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文苑·左思列传》：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然而，何以会“洛阳纸贵”？应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 为附风雅、赶时髦所致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人，出身于门第寒微的小吏之家。《晋书·左思列传》载：“安定皇甫谧（西晋名儒、医学家、文学家）有高誉，（左）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时任中书侍郎的张载也为《三都赋》中的《魏都》篇作注释。司空张华读了《三都赋》也赞叹道：“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
　　有这班显贵和名人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加注和宣传，怎不令那些不学无术却趋炎附势的“富贵之家竞相传写”呢？传写之初衷，与其说是欣赏《三都赋》文美辞丽，毋宁说成附庸风雅更确切。《三都赋》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前两篇《蜀都赋》和《吴都赋》分别由假想人物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称颂三国时蜀都、吴都的形势、物产、宫室等；末一篇《魏都赋》则由魏国先生盛赞魏都的建设和魏国的政治措施，对曹操在汉末统一北方过程中的功业多有歌颂。有学者认为，《三都赋》广征博引，过分拘泥于生活的真实，举凡三都的历史事迹、典章制度、地理位置、山川名胜、风土物产、民风习俗都写了进去，几乎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反而削弱了艺术感染力。其文学价值并不高，跟左思为写作此赋而“构思十年”的努力极不相称。而所谓“洛阳纸贵”的本质原因乃在于图虚荣，赶时髦也。
　　
　　二、 权当类书、志书使用
　　
　　《三都赋》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左思却为之花费了十年的构思时间，似乎夸大其辞。不过，它却颇有些工具书的作用。清代袁枚（1716—1797）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评道：“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一语道破“洛阳纸贵”的一个原因是家家皆将其当作类书和志书来用。这其实也是附庸风雅者平时一定要做的功课。《三都赋》万把字的凝缩，正适合他们偷巧耍滑、作表皮工夫的秉性。由是，《三都赋》便成了豪贵之家查阅博物及考据的典籍，以至于“争相传抄”，而使“洛阳纸贵”。
　　
　　三、 充当启蒙、识字读本
　　
　　近代大学问家章太炎（1860-1936）认为，汉至魏晋，民间无字典可查，一般人识字不多。《三都赋》不仅记载蜀都（今成都）、吴都（今南京）、魏都（今河南洛阳市北）的历史变革、地理位置、风土物产、人情习俗等各方面情况，而且还有许多新字新词供人们学习。它既可帮助识字，又可充作启蒙读本开阔眼界，教育子弟，故有“洛阳纸贵”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