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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这位从不自认是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主义者，和萨特同为“二战”后一代法国青年的精神导师。他因为“透彻而认真地阐述了当代人的良心问题”，而被授予一九五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加缪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的声名，掩盖了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的事实，尽管他更多地是用艺术的体裁而不是严肃抽象的论证来探讨哲学。
加缪的作品揭示了现代人无法挣脱的巨大的荒谬感。荒谬是世界的不合理和人生的无意义，人对永生的渴求和对世界统一的怀念，永远都被生存的有限和现实的无理性阻断，因而成为徒劳。人不仅仅是在遭逢离乱和不幸时，甚至是在习已为常但又枯燥无味的日常琐事中，都会感受到世界的密闭无隙和陌生，仿佛自己是被流放到茫然无路径的生活当中。“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在加缪的笔下，无论是默而索在海滨沉闷而炽热的气息中用枪声叩开的苦难之门(《局外人》，一九四二)，还是里厄医生对鼠疫会在未知的他日卷土重来的深深隐忧(《鼠疫》 ，一九四七)，或者是克莱芒斯因为自责见死不救的往事而终生逃脱不了的无影的笑声(《堕落》，一九五六)，都以惊心动魄的力量再现了人生的苦难与悖谬。
加缪哲学的主旨即是要为现代人在荒谬的困境中创建一种新的道德，重新肯定人类生命的价值。他在《西西弗神话》起首就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本身是否值得經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承认生活的荒谬，似乎必然要导致自杀的逻辑结果。加缪告诉我们说不是，自杀只是回避而消除不了荒谬，唯有直面荒谬世界的反叛，才能使生命真实。加缪后期的哲学随笔，就题名为《反叛者》(一九五一)。
反叛既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换言之，反叛者是对一切人共有的尊严的捍卫。“反叛在原则上限于拒绝受辱，而不为他人去求屈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缪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产生了分歧，他也因此而坚决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反叛不同于革命，反叛自身就包含着限制。“一个奴隶主遭害，反叛者便无资格说人类的共同体，而反叛者正是从这种共同体中证实自己无罪。”反叛要时时遵循适度的原则，要把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始终，加缪认为革命就缺乏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革命反对奴隶主压迫奴隶，但它又鼓励奴隶转而把原来的奴隶主变为自己的奴隶，而“反叛者不会污辱任何人”，“他不仅是一个反对奴隶主的奴隶，也是一个反对奴隶主和奴隶世界的人。”加缪因此而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系统的曲解，“奥古斯丁学说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混合实际上确定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鉴于它的功能，它不能避免恐怖和对现实施行暴力。”
加缪的反叛哲学，是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暴力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结论。《反叛者》一书的出版，被萨特称作是加缪完成了一场“热月政变”。加缪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在他的反叛哲学中化作了“红十字会式的道德”，给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尾。无政府主义工团运动通过他的阐释又以哲学的面目复活了，他甚至丝毫不讳言他的理论具有某种机会主义的性质，“历史不再被树立为信仰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机会，问题是要通过警惕的反叛使这种机会变得频繁起来。”他背离了他早年的共产主义信仰，远离了现实中活生生的弱者反抗强者的斗争，用抽象的是非号召人们放下武器、人道地对人、只要口头地表示反抗以等待机会，他真正变成了一个人类正义事业的碍事的局外人。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惜的讽刺。
加缪笔下的反叛者，这个被改写得不甚勇烈的斯巴达克思，这个被恶人鞭笞至死仍在大声呼号“不要为我报仇”的圣人，他使我想起了斯通夫人笔下的汤姆叔叔，想起了《九三年》中的郭文子爵，想起了许许多多可敬而愚顽的人们。鲜血的阴霾掩盖了人类历史的永昼，奴性的桎梏无时不在伺机拖滞自由的脚步，野蛮的残杀仍然暗伏在文明社会每一个没有阳光的角落。在进步的车轮下和罪人一同倒下的斗士和无辜者，他们如果能重作一次选择，他们仍然会选择以暴易暴而不是无效无望的反叛，哪怕是会被历史的错误枉送上绞架。
加缪的反叛哲学无疑是政治上的幼稚病，这也是许多轻视制度而重视人性的道德家都会犯的顽症。然而加缪以反叛者姿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误所作的指责，却深刻地揭示了政治哲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症结问题：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怎样才能在形式道德和口头道德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度，来完成自己道德重塑的功能呢？沦为形式道德，就会以道德专制而杀人于无形。“爱国者是从整体上支持共和国的人；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的人都是叛徒。”加缪引用的圣·鞠斯特的名言，今天听来仍会令我们不寒而栗，这是我们曾经何等熟悉而又无情的逻辑！而沦为口头道德，却又是虚挂着道德幌子为政治上行实用主义开方便之门，崇高的道德教条被小人们肆意于口舌之间，但在内心却被他们冷酷无情地嘲讽。
回想起令人痛心的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形式道德和口头道德的两个极端曾是携手并肩、共同为虐的。真心信仰的人因为大胆说出自己善意的疑虑而被迫害，内里包藏祸心的人却用高调千遍地重复谎言，畅通无阻地攫取权力。历史不能再被重演，血的教训不能不吸取，然而我们真是吸取了全部教训吗？严酷的形式道德是被摧垮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是被重建了，但在抱定宽容的心胸之余，我们似乎忘却了我们还有要传递信仰的灵光的职责。把信仰淡化、剥损成几句空洞的口号，泯灭了它的摄人心魄的光华，因而徒具空壳、丧失了对个人意识的内聚力，这正是今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
被葬送了青春的纯朴、真挚的一代信徒已经老去，他们会缅怀自己的不幸，但却没有怨恨，而是对生于其后的我们发出另一种警告：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来袭击我们的城市，但那时人们应当怀着坚强的免疫力坦然无畏地迎战，而不是逃离自己幸福宁静的家园。
加缪的作品揭示了现代人无法挣脱的巨大的荒谬感。荒谬是世界的不合理和人生的无意义，人对永生的渴求和对世界统一的怀念，永远都被生存的有限和现实的无理性阻断，因而成为徒劳。人不仅仅是在遭逢离乱和不幸时，甚至是在习已为常但又枯燥无味的日常琐事中，都会感受到世界的密闭无隙和陌生，仿佛自己是被流放到茫然无路径的生活当中。“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在加缪的笔下，无论是默而索在海滨沉闷而炽热的气息中用枪声叩开的苦难之门(《局外人》，一九四二)，还是里厄医生对鼠疫会在未知的他日卷土重来的深深隐忧(《鼠疫》 ，一九四七)，或者是克莱芒斯因为自责见死不救的往事而终生逃脱不了的无影的笑声(《堕落》，一九五六)，都以惊心动魄的力量再现了人生的苦难与悖谬。
加缪哲学的主旨即是要为现代人在荒谬的困境中创建一种新的道德，重新肯定人类生命的价值。他在《西西弗神话》起首就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本身是否值得經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承认生活的荒谬，似乎必然要导致自杀的逻辑结果。加缪告诉我们说不是，自杀只是回避而消除不了荒谬，唯有直面荒谬世界的反叛，才能使生命真实。加缪后期的哲学随笔，就题名为《反叛者》(一九五一)。
反叛既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换言之，反叛者是对一切人共有的尊严的捍卫。“反叛在原则上限于拒绝受辱，而不为他人去求屈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缪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产生了分歧，他也因此而坚决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反叛不同于革命，反叛自身就包含着限制。“一个奴隶主遭害，反叛者便无资格说人类的共同体，而反叛者正是从这种共同体中证实自己无罪。”反叛要时时遵循适度的原则，要把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始终，加缪认为革命就缺乏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革命反对奴隶主压迫奴隶，但它又鼓励奴隶转而把原来的奴隶主变为自己的奴隶，而“反叛者不会污辱任何人”，“他不仅是一个反对奴隶主的奴隶，也是一个反对奴隶主和奴隶世界的人。”加缪因此而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系统的曲解，“奥古斯丁学说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混合实际上确定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鉴于它的功能，它不能避免恐怖和对现实施行暴力。”
加缪的反叛哲学，是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暴力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结论。《反叛者》一书的出版，被萨特称作是加缪完成了一场“热月政变”。加缪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在他的反叛哲学中化作了“红十字会式的道德”，给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尾。无政府主义工团运动通过他的阐释又以哲学的面目复活了，他甚至丝毫不讳言他的理论具有某种机会主义的性质，“历史不再被树立为信仰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机会，问题是要通过警惕的反叛使这种机会变得频繁起来。”他背离了他早年的共产主义信仰，远离了现实中活生生的弱者反抗强者的斗争，用抽象的是非号召人们放下武器、人道地对人、只要口头地表示反抗以等待机会，他真正变成了一个人类正义事业的碍事的局外人。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惜的讽刺。
加缪笔下的反叛者，这个被改写得不甚勇烈的斯巴达克思，这个被恶人鞭笞至死仍在大声呼号“不要为我报仇”的圣人，他使我想起了斯通夫人笔下的汤姆叔叔，想起了《九三年》中的郭文子爵，想起了许许多多可敬而愚顽的人们。鲜血的阴霾掩盖了人类历史的永昼，奴性的桎梏无时不在伺机拖滞自由的脚步，野蛮的残杀仍然暗伏在文明社会每一个没有阳光的角落。在进步的车轮下和罪人一同倒下的斗士和无辜者，他们如果能重作一次选择，他们仍然会选择以暴易暴而不是无效无望的反叛，哪怕是会被历史的错误枉送上绞架。
加缪的反叛哲学无疑是政治上的幼稚病，这也是许多轻视制度而重视人性的道德家都会犯的顽症。然而加缪以反叛者姿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误所作的指责，却深刻地揭示了政治哲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症结问题：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怎样才能在形式道德和口头道德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度，来完成自己道德重塑的功能呢？沦为形式道德，就会以道德专制而杀人于无形。“爱国者是从整体上支持共和国的人；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的人都是叛徒。”加缪引用的圣·鞠斯特的名言，今天听来仍会令我们不寒而栗，这是我们曾经何等熟悉而又无情的逻辑！而沦为口头道德，却又是虚挂着道德幌子为政治上行实用主义开方便之门，崇高的道德教条被小人们肆意于口舌之间，但在内心却被他们冷酷无情地嘲讽。
回想起令人痛心的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形式道德和口头道德的两个极端曾是携手并肩、共同为虐的。真心信仰的人因为大胆说出自己善意的疑虑而被迫害，内里包藏祸心的人却用高调千遍地重复谎言，畅通无阻地攫取权力。历史不能再被重演，血的教训不能不吸取，然而我们真是吸取了全部教训吗？严酷的形式道德是被摧垮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是被重建了，但在抱定宽容的心胸之余，我们似乎忘却了我们还有要传递信仰的灵光的职责。把信仰淡化、剥损成几句空洞的口号，泯灭了它的摄人心魄的光华，因而徒具空壳、丧失了对个人意识的内聚力，这正是今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
被葬送了青春的纯朴、真挚的一代信徒已经老去，他们会缅怀自己的不幸，但却没有怨恨，而是对生于其后的我们发出另一种警告：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来袭击我们的城市，但那时人们应当怀着坚强的免疫力坦然无畏地迎战，而不是逃离自己幸福宁静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