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翻看《史记》，见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子一事，以为有趣，掩卷沉思，竟得一番话语想说。
　　晏子手下叫高缭之人，在晏子身边干了3年，从无犯错。然而，有一天晏子把他给辞了。有人不解，便问晏子何故，晏子说：“我见识短浅，定然会有过错，但高缭从来没有为我指出和纠正。”
　　晏子无疑是明白之人，深深懂得有人指错规正的重要性，故毫不犹豫地辞掉了高缭。
　　一个人欲让他人指错规正，必能听到真话才行。高缭之所以三年没为晏子指错规正，不排除其乃昏庸之辈，发现不了晏子的过错，更可能是他为讨晏子欢心，视过错而不坦言，说假话以粉饰。可晏子偏偏不吃这一套，从你这听不到指错规正的真言，要你何用，结果，高缭落得个被“炒鱿鱼”的下场。
　　旧时官场，听不到真话再正常不过。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帝，也往往假话贴耳，被周围人骗得不轻。光绪年间，一文钱可买三四个鸡蛋。可管御膳房的人却对光绪说，宫里吃的鸡蛋三十两银子一个。为何如此造假？因为宫里吃的只有贵才显派头，皇上怎么能吃和老百姓一样的东西。光绪“日必食鸡子四枚”，一天下来就要花费120两银子。稍微动脑筋想想，就可知此系谎言，若其真卖这么贵，别说老百姓吃不起，就算王公大臣恐怕也承受不了。有一次，光绪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手里高举一只鸡蛋问老师翁同龢：“此种贵物，师傅亦尝食否？”这翁同龢便跟着造假，来了个顺水推舟，答曰：“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明明没有的事，却让翁同龢说得跟真的似的。
　　光绪身边人之所以讲假话，不讲真话，在于光绪不比晏子明智，晏子为听到真话敢开除属下，可光绪被瞒骗了还沾沾自喜，不以为荒唐。自己就爱听假话，那听不到真话就怪不得别人了。
　　欲讓世间少些假话，晏子这样的人应多点，光绪这样的人应少点。可惜，有人就是做不了晏子。
　　冯友兰晚年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时，每年都去重庆一两次，且每次都接到蒋介石送来的请帖。宴席上，他发现一条规律，善于做官之人，如果蒋介石问他所管辖的那个地方的情况，总说很好。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最保险的回答，说一个“好”字就过去了。假使回答有问题，甚而答有什么问题，再要对问题作分析或请示，那就麻烦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受到蒋介石斥责。于是冯友兰感慨，上有好之，下必迎焉，知道蒋介石喜欢文过饰非，谁还在他面前说真话！
　　而今当干部的，自然应像晏子那样明智为好——爱听真话。
　　干部在决策中采纳不同意见乃至反对意见所以重要，是因为干部在决策中肯定存在“百密必有一疏”之时，而旁观者清，及时听取各方宝贵意见，就能避免疏漏。陈云当年发现自己决策错误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找人提意见，哪怕“抬杠”。他认为，一个人看问题，眼光总归有局限，集思广益才能使决策更加科学和正确。而这样做的前提，必有爱听真话、愿听真话、必听真话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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