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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理”与“不断备考”都只是这一改革的表面影响，背后还有课程结构、教学组织、教師评价、条件保障等更多因素值得探讨。
9月28日，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会上表示，今年将继续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教学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早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省市将于今年9月开启新一轮高考招生改革的试点工作，以“探索一些新的路子”。
“要注意到‘扩大试点’这个提法，”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下文简称“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浙江、上海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即便浙江、上海取得了一些经验，某种程度上也并不意味着全国都要这么做，各地经济、政治、文化、考生数量都存在差异，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的压力。”
2014年开始在浙江、上海正式实施的新高考改革，在今年迎来了第一届毕业生，吸引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论。
先是由于新高考采取选考制度，高中不再分文理科，除语数外必须参加统考外，考生可以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历史中（浙江增加了一门技术课）选择3门作为高考科目，计入总成绩，使得较难的物理科目“遇冷”：2017年浙江全省29.13万高考考生，选考物理的只有8万人，仅占27%;上海的考生中，选考物理的比例也仅占30%。
这一趋势蔓延到了今年开始试点新高考改革的北京。有报道说，北京高中的高考规则说明会刚一结束，就有不少家长在讨论“要不要选物理”。有人担忧，这一趋势会对中国年轻人的科学素养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是在新高考改革中，学生需要参加高中全部13门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6选3或7选3的选考科目考试，两次的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数学统考，使得学生从高一就开始迎接备考压力。在浙江的两次选考、以最优成绩报考志愿的方案设计下，在有些学校内形成了不断考试、不断刷题的循环。
不过，多位教育界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其所针对的目标、实施的路径，不仅过去未曾有过，更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选考，而是新高考为了平衡不同学科的难度和分值，对选考科目采取了赋分制。
赋分制，即不以卷面实际分数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据考生的卷面成绩在全部成绩中的位置，给出一个相对分数。具体到本次高考，每门选考科目卷面成绩的前1%为100分，2%为97分，以此类推，以每3分为一个分差档设置21个得分档，直至最低分40分。
一名高三学生坐在由复习资料砌成的“书墙”前翻阅高考模拟试卷。
“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这所学校在此轮高考改革前，全校有2/3的学生必修物理。高考改革后，选考物理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该校原本排名靠前的学生，在第一次物理选考后的赋分仅为80多分，全校物理平均赋分仅为70分。而选考了技术或文科类学科的学生，最后的赋分成绩都超过了以往考试的平均成绩。在此影响下，2017年9月入学的新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下降到了33%，新高二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更是减少到仅有60人，仅占年级总人数的10%。
这种趋势在县级中学继续放大。
以嘉兴市嘉善县某高中为例。该校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校目前的在读高三学生中，最初选考时还有130人报考物理和化学，但2016年10月第一次选考成绩公布后，学生纷纷要求改选，如今仅剩下70人选考物理，在读高二学生中，报考物理的只剩下5人。“我们学校物理成绩最好的学生，在全省只能排到8000到1万名，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从学生到学校，当然都希望回避物理考试的竞争风险。”
“弃物理”现象的实质，是多数学生和学校希望避开不容易获得高赋分的科目，而主动去选择容易取得高赋分的科目，由此形成了“田忌赛马”式的选考策略。
上述嘉善高中副校长举例说，该校第一届新高考生读到高二下学期时，学校安排了一个成绩较好的班级集体参加政治选考，最后取得了1名满分、7名90分以上、平均80分的好成绩。这个成绩比2017年高考的全省政治平均分还高出近10分。
这位副校长说，他们并不是唯一采取这种“战略”的高中，在嘉兴全市的统计数据中，选考地理的比例最高，达56.65%，第二高为政治，占比达50.51%，“因为这两科都比较容易考”，报考物理的比例仅为倒数第二，37.22%。从高考总成绩来看，报考物理比例最低的一所学校，由于采取了“文多理少”的选考策略，98%以上的毕业生都被第一批次录取。
这个“经验”直接影响了后续高中生的选择。据他透露，目前嘉兴市在读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比例已降至7门选考科目最低，为30.44%，选考比例最高的三门仍是地理（57%）、化学（46.39%）和政治（46.29%）;在新高二学生的选考意向统计中，物理仍是最冷门，全市仅有17.82%的学生有意报考，难度略低的化学也下降到了32.40%，地理、政治等科目的报考意向进一步提升，分别达到59.48%和56.20%。
“我们只是普通高中，学生的目标就是能考上大学，与其选择物理给别人垫底，不如选其他科目试试运气，如果赋分制度不改变，这种现象就很难避免。”这位副校长说。 这对物理并非弱项的重点中学也产生了影响。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承认，报考物理的实际人数，的确在减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虽然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和成绩在全省排名靠前，但非重点中学出现的“弃物理”现象，使得重点中学报考物理的学生也面临着被赋低分的风险。
“一共21个得分档，1%的人得最高分，按成绩算，应该主要集中在重点中学。中间档的人最多，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现在普通中学不报了，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一部分就可能降为中间档。许多学生是喜欢物理的，可发现后面没人了，也不敢报了。”
教育界对此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改变物理考试的赋分制度，比如将最高分的赋分比例提高到5%，吸引更多学生选考。但反对意见认为，如此会破坏高考公平，即便解决“弃物理”现象，可能还会出现第二个弱势学科。
另一种思路，是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增加要求物理成绩的专业数量，以提高选考物理的考生比例。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就表示：“如果30%的物理报考比例过低，那么多少是合适的？依据又是什么？”他认为，问题的根本是给学生选择权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就要坚持，只能做引导，但无法保证结果。”
选考物理人数大量减少，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高中物理老师面临失业。上述嘉善高中目前在读的高二学生中，选考物理的学生仅有5人，只需要一名物理老师上课。因此，原有的物理老师中，有两人转岗去教新增加的技术课，1人转岗做了会计，还有几个则干脆调到当地初中当物理老师。
上述杭州市普通高中的情况也类似。该校副校长说，学校高中每年级有12个班，以往至少8个理科班要学物理，如今只有几十名学生选考物理，这样下去，“高中只需开一个物理班，一个物理老师就够了，物理老师必然都面临转岗。”
2015年5月25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一中高三学生“挑灯夜读”。
选考制度另一个直观变化，是不同学生选考不同的科目，给高中教学管理带来的难题。根据测算，浙江的“7选3”制度最多可有35种选课模式，上海的“6选3”也有多达20种选课组合。
同时，由于浙江采取两次选考、择优报考的原则，根据学生对自己的成绩要求，第一次选考结束后，有人会选择再考一次，这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更多的选课组合。
浙师大附中课程中心主任徐仲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学期选课结束，他都要带着两位同事用整整3天排课，同时依靠计算机辅助，仅为一个年级打印课表，就要耗掉整整一天。
在《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但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由20至35种选课模式带来的“走班”制，也让许多学校头疼。
前述嘉善高中副校长就坦言，无法完成35种模式的走班，最后是学校规划了18种选课模式，再由学生选择，有18种模式以外选择的，学校再做动员协调;前述杭州普通高中副校长也表示，学校条件无法保证理想状况的走班制，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折中方案，先以报考最多的两门为基础分班，外加1门课走班，最终实现了十五六种。
“走班制”难以实施，一个原因是教室数量有限。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采访中，多数高中都将能够动用的空间全部改为教室，但仍无法满足需要。即便是实力较强的杭州第二中学（下简称“杭州二中”），据其原校长叶翠微介绍，也是将能挖掘的空教室都挖掘出来，包括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以满足排班需要。据他估计，实行新高考之后，学校的场地设施需要整体增加20%至30%，杭州二中已提出了校园扩建的申请，但最快到2019年才能有新的教室投入使用。
師资力量是另一个掣肘因素。杭州二中为保障35种走班模式，为高中每年级平均配备了约60名教师，但在多数普通中学，高中每年级只有二三十名教师。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在大量乡镇学校和农村高中，一个年级仅有200名学生，师资也仅够保障4至5个教学班，“不可否认学校采用套餐制走班是下策，但也是无奈之举。”
多次选考的制度，也带来教师需求量的增加，在地理、政治等报考比例迅速提高的学科中，教师短缺的现象极为突出。同时，“二孩”政策的倡导，许多女教师请假生二胎，又导致了师资的进一步短缺。在上述嘉善高中，以往每名地理教师每周平均上12节课，新高考后，由于师资不足，每名教师每周要上16节课才能满足需求，工作量增加了三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对此做过测算，不论各高中每年实际选考某科目的学生规模大小，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数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个科目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保证教学安排。
不同的学校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介绍，温岭中学根据全校师资的总体情况安排开课，比如高二、高三需要更多的生物教师，那么高一上学期就不再安排生物课，改在高一下学期开设。
上述杭州普通高中的最大难题是技术课师资不足。该校副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一方面增加了原有计算机教师的工作量，同时，让校内有计算机知识背景的其他学科教师分担一些简单的内容，再将2至3个教学班合并上课，才勉强应付。
还有学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向市教育局申请“临时教师用工”人数，外聘有教师资格证的师范专业学生顶岗代课。
“师资是个结构性问题。”一位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每所学校的教师编制都是固定的，各学科教师人数也根据原来的教学需要形成平衡，但新高考方案实施后，很容易出现一门学科的选考人数突然增加，另一门又突然减少，作为学校，很难动态地应对所有变化。 师资力量雄厚的高中则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比如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学校的师资力量不仅可以保证全部学生的35种模式走班，而且每门课程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开设两到三个层次的教学班。不仅如此，根据学生兴趣及薄弱环节，浙师大附中还开设了专项教学项目，如数学科目中，再专门开设代数专项班、几何专项班等，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授课。
但即便在浙师大附中，也面临着新高考后如何评定教师工作的问题。何通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高考成绩、学生感受相比，教师的感受被很多人忽略了。“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既不能按照以往的‘唯分数论’，又不能单纯地按照课时量化计算，如何增加教师在改革后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需要认真研究。”
同时试点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别，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选考只能参加一次，而浙江允许参加两次。因此，不少评论认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复杂了不止一倍”，也带来更多争议。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高考前夕，上海的鄭同学在母亲的陪伴下，入住一家酒店复习功课。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 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師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处高考考场外，等候进入考场的考生们，抓住最后的一点时间临阵磨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不过他表示，“这是个过程，最终大家都将学会自我适应。”
9月28日，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会上表示，今年将继续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教学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早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省市将于今年9月开启新一轮高考招生改革的试点工作，以“探索一些新的路子”。
“要注意到‘扩大试点’这个提法，”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下文简称“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浙江、上海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即便浙江、上海取得了一些经验，某种程度上也并不意味着全国都要这么做，各地经济、政治、文化、考生数量都存在差异，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的压力。”
2014年开始在浙江、上海正式实施的新高考改革，在今年迎来了第一届毕业生，吸引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论。
先是由于新高考采取选考制度，高中不再分文理科，除语数外必须参加统考外，考生可以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历史中（浙江增加了一门技术课）选择3门作为高考科目，计入总成绩，使得较难的物理科目“遇冷”：2017年浙江全省29.13万高考考生，选考物理的只有8万人，仅占27%;上海的考生中，选考物理的比例也仅占30%。
这一趋势蔓延到了今年开始试点新高考改革的北京。有报道说，北京高中的高考规则说明会刚一结束，就有不少家长在讨论“要不要选物理”。有人担忧，这一趋势会对中国年轻人的科学素养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是在新高考改革中，学生需要参加高中全部13门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6选3或7选3的选考科目考试，两次的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数学统考，使得学生从高一就开始迎接备考压力。在浙江的两次选考、以最优成绩报考志愿的方案设计下，在有些学校内形成了不断考试、不断刷题的循环。
不过，多位教育界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其所针对的目标、实施的路径，不仅过去未曾有过，更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物理遇冷”是无解之题？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选考，而是新高考为了平衡不同学科的难度和分值，对选考科目采取了赋分制。
赋分制，即不以卷面实际分数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据考生的卷面成绩在全部成绩中的位置，给出一个相对分数。具体到本次高考，每门选考科目卷面成绩的前1%为100分，2%为97分，以此类推，以每3分为一个分差档设置21个得分档，直至最低分40分。
“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这所学校在此轮高考改革前，全校有2/3的学生必修物理。高考改革后，选考物理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该校原本排名靠前的学生，在第一次物理选考后的赋分仅为80多分，全校物理平均赋分仅为70分。而选考了技术或文科类学科的学生，最后的赋分成绩都超过了以往考试的平均成绩。在此影响下，2017年9月入学的新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下降到了33%，新高二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更是减少到仅有60人，仅占年级总人数的10%。
这种趋势在县级中学继续放大。
以嘉兴市嘉善县某高中为例。该校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校目前的在读高三学生中，最初选考时还有130人报考物理和化学，但2016年10月第一次选考成绩公布后，学生纷纷要求改选，如今仅剩下70人选考物理，在读高二学生中，报考物理的只剩下5人。“我们学校物理成绩最好的学生，在全省只能排到8000到1万名，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从学生到学校，当然都希望回避物理考试的竞争风险。”
“弃物理”现象的实质，是多数学生和学校希望避开不容易获得高赋分的科目，而主动去选择容易取得高赋分的科目，由此形成了“田忌赛马”式的选考策略。
上述嘉善高中副校长举例说，该校第一届新高考生读到高二下学期时，学校安排了一个成绩较好的班级集体参加政治选考，最后取得了1名满分、7名90分以上、平均80分的好成绩。这个成绩比2017年高考的全省政治平均分还高出近10分。
这位副校长说，他们并不是唯一采取这种“战略”的高中，在嘉兴全市的统计数据中，选考地理的比例最高，达56.65%，第二高为政治，占比达50.51%，“因为这两科都比较容易考”，报考物理的比例仅为倒数第二，37.22%。从高考总成绩来看，报考物理比例最低的一所学校，由于采取了“文多理少”的选考策略，98%以上的毕业生都被第一批次录取。
这个“经验”直接影响了后续高中生的选择。据他透露，目前嘉兴市在读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比例已降至7门选考科目最低，为30.44%，选考比例最高的三门仍是地理（57%）、化学（46.39%）和政治（46.29%）;在新高二学生的选考意向统计中，物理仍是最冷门，全市仅有17.82%的学生有意报考，难度略低的化学也下降到了32.40%，地理、政治等科目的报考意向进一步提升，分别达到59.48%和56.20%。
“我们只是普通高中，学生的目标就是能考上大学，与其选择物理给别人垫底，不如选其他科目试试运气，如果赋分制度不改变，这种现象就很难避免。”这位副校长说。 这对物理并非弱项的重点中学也产生了影响。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承认，报考物理的实际人数，的确在减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虽然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和成绩在全省排名靠前，但非重点中学出现的“弃物理”现象，使得重点中学报考物理的学生也面临着被赋低分的风险。
“一共21个得分档，1%的人得最高分，按成绩算，应该主要集中在重点中学。中间档的人最多，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现在普通中学不报了，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一部分就可能降为中间档。许多学生是喜欢物理的，可发现后面没人了，也不敢报了。”
教育界对此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改变物理考试的赋分制度，比如将最高分的赋分比例提高到5%，吸引更多学生选考。但反对意见认为，如此会破坏高考公平，即便解决“弃物理”现象，可能还会出现第二个弱势学科。
另一种思路，是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增加要求物理成绩的专业数量，以提高选考物理的考生比例。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就表示：“如果30%的物理报考比例过低，那么多少是合适的？依据又是什么？”他认为，问题的根本是给学生选择权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就要坚持，只能做引导，但无法保证结果。”
选考物理人数大量减少，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高中物理老师面临失业。上述嘉善高中目前在读的高二学生中，选考物理的学生仅有5人，只需要一名物理老师上课。因此，原有的物理老师中，有两人转岗去教新增加的技术课，1人转岗做了会计，还有几个则干脆调到当地初中当物理老师。
上述杭州市普通高中的情况也类似。该校副校长说，学校高中每年级有12个班，以往至少8个理科班要学物理，如今只有几十名学生选考物理，这样下去，“高中只需开一个物理班，一个物理老师就够了，物理老师必然都面临转岗。”
35种选课模式的大走班
选考制度另一个直观变化，是不同学生选考不同的科目，给高中教学管理带来的难题。根据测算，浙江的“7选3”制度最多可有35种选课模式，上海的“6选3”也有多达20种选课组合。
同时，由于浙江采取两次选考、择优报考的原则，根据学生对自己的成绩要求，第一次选考结束后，有人会选择再考一次，这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更多的选课组合。
浙师大附中课程中心主任徐仲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学期选课结束，他都要带着两位同事用整整3天排课，同时依靠计算机辅助，仅为一个年级打印课表，就要耗掉整整一天。
在《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但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由20至35种选课模式带来的“走班”制，也让许多学校头疼。
前述嘉善高中副校长就坦言，无法完成35种模式的走班，最后是学校规划了18种选课模式，再由学生选择，有18种模式以外选择的，学校再做动员协调;前述杭州普通高中副校长也表示，学校条件无法保证理想状况的走班制，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折中方案，先以报考最多的两门为基础分班，外加1门课走班，最终实现了十五六种。
“走班制”难以实施，一个原因是教室数量有限。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采访中，多数高中都将能够动用的空间全部改为教室，但仍无法满足需要。即便是实力较强的杭州第二中学（下简称“杭州二中”），据其原校长叶翠微介绍，也是将能挖掘的空教室都挖掘出来，包括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以满足排班需要。据他估计，实行新高考之后，学校的场地设施需要整体增加20%至30%，杭州二中已提出了校园扩建的申请，但最快到2019年才能有新的教室投入使用。
師资力量是另一个掣肘因素。杭州二中为保障35种走班模式，为高中每年级平均配备了约60名教师，但在多数普通中学，高中每年级只有二三十名教师。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在大量乡镇学校和农村高中，一个年级仅有200名学生，师资也仅够保障4至5个教学班，“不可否认学校采用套餐制走班是下策，但也是无奈之举。”
多次选考的制度，也带来教师需求量的增加，在地理、政治等报考比例迅速提高的学科中，教师短缺的现象极为突出。同时，“二孩”政策的倡导，许多女教师请假生二胎，又导致了师资的进一步短缺。在上述嘉善高中，以往每名地理教师每周平均上12节课，新高考后，由于师资不足，每名教师每周要上16节课才能满足需求，工作量增加了三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对此做过测算，不论各高中每年实际选考某科目的学生规模大小，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数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个科目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保证教学安排。
不同的学校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介绍，温岭中学根据全校师资的总体情况安排开课，比如高二、高三需要更多的生物教师，那么高一上学期就不再安排生物课，改在高一下学期开设。
上述杭州普通高中的最大难题是技术课师资不足。该校副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一方面增加了原有计算机教师的工作量，同时，让校内有计算机知识背景的其他学科教师分担一些简单的内容，再将2至3个教学班合并上课，才勉强应付。
还有学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向市教育局申请“临时教师用工”人数，外聘有教师资格证的师范专业学生顶岗代课。
“师资是个结构性问题。”一位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每所学校的教师编制都是固定的，各学科教师人数也根据原来的教学需要形成平衡，但新高考方案实施后，很容易出现一门学科的选考人数突然增加，另一门又突然减少，作为学校，很难动态地应对所有变化。 师资力量雄厚的高中则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比如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学校的师资力量不仅可以保证全部学生的35种模式走班，而且每门课程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开设两到三个层次的教学班。不仅如此，根据学生兴趣及薄弱环节，浙师大附中还开设了专项教学项目，如数学科目中，再专门开设代数专项班、几何专项班等，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授课。
但即便在浙师大附中，也面临着新高考后如何评定教师工作的问题。何通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高考成绩、学生感受相比，教师的感受被很多人忽略了。“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既不能按照以往的‘唯分数论’，又不能单纯地按照课时量化计算，如何增加教师在改革后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需要认真研究。”
育分VS育人
同时试点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别，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选考只能参加一次，而浙江允许参加两次。因此，不少评论认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复杂了不止一倍”，也带来更多争议。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 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被拉大的学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師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不过他表示，“这是个过程，最终大家都将学会自我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