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农民非法卖血的河南艾滋村悲剧，为中国血液安全敲响了警钟；而计划供血体制的弊端，正在城市中催生出新的“卖血黑市”。
　　“不解决行政命令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抵触和矛盾，城市里的献血黑市就很难根除。”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陈齐荣说,城市里献血黑市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
　　2004年10月,卫生部公布了全国“十大非法采供血案”，其中三起发生在上海，均是由“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冒名顶替上海市有关单位的职工献血，并从中获得暴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地下血液市场被打击之后，城市里的“献血黑市”正是以计划献血的弊端为依托的。
　　在陈齐荣主办的“血头”非法组织卖血案中，孟广泰等人在2001年11月至2003年5月间，非法组织100多人次，先后为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上海渔品厂、上海百乐门大酒店、上海梅龙镇酒家有限公司完成了95个计划献血指标。
　　孟广泰系上海本市无業人员，2001年，他发现计划献血中这个巨大的市场后，便做起了这门生意。他们一头与有献血任务的单位联系，让对方以大约每400毫升2200元左右的价格，把指标卖出；另一头在网上发帖，寻求顶替这些指标献血者，以该单位职工的身份证号码填入“上海无偿献血卡”，并以假单位证明安排顶替者前往血站进行体检和献血，付给他们每人400元～1000元，其间的差价则归血头所有。
　　如此财源，来自单位补贴和卖血者报酬间的巨大价差，或者说来自“计划献血”与实际存在的“献血黑市”的巨大价差。
　　“经过调查，这些单位本身在完成计划献血指标上，确实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陈齐荣说。
　　在上海，将近80%的用血，来自单位组织的“有计划的无偿献血”，但这样的供给越来越显出窘境。
　　连续两年通过血头共冒名顶替完成43个献血指标的上海市百乐门大酒店是个国有老企业，职工的平均年龄超过了40岁。
　　该酒店工会主席林丽说：“除去患有癌症、精神病和慢性病而不能献血的职工，几年下来，每个职工献血都轮过两三次了。”可是如果今年的献血指标完不成，企业在被罚款的同时，其献血指标数并不取消，而是累积到第二年，“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更重要的是，“文明单位”的牌子就要被摘下来。但是作为餐饮行业的国有老企业，他们又很重视“文明单位”这样一个荣誉，所以通过血头来完成献血指标，也是“无奈之举”。
　　另一方面，计划指标献血所产生的高额补贴、长休假的人力成本，与单位支付给血头的费用相比要高得多，这就使那些不愿或不能完成指标的单位，更趋向主动寻求血头的帮助；而城市中底层的下岗工人、无业人员、贫困学生和外来务工的民工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甘冒被“血头”“血霸”欺诈、盘剥的代价。一个“卖血黑市”就此形成。
　　从杨浦区的“血头”案可以清晰地理出城市献血黑市的链条。血头先设法与单位负责献血工作的人员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献血名额；之后血头直接或者通过中介人组织召集卖血者去进行体检，体检合格的就可以冒名顶替各单位职工进行卖血。
　　从上海和北京公布的几起卖血案可以看到，“血头”往往从下岗职工、无业游民、大学和职校学生中招揽卖血者，甚至在浙江和河南等周边地区招揽职业卖血者。
　　而据陈齐荣说：“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单位的非法组织献血罪，所以涉案的单位都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城市卖血黑市“形成并发展”过程中，中国血液安全的警钟也再度被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