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研读“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资料时，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惑。相当多的论著在谈到“史料学即史学”这个论断时，往往认为，“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历史研究宗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题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这里所说的“史料学即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
　　“史料学即史学”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提出来的。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是：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明明白白说的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将“近代史学”与“古世中世”的“著史”作比较，说明“近代史学”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没有泛泛而谈“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而更系统阐述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的“史料略论”篇、“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篇详细地阐明了傅斯年对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认识，由此可窥见傅斯年的史观。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19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而《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傅斯年先生更进一步说明，“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虽然认为中国史学发达甚早，并将宋代史学的诸多特征指为新史学，实际上却是以欧洲近代的新史学作为标准，来反证中国的史学发展程度。
　　那么，傅斯年认为的新史学是如何呢？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曾留学英、德，学习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傅斯年先生的史观是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要想探明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们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史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这样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
　　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傅斯年先生有着那个时代学者特有的教育经历。幼时在私塾学习中国传统的“经”“史”，在北大上学时被胡适“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思想深深折服，以后留学欧洲，亲身体验“欧风美雨”的洗礼，接受着当时最“时髦”的思潮。在深深地理解了几千年来中国旧史学被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所束缚，中国知识分子被奴化的现实后，傅斯年坚决主张，旧史学是把史学作为传道的工具，大肆宣扬君权神授以维护封建统治，而新史学就是要打破旧史学，实实在在地做学问，不再沦为封建伦理的附庸。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想流派都被介绍进入中国，它们相互交锋，激烈争论。傅斯年反对利用史学为普及这个运动、那个主义服务，力图保持历史学的纯粹的科学认识功能，“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因此他强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反对对史料妄加解释，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在面对几千年的旧史学和各种花样的新思潮时，在对中西史学的对比思考中，傅斯年找到了他所认为正确的史观，即实证主义史观，并在回国后在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中，积极鼓吹，希望“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方法论确立了，具体应如何操作呢？傅斯年先生说：
　　我们可以把一句很平实的话作一个很概括的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在这里，傅斯年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新史学发展的建议：研究直接材料、扩张研究材料与扩充研究工具。
　　许多批判傅斯年“史料即史学”史观的学人，往往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他的“史学只是材料的堆积”，“……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是资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的和形而上学，有些不可知论的嫌疑，不可能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也谈不上史论的进一步结合。更有学人将“只讲微观认识一些个别的历史现象”作为傅斯年的“史料学即是史学”论断的弊病，这多少有些曲解了他的本意，因为他虽然反复强调史料的作用，但从未否定史观，只是他从不空谈史观。在傅斯年1935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对此有所阐述。他说：编历史教科书与编算学、物理等教科书有绝不同之处，“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了三体问题，难道治史学者能解决三十体？若史学家不安于此一个庞氏所谓‘天命’（庞加赉，Henri Poincare，认为可以重复出现的事实，如元素、种类，使科学得以发展），而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无限度的引申命题……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据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由此可见，傅斯年不是“轻视理论指导”，而是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历史事实是特殊、个别的事例，事实之间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套在史学研究中。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能自己想当然，凡事都硬往上套。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在展开了对“史料即是史学”的批判之后曾刮起一阵“以论带史”之风，对史实的研究全套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如今，史学界已经对这种倾向有了强烈的反思，但是还不够，如果能将傅斯年先生“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的话真正落实，“史学即是史料学”将不再是对“史料学派”的批判，而是史学发展的真动力。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