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封锁、数字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都在驱使全球治理发生改变。世界科技领导者同时也将成为地缘政治领导者，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之争日趋激烈。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竞赛将成为影响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和政治安排的主要因素。
　　尽管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力量，但已被中国紧紧追赶，身后还有俄罗斯等其他“选手”。至于中国，它已经投资了大约3000亿美元于该领域（包括芯片和电动汽车），采取了国家创新战略，并出现了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先锋科技巨头。但是，尽管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潜力巨大，超越美国仍为时尚早。研究表明，中国在三个关键前沿仍然落后：硬件、研究和商业。
　　除了美国和中国，欧洲和亚洲国家也在追求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比如，英国在人工智能准备方面位于全球最顶尖行列，因为它拥有顶级科研院校和慷慨的公共研究拨款。类似地，许多亚洲国家在科技扩散和机器人密度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韩国每1万名工人中就有774个机器人，遥遥领先于大部分其他国家；早已在汽车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已开始树立自动汽车的领导者形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冠疫情加快了通往数字化的趋势，各种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被应用于跟踪、描绘、预测、诊断和遏制病毒，同时也正在实现远程工作、电子商务和其他行为转变。事实上，早在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宣布新冠暴发前一周，一家人工智能平台便已发现了病毒暴发的迹象。此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被运用于跟踪和预测疫情的演变，辨别高风险病人，以及优化资源调度。
　　为了避免“疫苗民族主义”的零和效应，我们需要更好的跨国共享数据和科技方案流程，不让一个国家落后。
　　最近的医疗动态，可以说明第四次工业革命地缘政治的总体情况。大量注意力投向了新冠危机爆发以来的中美对立升级。鲜为人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危机作为自身扩大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运用的机会。
　　比如，非洲部署了一个人工智能短信平台，为缺少互联网接入、智能手机甚至教科书的辍学儿童提供教育内容。这类创新在学校关门时间延长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重要。类似地，零售商和消费者日益依靠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来保持社交距离，保护供应链。在农业方面，更多农民使用来自大数据平台、经由物联网放大的信息指导决策。
　　但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以及与多边机构的更多协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竞争会诱导各国运用经济实力影响国际标准。在数字驱动的时代，具领导地位的政府如何定义监管方针—包括个人隐私等关键问题—将影响到未来多年的整个全球经济秩序。
　　这一动态在不同国家对人工智能驱动的面部识别和疫情期间的接触者跟踪工具的管理上尽显无遗。在韩国和中国，这些技术早已得到广泛运用，并且（到目前为止）对于限制病毒传播非常有效，但其需要牺牲隐私也是无可争议的。
　　相反，美国无法依靠这些工具，部分原因在于它尚未采用消费者隐私、数据安全和数字所有权的明确规则和标准。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规则表明，国家层面的当局之间缺少合作会导致实施漏洞百出，效率低下。
　　新冠危机是一次定义未来国际合作的历史性机遇。如何监管和利用新科技的问题，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行业或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合作—首先便是开发和部署疫苗方面的合作—收益将是深远的。但收获这些收益需要基础广泛、意图良好地寻找共同點。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兰德里·西格尼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商学院教授，马克·埃斯波西托是浩特国际商学院和哈佛大学任命的商学和经济学教授，桑吉夫·哈格拉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商学院院长兼干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