置时敌人会来救他，所以当夜也将他下了“大汤馄饨”。
一次三阳镇还乡团有个成员来到聚星镇，穿的是便服，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锄奸组得知这一情报，立即赶去，在他衣服里搜查到还乡团的信，经审问确定是名特务，立即拉到和合镇西北张成龙（武举人）坟墓附近将其处死。地主季德昌与土匪陆兆林有勾结；郁正凡两个小时候一起玩的小伙伴黄天石、陆卫兵都当了还乡团的乡长，经警告这些人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锄奸组也毫不留情将他们铲除。就这样，地方上的毒瘤逐一被处理，给伪军、汉奸造成极大威慑，迫使其行为有所收敛。当然，处理掉这些人，锄奸组都经过区公安股长盛有为（解放后担任过南通市公安局长）的同意。据统计，那时四分区捕杀汉奸特务1400余人。
锄奸工作是一件将自己头颅拎在手里的事，随时会遭受敌人报复流血牺牲。有天晚上，伪乡长石体刚突然带伪军来到郁正凡家捉他，他灵机一动躲在老式大床顶板上未被发现。敌人就将他哥哥郁正康捉了去。他父亲被迫凑了20担玉米给伪乡长，换回了他哥哥一条命。当时公安股长盛有为的父亲就是被敌人捉去残酷杀害的。
根据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四分区政委姬鹏飞在南通地区（当时亦称东南地区）的反清乡动员要求，四分区针对公路、水网交通特点进行挖沟破路，在河道水中筑暗坝、打暗桩，挖断公路，改变地形等，迟滞日伪军进攻。各县民兵、自卫队和广大群众掀起了拆桥、破路、筑坝的热潮。郁正凡他们除了消灭汉奸特务，第二大任务是组织、发动老百姓割电线、破公路，主要负责三阳镇至久隆镇，再到汇隆镇一带。我方先派人侦察公路沿线情况，看见白天鬼子把电线拉上电线杆，晚上武工队就组织老百姓将电线剪断，藏起来，让鬼子变成聋子、哑巴。白天鬼子刚强征民工把公路修好，晚上武工队又组织老百姓将路开膛破肚，让鬼子无计可施。
斜桥伏击战又称六三战斗。道路被我方组织民兵破掉了，日军胁迫百姓又要来修路。根据这个情况，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陶勇与参谋长兼启海警卫团团长梅嘉生布置部队，将被破坏的公路处作为出击重点，狠狠敲打日军。6月2日，我七团获得日军第二天一早出动修路的情报，当天半夜时分，团参谋长朱传宝率领一营指战员悄悄进入三阳镇斜桥以东伏击阵地，二、三营也分别进入预定位置。3日拂晓前，我军已经在斜桥附近摆开了一个大口袋。8点多钟，三阳镇据点里的敌人在警备队长新野率领下，30多个鬼子、130多个伪军，携带九二步兵炮一门，押着一群民夫，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往东走来。当鬼子进入一营三连的有效射程之内，架在屋顶的机枪突然开火，几个鬼子应声倒地。等鬼子靠近后，又扔出手榴弹，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鬼子误断我军不是主力部队，便指挥日伪军向三连阵地猛扑过来。此时，修路的民工一哄而散。敌人全部进入我包围圈后，西北面我一、二连阵地，东面的三连阵地，机枪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一营在营长郭志伟的指挥下，从西北东三面包抄过来，经过半小时的拼杀，全歼了进入伏击圈的敌人。斜桥伏击战打死鬼子35名、活捉1名，歼灭伪军130多名，缴获了一门步兵炮和大量枪支弹药。六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清乡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海门人民抗日斗争的士气。
抗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在苏中七战七捷，缴获敌人大批新式武器，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操作使用，便招收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当时南通地区参军的优秀子弟有600多名。海中区委书记张为武动员吴之舟、郁正凡、刘正三人加入新四军。因为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到了十一纵队教导大队。1947年1月新四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郁正凡他们投身解放战争洪流，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上海、江南、福建、厦门等战役战斗。
郁正凡荣获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全国解放纪念章，2005年8月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老同志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看着这些沉甸甸的勋章，望着这位革命老前辈，我越发肃然起敬。
（责任编辑 王浩钟）
郁正凡说，他1925年4月2日出生，1943年在江家镇海门中学高中毕业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正是抗日反清乡进入高潮时期。1943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中国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阴谋，在结束了苏南清乡后，将目光对准了苏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一期清乡的区域是苏中四分区的大部。日伪军出动兵力最多，使用手段最残酷、最血腥，斗争最激烈的也正是在苏中四分区。为坚守住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提出了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方针：“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采取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相结合”“以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应对敌人的“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等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从主力部队抽出部分兵力转为区游击队及民兵，建立县团、区队、民兵三级武装，确定了在清乡区内以县团、区队、民兵的游击战为主，武工队对日伪重点打击为辅，主力跳到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的战术。粟裕还提出每乡、每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口號，并要求在非清乡区的部队主动打击敌人，以减轻敌人对清乡区的压力。
郁正凡参加革命后，海中区区长朱建章（海门原常乐乡中桥村人）将他与吴之舟、刘正三人组成锄奸组，属武工队一部分（亦称小游击队），分别被安排到三所小学担任校长，郁正凡担任施正校校长。他们白天在学校工作，在向学生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利用小学生不引人注目的特点，让孩子们帮着传递情报。晚上，他们一人一把步枪，按得到的情报出去行动。白天他们就把枪藏起来。郁正凡的枪藏在他父亲的“材屋”（砌在野外放棺材的小瓦屋）。吴之舟开始将一颗手榴弹藏在鸽笼里，有次伪军下乡清乡，来到吴之舟宅上，伪排长喜欢鸽子，看见鸽笼便爬上去打开笼门往里看，发现有颗手榴弹，拿了出来要报告鬼子，吴之舟父亲求饶不成，只得卖掉田地，拿出了20担玉米给伪排长私了此事。
当地汉奸、特务、叛徒一旦被发现，全部由锄奸组处理，毫不留情把他们杀死。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这样就不能保护自己，保护革命群众。在三阳镇东面交界处100多米塌水桥旁边小店，里面有陈林栋、张其昌两人，都是汉奸（当地俗称“透气桶”），他们认敌为父，卖国求荣，把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的动向告诉敌人。锄奸组用下“大汤馄饨”的方法把他们处死了，就是用绳子将其手脚反绑抽紧，丢到河里溺死。
张海清是个与日本鬼子密切勾结的大土匪，他有个保镖乔装老百姓到海中区一肖姓人家，见他家女儿漂亮就住下了。锄奸组观察到此人有疑点，也派人住进那户人家，趁他早晨上茅厕，进屋里翻开枕头，发现下面有驳壳枪的压印。当天黄昏此人在乘凉，锄奸组三人一起过去，把他扑倒在地，见他的枪插在背后，是一支2号驳壳枪。因为怕旁边有“透气桶”，公开处置时敌人会来救他，所以当夜也将他下了“大汤馄饨”。
一次三阳镇还乡团有个成员来到聚星镇，穿的是便服，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锄奸组得知这一情报，立即赶去，在他衣服里搜查到还乡团的信，经审问确定是名特务，立即拉到和合镇西北张成龙（武举人）坟墓附近将其处死。地主季德昌与土匪陆兆林有勾结；郁正凡两个小时候一起玩的小伙伴黄天石、陆卫兵都当了还乡团的乡长，经警告这些人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锄奸组也毫不留情将他们铲除。就这样，地方上的毒瘤逐一被处理，给伪军、汉奸造成极大威慑，迫使其行为有所收敛。当然，处理掉这些人，锄奸组都经过区公安股长盛有为（解放后担任过南通市公安局长）的同意。据统计，那时四分区捕杀汉奸特务1400余人。
锄奸工作是一件将自己头颅拎在手里的事，随时会遭受敌人报复流血牺牲。有天晚上，伪乡长石体刚突然带伪军来到郁正凡家捉他，他灵机一动躲在老式大床顶板上未被发现。敌人就将他哥哥郁正康捉了去。他父亲被迫凑了20担玉米给伪乡长，换回了他哥哥一条命。当时公安股长盛有为的父亲就是被敌人捉去残酷杀害的。
根据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四分区政委姬鹏飞在南通地区（当时亦称东南地区）的反清乡动员要求，四分区针对公路、水网交通特点进行挖沟破路，在河道水中筑暗坝、打暗桩，挖断公路，改变地形等，迟滞日伪军进攻。各县民兵、自卫队和广大群众掀起了拆桥、破路、筑坝的热潮。郁正凡他们除了消灭汉奸特务，第二大任务是组织、发动老百姓割电线、破公路，主要负责三阳镇至久隆镇，再到汇隆镇一带。我方先派人侦察公路沿线情况，看见白天鬼子把电线拉上电线杆，晚上武工队就组织老百姓将电线剪断，藏起来，让鬼子变成聋子、哑巴。白天鬼子刚强征民工把公路修好，晚上武工队又组织老百姓将路开膛破肚，让鬼子无计可施。
斜桥伏击战又称六三战斗。道路被我方组织民兵破掉了，日军胁迫百姓又要来修路。根据这个情况，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陶勇与参谋长兼启海警卫团团长梅嘉生布置部队，将被破坏的公路处作为出击重点，狠狠敲打日军。6月2日，我七团获得日军第二天一早出动修路的情报，当天半夜时分，团参谋长朱传宝率领一营指战员悄悄进入三阳镇斜桥以东伏击阵地，二、三营也分别进入预定位置。3日拂晓前，我军已经在斜桥附近摆开了一个大口袋。8点多钟，三阳镇据点里的敌人在警备队长新野率领下，30多个鬼子、130多个伪军，携带九二步兵炮一门，押着一群民夫，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往东走来。当鬼子进入一营三连的有效射程之内，架在屋顶的机枪突然开火，几个鬼子应声倒地。等鬼子靠近后，又扔出手榴弹，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鬼子误断我军不是主力部队，便指挥日伪军向三连阵地猛扑过来。此时，修路的民工一哄而散。敌人全部进入我包围圈后，西北面我一、二连阵地，东面的三连阵地，机枪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一营在营长郭志伟的指挥下，从西北东三面包抄过来，经过半小时的拼杀，全歼了进入伏击圈的敌人。斜桥伏击战打死鬼子35名、活捉1名，歼灭伪军130多名，缴获了一门步兵炮和大量枪支弹药。六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清乡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海门人民抗日斗争的士气。
抗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在苏中七战七捷，缴获敌人大批新式武器，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操作使用，便招收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当时南通地区参军的优秀子弟有600多名。海中区委书记张为武动员吴之舟、郁正凡、刘正三人加入新四军。因为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到了十一纵队教导大队。1947年1月新四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郁正凡他们投身解放战争洪流，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上海、江南、福建、厦门等战役战斗。
郁正凡荣获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全国解放纪念章，2005年8月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老同志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看着这些沉甸甸的勋章，望着这位革命老前辈，我越发肃然起敬。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