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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上许多地区、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牛文化或者由于牛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产生了对牛的敬重与崇拜。努尔人被称为“牛背上的寄生者”，把牛当成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支配牛，但不奴役，他们敬重牛，却不崇拜。而在中国人的眼中，虽然也有把牛当成是图腾崇拜的民族，但由于中国水稻的种植，牛在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两个领域却呈现出了不同的地位，这与努尔人的牛文化有着值得令人深思的区别。
关键词：中国人；努尔人；牛
一、生态角度下的依赖与半依赖性
造成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以及习俗异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的多样性。文化习俗虽然是精神领域的概念，但是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实实在在的生物，人摆脱不了生态对自己的影响，以至于把这种生态的多样性与差异带进了我们所创造的文化当中。
努尔人生活在东部非洲，承受着雨季与旱季两个季节的循环交替，雨季时他们居住在高地的村落上，旱季时则为了牛能吃到草而搬迁到暂居的营地上。生态平衡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准则，在炎热的努尔地区，当地民众为了达到生态平衡，适应自然界，形成了努尔地区的混合经济，将游牧、园艺和捕鱼结合在一起。但是努尔人在自我认知中却把自己当成了游牧人，他们主要的食品有奶制品、黍米制成的粥与啤酒、少量的玉米、鱼以及肉。然而，少量的黍米收入并不能够完全支撑起努尔人的生活，并且努尔人把种植园艺工作认为是倒霉的劳动，捕鱼也只是为了应付牛瘟或者奶牛产小牛时牛产品锐减的情况。因此，努尔人首先在意识上就已经偏向了牧牛生活。其次，努尔地区的环境特征也证实了努尔人在意识上的选择不是空穴来风。牛群所必需的青草要靠适宜的土壤和水的条件而生长，努尔地区的土壤是高粘性的粘土，在干旱季节被太阳晒出深深的裂缝，在雨季又会被雨水浸透。它们能够保持水分，因而能使某些草类在干旱的月份存活下来，使牛有牧草可吃。[1]所以，努尔人的意识偏向是与生存环境有必然联系的，故被称为“牛背上的寄生者”。
而在中国，水稻是首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占粮食作物的第一位。因此，稻谷生产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水稻在中国的分布很广，最主要的产区是南方稻谷集中产区，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稻谷播种面积合计约占全国的95%以上，其余的5%分布在北方稻谷分散产区。而在中国东部季风区，雨热同期，土壤肥沃，生产力高，集中了全国90%左右的耕地和林地。中国南方又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区，多丘陵、山地，但热量高，降水丰沛。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水稻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而水稻的地位则直接决定了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牛。在中国，尤其是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耕牛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民对于牛的感情是建立在劳作的基础上，所以更多的是主人与耕牛的主仆关系。
综合两地民众对于牛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我们可以看出努尔人和中国人对于牛的感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那就是中国人可以找到其他农产工具来代替牛，但是努尔人却无法脱离牛而独立生活。这不仅是意识上的认同的区别，还是生态环境的特点所间接决定的特征。
二、精神认同下的崇拜与非崇拜
在精神认同方面，虽然二者各自在寄生和奴役的基础上都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究其实质仍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人把牛上升到了图腾崇拜或者牛神信仰的层面，而努尔人则把牛当成是情感的纽带。
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有把牛当成是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究其起源仍然无法脱离生态环境来独立考证。在科技落后的古代，自然灾害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担忧，他们对于自然的利用被限制于他们对自然征服的能力上。于是，他们开始借助各种自然界的动植物，展开想象，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动植物来解释并解决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基于这个基础，牛神和其他类似风神、雨神之类的自然信仰一起应运而生。所以，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基于现实因素把各类由自然崇拜衍生出来的神都做了相应的归类，并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职能。中国人民的牛神崇拜依然是不能摆脱牛在人民生活的作用的。可以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民是认为牛有用，所以才把牛供奉为神，显示出中国人对于农作物生产的重视，寄托着丰收的期望。
努尔人对牛的高度认同感，不仅表现在奶牛可以生产他们作为主要食物的奶制品，而且牛在当地民众几乎所有的重大事项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婚礼、葬礼、节日祭祀都离不开牛，而且一般情况下不轻易屠杀牛作为食物。在他们的眼中，没有牛不仅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还是遭人鄙夷的主要原因，他们会为了牛而战，为了牛而豁出自己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牛并没有庇佑他们的能力，相反，他们还要保护好自己的牛。在努尔地区，人们常常用牛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他们的语言系统里，有许许多多描述牛的词汇。他们用牛粪来洗澡，用牛尿来制作酸奶，晚上还和牛睡在一起。在特定的时期里，他们还会把营地的牛集中到一起来圈养，可见，牛在努尔人的生活中不仅是生活重心、精神寄托、情感紐带而且还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定以及部落向心力的关键所在。
对比来看，中国人对于牛的精神认同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影响下的信仰倾向，在现实生活中牛的地位是为辅助主人耕作而被奴役的位置，但是在面对自然灾难时，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又把牛上升到牛神的地位，替百姓解决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而努尔人则不同，努尔人把牛融入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认为牛就是自己，虽然也有把牛当成是圣物的倾向，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他们把牛提升到了跟人一样的地位，这不是一种神化而是一种感情的实质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埃文思—普理查德.努尔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7
作者简介：林信炜：男，福建福州人，1992年9月出生，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
关键词：中国人；努尔人；牛
一、生态角度下的依赖与半依赖性
造成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以及习俗异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的多样性。文化习俗虽然是精神领域的概念，但是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实实在在的生物，人摆脱不了生态对自己的影响，以至于把这种生态的多样性与差异带进了我们所创造的文化当中。
努尔人生活在东部非洲，承受着雨季与旱季两个季节的循环交替，雨季时他们居住在高地的村落上，旱季时则为了牛能吃到草而搬迁到暂居的营地上。生态平衡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准则，在炎热的努尔地区，当地民众为了达到生态平衡，适应自然界，形成了努尔地区的混合经济，将游牧、园艺和捕鱼结合在一起。但是努尔人在自我认知中却把自己当成了游牧人，他们主要的食品有奶制品、黍米制成的粥与啤酒、少量的玉米、鱼以及肉。然而，少量的黍米收入并不能够完全支撑起努尔人的生活，并且努尔人把种植园艺工作认为是倒霉的劳动，捕鱼也只是为了应付牛瘟或者奶牛产小牛时牛产品锐减的情况。因此，努尔人首先在意识上就已经偏向了牧牛生活。其次，努尔地区的环境特征也证实了努尔人在意识上的选择不是空穴来风。牛群所必需的青草要靠适宜的土壤和水的条件而生长，努尔地区的土壤是高粘性的粘土，在干旱季节被太阳晒出深深的裂缝，在雨季又会被雨水浸透。它们能够保持水分，因而能使某些草类在干旱的月份存活下来，使牛有牧草可吃。[1]所以，努尔人的意识偏向是与生存环境有必然联系的，故被称为“牛背上的寄生者”。
而在中国，水稻是首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占粮食作物的第一位。因此，稻谷生产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水稻在中国的分布很广，最主要的产区是南方稻谷集中产区，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稻谷播种面积合计约占全国的95%以上，其余的5%分布在北方稻谷分散产区。而在中国东部季风区，雨热同期，土壤肥沃，生产力高，集中了全国90%左右的耕地和林地。中国南方又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区，多丘陵、山地，但热量高，降水丰沛。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水稻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而水稻的地位则直接决定了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牛。在中国，尤其是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耕牛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民对于牛的感情是建立在劳作的基础上，所以更多的是主人与耕牛的主仆关系。
综合两地民众对于牛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我们可以看出努尔人和中国人对于牛的感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那就是中国人可以找到其他农产工具来代替牛，但是努尔人却无法脱离牛而独立生活。这不仅是意识上的认同的区别，还是生态环境的特点所间接决定的特征。
二、精神认同下的崇拜与非崇拜
在精神认同方面，虽然二者各自在寄生和奴役的基础上都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究其实质仍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人把牛上升到了图腾崇拜或者牛神信仰的层面，而努尔人则把牛当成是情感的纽带。
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有把牛当成是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究其起源仍然无法脱离生态环境来独立考证。在科技落后的古代，自然灾害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担忧，他们对于自然的利用被限制于他们对自然征服的能力上。于是，他们开始借助各种自然界的动植物，展开想象，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动植物来解释并解决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基于这个基础，牛神和其他类似风神、雨神之类的自然信仰一起应运而生。所以，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基于现实因素把各类由自然崇拜衍生出来的神都做了相应的归类，并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职能。中国人民的牛神崇拜依然是不能摆脱牛在人民生活的作用的。可以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民是认为牛有用，所以才把牛供奉为神，显示出中国人对于农作物生产的重视，寄托着丰收的期望。
努尔人对牛的高度认同感，不仅表现在奶牛可以生产他们作为主要食物的奶制品，而且牛在当地民众几乎所有的重大事项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婚礼、葬礼、节日祭祀都离不开牛，而且一般情况下不轻易屠杀牛作为食物。在他们的眼中，没有牛不仅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还是遭人鄙夷的主要原因，他们会为了牛而战，为了牛而豁出自己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牛并没有庇佑他们的能力，相反，他们还要保护好自己的牛。在努尔地区，人们常常用牛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他们的语言系统里，有许许多多描述牛的词汇。他们用牛粪来洗澡，用牛尿来制作酸奶，晚上还和牛睡在一起。在特定的时期里，他们还会把营地的牛集中到一起来圈养，可见，牛在努尔人的生活中不仅是生活重心、精神寄托、情感紐带而且还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定以及部落向心力的关键所在。
对比来看，中国人对于牛的精神认同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影响下的信仰倾向，在现实生活中牛的地位是为辅助主人耕作而被奴役的位置，但是在面对自然灾难时，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又把牛上升到牛神的地位，替百姓解决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而努尔人则不同，努尔人把牛融入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认为牛就是自己，虽然也有把牛当成是圣物的倾向，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他们把牛提升到了跟人一样的地位，这不是一种神化而是一种感情的实质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埃文思—普理查德.努尔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7
作者简介：林信炜：男，福建福州人，1992年9月出生，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