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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在其长篇小说《大街》中塑造了一个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趋势冲击的小镇——戈佛草原镇，并以此小镇的生活来概括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现状。本文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从刘易斯作品中美国城市化发展对乡村生活、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和冲击入手，将文字的“小文本”和社会历史的“大文本”融为一体，建构20世纪初的美国乡村形象。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城市化 乡村长篇小说《大街》
19—20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上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是美国自南北独立战争以来发展最快、最猛、最烈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城市化发展的脚步加快。城市转而成为“文明、进步”的代名词，而乡村则被冠以“落后、保守、愚昧”的形象。文学史上反映这一时期现状的作品比比皆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辛克莱·刘易斯的长篇小说《大街》。小说出版不久，“大街”一词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泛指一种保守、狭隘、实利主义、自我陶醉的观念和行为”①。然而，刘易斯创作这一作品，究竟是要讽刺美国乡村的落后、愚昧，还是表达对不可避免的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担忧呢？笔者试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大街》中有关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和融合现象进行适当分析，以期能对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变现象加以解释。
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才使美国拥有了繁荣，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突飞猛进，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永恒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文化上的转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观念和文化较之乡镇居民有巨大的改变，以优雅、浪漫、享受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冲击着乡村原有的文化模式，刘易斯在描写乡镇生活的小说《大街》中，将城市与乡村文化观念上的对抗描写得委婉细致，充分反映了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现实。
刘易斯在小说中，以女主人公卡罗尔的一段独白来表现雅俗文化的冲突：
“光是高雅的趣味吗？爱挑剔的人吗？啊——不！我相信我们大家所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妇女，不管是农民、黑人还是亚洲移民，甚至还有少数体面人，都没有例外。他们统统都不能再忍受，各阶层的人都一直等着，一直听着劝告。我想我们恐怕需要一种更清醒、自觉的人生。……我们现在就要我们的乌托邦——我们要亲手致力于造就这个乌托邦。……我们需要一切。我们不能得到一切。因此我们永远不会满足……”②
这段话是卡罗尔的内心独白，她致力于以城市的高雅文化来改造落后的戈镇，却不断遇到各种阻力，她一心想建立心中的“乌托邦”，却总是事与愿违。这样一个被城市高雅文化塑造的人物，却来到一个与城市截然相反的地方。起初卡罗尔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一直保持着对高雅文化的向往，“她遵从喝茶这种习俗，不会放弃的。她总是希望喝茶成为优雅闲适生活的象征。”人类是“文化的造物”，卡罗尔的种种表现正是雅俗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她身上产生的矛盾反映。在城市高雅文化的熏陶中走向婚姻，却在婚姻中跌入了乡村粗俗文化的怪圈。她改造乡镇的行为及之后被迫离家出走，正是雅俗文化对抗的结果。她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唯有以“出走”这样一种逃避的行为来摆脱现状。
与卡罗尔有着类似情况的另一人物是埃里克·沃尔博格，一个裁缝。他的出场是以女主人公卡罗尔的眼光来塑造的。在小镇的众多居民中，他“像一位来自太阳的访客”，“他是济慈——对高雅的东西感觉敏锐。‘灯蛾厚缎般的翅膀，犹如无数绚丽的色斑。’”他与卡罗尔一样，对城市的高雅文化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最终离开了小镇，继续着自己的追求，而卡罗尔却被小镇“完全劫持”了。这样两个人物，正是小说中雅俗文化对抗的表现。人性是在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卡罗尔和埃里克同样选择了离开戈镇，为何卡罗尔最终还是回到了戈镇？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是文化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卡罗尔宣称自己感染了“乡村病毒”，并非是她自己妄断，而是她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现实。乡镇“地方性环境和具体细节的特异性”，重新塑造了卡罗尔的人性。而埃里克的出走行为则是对“大街”的反叛和对城市高雅文化的接受，这也正是这两个人物不同结局的原因所在。
同样反映雅俗文化对抗的，还有小说中关于典型事件的描写。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著作《有闲阶级论》中，将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衡量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大街》中，戈镇居民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所谓“有闲阶级”的生活。小说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妇女读书会的描写。在戈镇，只有有一定身份的人才可以加入妇女读书会，刘易斯以一次对“英国诗歌”的讨论来介绍这一团体。在报告会上，这些太太小姐们介绍了莎士比亚等诗人，但对这些诗人仅仅是在个人生平上做了粗浅的介绍，只是一些“过时的研究”，她们一心只想附庸风雅，并非为了提高个人素养，“她们深信她们已经把文化腌过以后挂起来了”。此外，对房屋问题的描写也是作品突出表现的主题。戈镇首富萨姆·克拉克的宅子“是镇上最大的宅邸之一”，在他的客厅里，“锦缎面料的墙板，香槟酒，薄纱，水晶枝形吊灯，放荡的女人，都呈现出闪烁的柠檬黄色的光辉。”③卡罗尔来到镇上首次举办聚会，家居装饰被小镇报纸《无畏报》报道为：“按现代色彩设计装修一新，美轮美奂”的华屋，消费中的等级差别凸显出来。刘易斯在小说中用“喝香槟的口味，喝啤酒的收入”④这样一句经典的语句来形容雅俗文化的对抗。
美国乡村居民的生活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而受到现代情调的冲击，附庸风雅和对奢侈品的追逐比比皆是，标榜高雅的城市文化以其巨大的势力冲击着乡村原有文化，乡镇居民逐渐接受城市文化发展的标准，开始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模仿仅是表面方式的单纯模仿，人们的审美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人在被文化塑造的同时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在雅俗文化的对抗中，人们身处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附庸风雅的文化”，一种实际粗俗却自认优雅的文化，这正是美国在世纪之交文化转型时期的新现象。
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国，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各种新的理性思维的传播给其带来了深刻的信仰危机。这些“新的理性潮流，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公众意识中”⑤。19世纪末日益发展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开始把宗教贬低为一种社会现象”⑥，美国史学家康马杰对这一时期的信仰危机做了中肯的概括，他认为20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社会，教会虽然在物质上达到空前强大，可是其精神力量却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微弱，美国社会世俗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刘易斯在《大街》中对人们的信仰危机也做了深刻的揭露。 在作品中，刘易斯借医生肯尼科特之口说出了宗教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的社会作用：
“当然，宗教有好的作用——可以用宗教来促使下层阶级守秩序——事实上，也只有宗教才能吸引住许多下层人们，让他们尊重私有财产的权力。我想神学是不错的，以大群聪明的秃顶老头儿把它琢磨出来了……”⑦
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尤其是一些中上层人士，已经不再将宗教视为“太阳”，而仅仅是督导下层人民循规蹈矩的道具。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城市人口激增，原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转变为依靠企业和工厂实利为生的城市居民。随着人们对经济观念的重视，已经将对精神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物质实利的追逐。“十字架都让美元符号赶得无影无踪了”⑧，戈镇的居民所信奉的就是赤裸裸的物质主义，任何事情都是从实利的角度出发的。女主人公卡罗尔一家很难得才去一次教堂，就算在教堂也是心不在焉各怀心事。但在重新装修房屋时，她就表现出其典型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她要追求高雅、奢华，无非是要追赶时代潮流，然而这种潮流是好是坏，她却甚少花心思去思考。当实利主义和拜物主义占据了主导时，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惘然了。刘易斯在小说中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信仰危机。
新历史主义认为：“小说是一种话语事件。它不反映历史；它就是历史。”⑨刘易斯在《大街》中刻画人们信仰危机的现状，正是对世纪之交美国历史现状的反映。在小说中，刘易斯以信仰的缺失来描写人们对时代潮流的追求，正是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人们才会产生对物质的极端崇拜。正如杜蒙德在其著作中描述的：
“每个市民在从乡村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方式的时候，都不得不适应精神紧张的环境。……有些人对于这种变化能够很容易地很好地适应；其他的人在罪恶和犯罪的莫大引诱下动摇了；另外一些人由于身心机能和习惯遭到不可避免的扰乱而感到不同程度的痛苦。”⑩
这段描述正是对世纪之交美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精神面貌的诠释。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没有指导没有帮助的环境中，人们的精神归宿无处寻找。新的生活环境的出现又产生了许多原有信仰无法解释的事物，迫使他们对原有信仰产生怀疑。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被迫去寻找新的精神归宿。科学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突出作用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光明，人们认识到科技的强大和经济的重要，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人们开始对物质盲目的崇拜，实利主义、拜物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由此产生并不断深化。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凶猛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迫使人们产生了精神危机。刘易斯在《大街》中通过缜密的生活细节的刻画，将人们精神信仰危机在行为上的表现描写得逼真准确，“文字的‘小文本’和社会历史的‘大文本’”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在物质上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却在精神上剥夺了人们对信仰的崇拜，当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怀疑旧的习俗时，必然会带来信仰的缺失和危机，人们衡量人性的标准也由此改变。刘易斯在其作品中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在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和危机。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⑧辛克莱·刘易斯，大街，樊培绪，译.译林出版社，2005：3，240，54，202，392，139.
⑤⑥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211.
⑨Claire Colebrook，New literary Histor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38.
⑩德怀德·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1896—1946.商务印书馆，1984：43.
参考文献：
[1]辛克莱·刘易斯.大街[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杨生茂、余志森，等.美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德怀德·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M].商务印书馆，1984.
[6]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城市化 乡村长篇小说《大街》
19—20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上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是美国自南北独立战争以来发展最快、最猛、最烈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城市化发展的脚步加快。城市转而成为“文明、进步”的代名词，而乡村则被冠以“落后、保守、愚昧”的形象。文学史上反映这一时期现状的作品比比皆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辛克莱·刘易斯的长篇小说《大街》。小说出版不久，“大街”一词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泛指一种保守、狭隘、实利主义、自我陶醉的观念和行为”①。然而，刘易斯创作这一作品，究竟是要讽刺美国乡村的落后、愚昧，还是表达对不可避免的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担忧呢？笔者试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大街》中有关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和融合现象进行适当分析，以期能对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变现象加以解释。
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才使美国拥有了繁荣，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突飞猛进，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永恒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文化上的转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观念和文化较之乡镇居民有巨大的改变，以优雅、浪漫、享受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冲击着乡村原有的文化模式，刘易斯在描写乡镇生活的小说《大街》中，将城市与乡村文化观念上的对抗描写得委婉细致，充分反映了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现实。
刘易斯在小说中，以女主人公卡罗尔的一段独白来表现雅俗文化的冲突：
“光是高雅的趣味吗？爱挑剔的人吗？啊——不！我相信我们大家所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妇女，不管是农民、黑人还是亚洲移民，甚至还有少数体面人，都没有例外。他们统统都不能再忍受，各阶层的人都一直等着，一直听着劝告。我想我们恐怕需要一种更清醒、自觉的人生。……我们现在就要我们的乌托邦——我们要亲手致力于造就这个乌托邦。……我们需要一切。我们不能得到一切。因此我们永远不会满足……”②
这段话是卡罗尔的内心独白，她致力于以城市的高雅文化来改造落后的戈镇，却不断遇到各种阻力，她一心想建立心中的“乌托邦”，却总是事与愿违。这样一个被城市高雅文化塑造的人物，却来到一个与城市截然相反的地方。起初卡罗尔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一直保持着对高雅文化的向往，“她遵从喝茶这种习俗，不会放弃的。她总是希望喝茶成为优雅闲适生活的象征。”人类是“文化的造物”，卡罗尔的种种表现正是雅俗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她身上产生的矛盾反映。在城市高雅文化的熏陶中走向婚姻，却在婚姻中跌入了乡村粗俗文化的怪圈。她改造乡镇的行为及之后被迫离家出走，正是雅俗文化对抗的结果。她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唯有以“出走”这样一种逃避的行为来摆脱现状。
与卡罗尔有着类似情况的另一人物是埃里克·沃尔博格，一个裁缝。他的出场是以女主人公卡罗尔的眼光来塑造的。在小镇的众多居民中，他“像一位来自太阳的访客”，“他是济慈——对高雅的东西感觉敏锐。‘灯蛾厚缎般的翅膀，犹如无数绚丽的色斑。’”他与卡罗尔一样，对城市的高雅文化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最终离开了小镇，继续着自己的追求，而卡罗尔却被小镇“完全劫持”了。这样两个人物，正是小说中雅俗文化对抗的表现。人性是在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卡罗尔和埃里克同样选择了离开戈镇，为何卡罗尔最终还是回到了戈镇？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是文化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卡罗尔宣称自己感染了“乡村病毒”，并非是她自己妄断，而是她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现实。乡镇“地方性环境和具体细节的特异性”，重新塑造了卡罗尔的人性。而埃里克的出走行为则是对“大街”的反叛和对城市高雅文化的接受，这也正是这两个人物不同结局的原因所在。
同样反映雅俗文化对抗的，还有小说中关于典型事件的描写。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著作《有闲阶级论》中，将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衡量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大街》中，戈镇居民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所谓“有闲阶级”的生活。小说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妇女读书会的描写。在戈镇，只有有一定身份的人才可以加入妇女读书会，刘易斯以一次对“英国诗歌”的讨论来介绍这一团体。在报告会上，这些太太小姐们介绍了莎士比亚等诗人，但对这些诗人仅仅是在个人生平上做了粗浅的介绍，只是一些“过时的研究”，她们一心只想附庸风雅，并非为了提高个人素养，“她们深信她们已经把文化腌过以后挂起来了”。此外，对房屋问题的描写也是作品突出表现的主题。戈镇首富萨姆·克拉克的宅子“是镇上最大的宅邸之一”，在他的客厅里，“锦缎面料的墙板，香槟酒，薄纱，水晶枝形吊灯，放荡的女人，都呈现出闪烁的柠檬黄色的光辉。”③卡罗尔来到镇上首次举办聚会，家居装饰被小镇报纸《无畏报》报道为：“按现代色彩设计装修一新，美轮美奂”的华屋，消费中的等级差别凸显出来。刘易斯在小说中用“喝香槟的口味，喝啤酒的收入”④这样一句经典的语句来形容雅俗文化的对抗。
美国乡村居民的生活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而受到现代情调的冲击，附庸风雅和对奢侈品的追逐比比皆是，标榜高雅的城市文化以其巨大的势力冲击着乡村原有文化，乡镇居民逐渐接受城市文化发展的标准，开始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模仿仅是表面方式的单纯模仿，人们的审美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人在被文化塑造的同时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在雅俗文化的对抗中，人们身处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附庸风雅的文化”，一种实际粗俗却自认优雅的文化，这正是美国在世纪之交文化转型时期的新现象。
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国，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各种新的理性思维的传播给其带来了深刻的信仰危机。这些“新的理性潮流，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公众意识中”⑤。19世纪末日益发展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开始把宗教贬低为一种社会现象”⑥，美国史学家康马杰对这一时期的信仰危机做了中肯的概括，他认为20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社会，教会虽然在物质上达到空前强大，可是其精神力量却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微弱，美国社会世俗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刘易斯在《大街》中对人们的信仰危机也做了深刻的揭露。 在作品中，刘易斯借医生肯尼科特之口说出了宗教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的社会作用：
“当然，宗教有好的作用——可以用宗教来促使下层阶级守秩序——事实上，也只有宗教才能吸引住许多下层人们，让他们尊重私有财产的权力。我想神学是不错的，以大群聪明的秃顶老头儿把它琢磨出来了……”⑦
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尤其是一些中上层人士，已经不再将宗教视为“太阳”，而仅仅是督导下层人民循规蹈矩的道具。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城市人口激增，原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转变为依靠企业和工厂实利为生的城市居民。随着人们对经济观念的重视，已经将对精神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物质实利的追逐。“十字架都让美元符号赶得无影无踪了”⑧，戈镇的居民所信奉的就是赤裸裸的物质主义，任何事情都是从实利的角度出发的。女主人公卡罗尔一家很难得才去一次教堂，就算在教堂也是心不在焉各怀心事。但在重新装修房屋时，她就表现出其典型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她要追求高雅、奢华，无非是要追赶时代潮流，然而这种潮流是好是坏，她却甚少花心思去思考。当实利主义和拜物主义占据了主导时，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惘然了。刘易斯在小说中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信仰危机。
新历史主义认为：“小说是一种话语事件。它不反映历史；它就是历史。”⑨刘易斯在《大街》中刻画人们信仰危机的现状，正是对世纪之交美国历史现状的反映。在小说中，刘易斯以信仰的缺失来描写人们对时代潮流的追求，正是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人们才会产生对物质的极端崇拜。正如杜蒙德在其著作中描述的：
“每个市民在从乡村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方式的时候，都不得不适应精神紧张的环境。……有些人对于这种变化能够很容易地很好地适应；其他的人在罪恶和犯罪的莫大引诱下动摇了；另外一些人由于身心机能和习惯遭到不可避免的扰乱而感到不同程度的痛苦。”⑩
这段描述正是对世纪之交美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精神面貌的诠释。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没有指导没有帮助的环境中，人们的精神归宿无处寻找。新的生活环境的出现又产生了许多原有信仰无法解释的事物，迫使他们对原有信仰产生怀疑。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被迫去寻找新的精神归宿。科学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突出作用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光明，人们认识到科技的强大和经济的重要，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人们开始对物质盲目的崇拜，实利主义、拜物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由此产生并不断深化。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凶猛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迫使人们产生了精神危机。刘易斯在《大街》中通过缜密的生活细节的刻画，将人们精神信仰危机在行为上的表现描写得逼真准确，“文字的‘小文本’和社会历史的‘大文本’”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在物质上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却在精神上剥夺了人们对信仰的崇拜，当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怀疑旧的习俗时，必然会带来信仰的缺失和危机，人们衡量人性的标准也由此改变。刘易斯在其作品中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在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和危机。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⑧辛克莱·刘易斯，大街，樊培绪，译.译林出版社，2005：3，240，54，202，392，139.
⑤⑥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211.
⑨Claire Colebrook，New literary Histor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38.
⑩德怀德·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1896—1946.商务印书馆，1984：43.
参考文献：
[1]辛克莱·刘易斯.大街[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杨生茂、余志森，等.美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德怀德·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M].商务印书馆，1984.
[6]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