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最引以为豪的是，3年前做了一件“很多中国人想做不敢做”的事情。
　　2011年12月26日早上5时许，整个东京仍在梦中，刘强乘坐的出租车疾驰在去往成田机场的路上。离目的地还有约半个小时车程时，两名警察挥手将车拦停。他把护照递上前去，心头一颤，“死定了。”
　　日本警察将本子翻开，对着他瞥了一眼，挥手放行。原来只是例行检查。早上6点的候机大厅空无一人，两个警察和一只警犬守在门口，刘强拖着两个行李箱跨门而入。他坐下来把背包一拉开，一个汽油瓶子赫然躺在里面，赶紧跑到厕所，将包扔进垃圾桶。
　　更令他恐慌的是，记录他作案过程的照相机落在了现场，高效的日本警方随时可能将他截住。
　　刘强第一个排队办理登机手续。他持着日本签证，误以为能直飞韩国免签，却被告知这需要一张韩国至中国的机票。他站在柜台前好说歹说，两个小时后买到机票，最后一个办手续登机。
　　9时10分，飞机终于升空。带着“死里逃生”的兴奋劲，刘强一连喝下两三瓶啤酒，坐在两个日本女人旁边，泪水决堤而出。
　　就在5个小时之前，这名中国男子在靖国神社冒险纵火，用汽油火烧一座被称为“神门”的木质牌坊，并向“靖国神社”石碑扔掷燃烧瓶。其后，这一事件在中日韩三国掀起巨大波澜。

纵火

　　踏进刘强独居的公寓，客厅的沙发和桌子上堆满杂物，一时间找不到落座之处。一张甲午战争的海报贴在墙上显眼位置，电视里正播着央视一档新闻节目。好几次正聊着，他中断对话告诉记者，这话题和最近哪则新闻相关。
　　“你看过那篇新闻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悠悠地说了句，“你不关心政治，将来政治肯定会关心你！”刘强热衷于时政的方方面面，每天浏览大量新闻，乐于表达自己的政见，这和后来发生的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看到新闻后，学过日语的刘强决定在灾后半年的节点，赴日为灾民提供心理疏导援助。他有过汶川救灾和多次义工经历，还拥有心理咨询师的从业资格证。同年10月3日，他抵达日本，首先在和歌山县YMCA学校补习日文。
　　在校期间，刘强发现学校老师和当地人在中日战争历史问题上拒不认错，他觉得没法容忍，屡屡和对方发生冲突。借着一次课堂上造句练习的机会，他站出来脱口而出：“我们消灭了一小队日本鬼子。”气得老师以“语法错误”打圆场。在联欢活动上，刘强表演节目时对台下讲起南京大屠杀的话题，第二天就被驱逐离校。他随后前往福岛，在当地参加义务献血，并为灾民当起了心理疏导志愿者。
　　2011年12月18日，将要结束志愿服务的刘强，看到了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提出解决慰安妇问题被拒的新闻。他想起了他的外婆。11岁那年冬天，他站在床边听着外婆临终前向家人诉说慰安妇的经历，他听着一头雾水，而现在他内心积蓄已久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这一年37岁的刘强，早已不是那个看抗日电影最怕鬼子的孩童。获得第一份日美合资企业的工作后，他懂得了在日本人面前讲英语才能让他们“老实”。2005年第一次到东京旅游时，他就特地在深夜来到靖国神社门口，轻声有力地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刘强一再表示，他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日本人，他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非当代平民百姓，“你必须承认人家比我们强，不强的话120年前能把我们打得服服帖帖吗？”他也赞赏日本人的文明素质：“日本人治安比较好，没有人捡东西……我打电话给日本警察，永远是响了两次就接，态度很温和，从来不会挂电话。”
　　而这次，刘强想给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一个警告，并打算效仿2001年在靖国神社一座石雕上喷红漆的中国人冯锦华。他将计划透露给一位日本女性朋友，她的公公曾经参加侵华战争，后来死于河北战场，得到的回答是，“喷漆你还算男人吗？你以为你高中生啊，烧了它！”
　　“连日本女人都说要烧了，咱还能说不？”诸多诱因牵扯缠绕在一起，终于拧成一条紧绷的导火线。
　　2011年12月25日，结束了志愿者工作的刘强从福岛来到东京，3次进入靖国神社探察地形，计划在第二天凌晨潜入作案。
　　12月26日正是他外婆的忌日。凌晨3时57分，刘强来到离神门10米外的小树下隐蔽，放下背包后拿出塑料瓶，将里面的汽油倒进玻璃杯中，分3次小跑靠近神门，将汽油泼在木门上。神门宽约27.5米、高约14米、厚度近半米，他这次只是打算留下一个印记。
　　凌晨4时，刘强用打火机点燃了木门上水珠般滑落的汽油，霎时神门陷入一片小小的火海中，火势在悄悄地向上蔓延。他又跑到“靖国神社”4个大字高达10米的石碑处，将点燃的燃烧瓶用力扔向石碑上方，“嘡”的一声后，熊熊火苗蹿了起来。
　　刘强朝着三百多米的斜坡狂奔而下，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逃离

　　火头很快被扑灭，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日本方面一度怀疑是韩国人所为。逃到韩国后，刘强在网上发帖、联系国内媒体，想公开身份来保护自己，但鲜有人相信。情急之下，他决定另谋他计。
　　2012年1月8日，刘强向日本驻韩大使馆外墙扔掷火焰瓶，并站在原地等待抓捕，最后因“放火未遂罪”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刘强在警察局录口供时，主动向日本媒体承认对十多天前的靖国神社纵火案负责，中日韩三国一片哗然。
　　由于日韩两国签有《韩日罪犯引渡条约》，日方以“刑事犯罪”名义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对刘强的引渡申请。得知很可能会被引渡后，后悔害怕的他在监狱长期便秘。 　　服刑期满后，首尔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刘强引渡申请一案。结合刘强的纵火动机、家庭背景等，韩方认为其在日本靖国神社的犯罪行为，是为了政治大义而实施的，最终于2013年1月3日裁定，刘强所犯罪行属于“政治犯罪”，不允许将其引渡至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对此感到遗憾，中方则对此结果表示欢迎。第二天早上，刘强在两名外交人员的挟持下，在机场摆脱了日方行动小组的追踪，搭乘飞机回到上海。
　　刘强在上海和父母、妹妹一起生活长达23年，但并不意味着他与这个家庭志趣相投。
　　刘强1974年在上海出生，爷爷刘别生是新四军团长，历经多次抗日战役，最后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牺牲。在刘强眼里，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坎坷的经历，使父亲形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他觉得我一句话说得不妥，马上踢你一脚。”刘强用“压抑”来形容这种成长环境。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是被小流氓和留级生欺负的“受气包”。
　　1997年大学毕业，刘强从上海来到广州，一心要离开那个“充斥着负能量”的家庭，十多年来从未回去过。那个年少时的自己，被如今的他贴上了“懦弱”的标签。
　　而在3年前的那个晚上，他终于成为了自己内心的勇士，“我觉得我是代表中国人，120年来第一次在日本国土上发动战争行为，不是恐怖主义，是战争行为，靖国神社是相当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所有去中国的日本兵都要参拜靖国神社才能出征，那是他们的精神堡垒啊。”
　　回到上海后，在街道办给他举行的接风宴上，有人打趣道，“刘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你是英雄。”话音刚落，某位外事部门领导一本正经地说，“这种人是不能算英雄的啊！”果真一语成谶。
　　受其影响，时常有政府和媒体到刘家了解情况。父母认为儿子做的事情很不光彩，刘强和父亲差点要脱离父子关系。他们也拒绝了有关采访的请求。
　　不受待见让他觉得很落魄，对外界反应也变得敏感。整整一年他不敢抬头正眼看人，还担心日本黑社会报复，几次站在楼顶上想纵身一跳，冷静下来又觉得心有不甘。
　　他记得刚回国时百度百科将他定义为“纵火英雄”，结果没过三天就变成“纵火者”，现在是“民间反日爱国者”，人们给他贴上各种标签，当然也不乏骂名，而他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小小的事而已，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有人质疑他赴日纵火早有预谋，他回应称此举是临时为之。
　　“不要等待，积极争取，人生就是这样，幸福是争取来的。”两个月后，刘强决定再次逃离上海，回到广州。

孤立

　　去日本前，他是某知名外语培训机构英语讲师，偶尔承接翻译、讲座的工作，常常一天也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回到广州他如常工作生活，内心却没法走出阴影，一下班就躺在床上不想动弹，感觉自己处处遭受非议。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我放火两周年，也正好是他上任一周年，我说你太不给面子了，你这样我跟你豁出去了。”刘强坐不住了，这次他不再意气用事，想在“非暴力、无组织”的原则上表达一个诉求——日方必须就慰安妇问题郑重道歉并进行赔偿。
　　2014年2月5日，刘强带着“日本谢罪赔偿”的字幅，第一次到日本驻广州总领馆门前抗议，这是在效仿常到日本驻韩大使馆抗议的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会。此后他又多次以类似方式独自出现，常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带回派出所做笔录。他还想和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见面对话，被直截了当地拒绝。
　　周围不少人都觉得他是在惹事生非，担心受到影响的朋友对他敬而远之。没有单位能接受这样的“麻烦制造者”，纷纷和他中断了合作。他加入的“新四军后代合唱团”认为这违反纪律且影响形象，双方不欢而散。
　　刘强没预料到后果这么严重。没了工作，他靠着以前的积蓄生活；没了社交，他就宅在家里看电影、学外语。他被孤立，但自称并不孤独，并且偏执地相信，这样的刘强才是真实和自由的。朋友吴竞韬评价道，“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很悲哀的事情。”
　　刘强把微信签名改为“甲午雪耻，勇者有成”，他决心要成为一名自我意义上的“勇士”，不管代价有多大。他坚持认为，当下大多数人活在自私、怯懦和恐惧中，包括过去的自己，以至于他们只关注切身利益，对关乎民族大义的事情却避之不及，“我的口号是：中国崛起，从我做起。我改变我自己了，一切就会顺着改变。”
　　刘强信奉以我为主，而新四军后代合唱团政委郑向明则认为这是一种自大，“他是个自控能力比较差的人，来到我办公室马上抽烟，不管通风的影响，有女性同志在内部网上批评他的行为，他还在网上骂人家。刘强这种举动是徒劳的。”
　　“社会需要这种民间的声音。”刘强曾经的上司静宁（化名）说，“只是在情感表达上，他的振动幅度要比平常人大，他会很直白表露出情绪。”
　　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每个个体都应该有充分追求自身价值的自由。而在当下，性格敏感而行为出格的刘强，被公众视为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异类，以各自所处的维度打量、议论和褒贬，但大多数人更关心他“做了什么”而非“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初衷是提醒国人：勿忘国耻。

　　刘强很喜欢孙中山的一句话，“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偶尔他也会得意地打电话调侃一下东京警方，“我说来抓我呀，他说你来呀”。“我已经做了大事啦，我同时要做更大的事。”刘强自信满满地说，他正在成立琉球历史研究会，为琉球争取独立是他的新目标。
　　9月18日下午，日本驻广州总领馆所在的花园酒店东门，刘强今年以来第10次在这里出现。他在十余名警察的包围下，不慌不忙地穿上一身新四军服装，将“靖国神社”和“安倍晋三”字样的书法条幅摊在栏杆上。
　　路人纷纷凑上来看热闹，他掏出手机自拍，又想让围观者帮忙拍个照，没有人搭理。喝过警察递上的矿泉水后，他抽起烟来，几次试着用手中的香烟点燃白纸条幅，火太小点不着。最后，他向纸上喷了几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