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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篆体的书写字“领衔主演:黄宗英”打上我剛完成的故事片《请你记住我》的银幕上时,我反复看着那个镜头,不是看画面,反复看的是那七个字。我想,我终于完成了黄宗英的愿望:她年轻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浪漫的梦想,希望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在70多岁的时候,即使坐着轮椅,还是上台演出。那时候她年轻,70岁,几乎像是生命的终点。因为年轻,谁都喜欢想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真的到她70岁的时候,她居然比萨拉·伯尔娜还勇敢,她第四次进军西藏,参加徐凤翔纪录片拍摄;在她65岁的那一年,作为《望长城》的主持人,出现在中央台屏幕上。1990年9月,她和一伙才20出头的年轻人,集合于敦煌,整装待发一起西行挺进罗布泊。
黄宗英自己在文章里说——《望长城》摄制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接着四辆新型的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十七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向渺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想到那个场面,想到黄宗英坐在那颠簸的大吉普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好看了,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都不复存在。收视率,娱乐至上,把视觉的最后一点精神的呈现抽取了。黄宗英是那种带着激情的知识分子,可是作为一个演员,她依然把舞台作为她最终挑战的地方,她不能随便屈服,整个生活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或者是主持人,现实就是她的舞台,她不肯随便退却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探险,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这种心态仿佛与我的年龄和外貌越来越不相称了。
是的,当黑发变成白发,当皱纹撕裂开眼角的皮肤时,黄宗英还是那样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似乎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会衰老。等到我坐在她的病床前,看见那个永远热情洋溢的黄宗英,却已经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很少说话,你说一堆的话,她回答简单的两个字,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字,更多的时候,她微笑着看着你没有答复。她的记忆力在衰退,她的说话功能也在下降。70岁那次西藏之行,她因为高原反应,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来了。尽管她奇迹般地苏醒了,但是因为大脑缺氧,严重影响了她的记忆。
2012年的夏天,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放映修复版的《武训传》,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吉川龙生带着学生赶到上海,就为了看这一场电影。这是一批做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日本人。吉川约我喝咖啡,听说他们看见公开放映的《武训传》时,连我都大吃一惊:什么?《武训传》公映了?记得2005年春天,为了拍摄《上海伦巴》,我们联系了北京国家电影资料馆,希望看一下《武训传》,了解赵丹的表演。没有想到,申请看片的程序是严格的,不仅要出示上影厂的证明,还要先打报告,说明看片子的理由,等待领导的批复。当领导的签字下来时,摄制组却因为经费短缺,不同意看胶片放映的《武训传》。我们努力减少了看片人员(因为资料馆只允许五个人观看),花了500元人民币,看了一场录像带的《武训传》。我们从上海飞到北京,早早等在风中的资料馆门口,那时候心里有一份敬畏,是对孙瑜导演和赵丹、对老电影的敬畏,就像这批日本人,他们会从东京飞到上海一样。
可是,当《武训传》可以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却安静得连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上海人都不知道,我对吉川说,我带你去见黄宗英。立刻,在风雨中我们打到了出租车,直奔华东医院。说明来意后,黄宗英表现得很平静,但是她问了我们两次:《武训传》是在电影院放映?不是内部放映?
我大声地说:是修复版,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
黄宗英:你看见影片了吗?
吉川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们都看了,我们特为从东京赶过来看的。
黄宗英:胶片放映的《武训传》?
吉川:是胶片!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拍摄的电影。
黄宗英:就是赵丹演的《武训传》?
我再次告诉她:就是孙瑜导演拍摄的《武训传》!天才之作!
她木讷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她呆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真的是平反了!
突然,我眼睛里拥满了泪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你不会理解“平反”这两个字的内涵,你也不能意识到“平反”的价值。这电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批判之后,被誉为诗人导演的孙瑜,几乎成了电影界的沈从文,他后面试拍了两部影片后,就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提前退休了。一直到1990年去世前,他再也没有踏进上影的大门,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喧嚣的电影人的场面上,更不要说什么红地毯,那里没有他的脚印。他是那么决绝,因为爱得太深!黄宗英说:那一天,我进屋看见赵丹拿着《人民日报》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完全不能明白,刚从上海北上,在南京、天津一路放到北京,连周总理都出来为孙瑜鼓掌,他们是在天津一起读中学的同学。怎么,就劈头盖脑地开始批判了?
我问黄宗英:你们那时候害怕吗?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面前医院那一堵惨白的墙壁,喃喃地说:怕,怕……赵丹放下报纸,说要去厂里看看,他坐上家门口的26路电车,售票员都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就问,“啊,侬呒没俾抓进去啊?!”大家都怕!
不要说《武训传》了,就是现在的电影人,不知道孙瑜导演的人太多了。即使1982年我们分进上影时,同样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伟大的导演。问现在的年轻演员,赵丹、黄宗英是谁,他们都在那里摇头。可是在美国,任何一代电影人,不会说,他们不知道卓别林;不会说,不知道凯萨琳·赫本。不会的!
篆刻家韩天衡先生对我们说:文化、艺术不是科学。科学在新的东西出现以后,可以把旧的全部颠覆、推翻;文化和艺术是传承,没有传承,任何新的东西如果没有根基,是要坍塌的!
那一天,黄宗英跟我和吉川教授说了很多,很难得的一次,她说话那么多。显然,她是兴奋的!吉川教授一直不敢提问,我说,你提问啊。他羞涩地说道:看见黄宗英老师……我没有想到,会亲眼看见她,我太激动了! 我更加没有意识到,孙瑜、赵丹、黄宗英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位置。我被深深打动了。我突然想拍一个女人和黄宗英的对话,想着想着,就越来越激动。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只是问自己,如果一周以后,我还是会为这样的故事激动,那我就一定要去拍这个片子。每天,当我跳进水里,在泳池奋力游泳的时候,水波似乎使劲冲击着我,可脑子里只有黄宗英那张平淡的脸,她说:看来,真的是平反了!我想让这些平淡后面的一切可以充斥在银幕上,那一代电影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的电影是如何淌着他们的鲜血。
2012年的夏天,我几乎隔天就背着C300的摄像机去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采访回家整理着内容,于是野心越来越大,纪录片想成了故事片。两个月断断续续的拍摄,直到被医院赶了出来: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黄老师毕竟是老人了,哪里经得起你这样采访的?赶回家以后,我开始写剧本,从《告别胶片》写到《浮生梦影》,一直到最后完成的《请你记住我》,经历整整四年的时间。我们不断根据投資方的要求修改,不断地妥协,也不断地坚持着最根本的东西,一次又一次说好的投资黄掉了。最常听见的就是:“现在谁知道赵丹、黄宗英啊?”我已经不会为这些语言生气,没有文化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常识!于是,这话成为《请你记住我》开场的第一句台词。故事、叙述总是从常识开始,否则没有人相信你。
影片完成了,做后期的都是80后90后的小孩,我全然不在乎他们的认同,我是做一次文化的传承,我只拍自己会感动的人物和故事!可是,那些孩子会跑进我的剪接室,会给我的小样无条件做调光处理,他们会站在你的背后,仔细看着屏幕里的东西。我终于忍不住问道:这片子好看吗?现在的孩子很酷,他们哪里舍得赞美你?他们平淡地说道:有点意思!反正跟我们在电影院里看见的都不一样。我哈哈大笑,好大的口气,仅仅是“有点意思”!我依然不在乎,每天提出修改意见,他们会认认真真地每天为你修改。我想,赵丹、黄宗英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赵丹、黄宗英,这就是一种传承!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的教授看了我的片子,也是那么平淡地说道:“美术、摄影、演员,整体的水平真厉害,好有文化啊!”他们不说你是艺术片,他们说:有文化!这大概是最大的赞美了。我依然不在乎!可是看见片头出现“领衔主演:黄宗英”的时候,他们还是叫起来了,她还能演戏?原来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他们都知道赵丹、黄宗英。其实,影片里黄宗英“领衔”的价值,更多是在她的老电影和纪录片里,我只是在影片的最后,拍摄了男女主角跑去华东医院给黄宗英祝寿的一小场戏。我是把纪录片、老电影、穿越和现实混合在一起完成了《请你记住我》。
一部精致的低成本影片,我们把钱省下来,在摄影棚里,扎扎实实搭了一堂“钉子户”破败的石库门二层小楼。为了拍摄到漂亮的光影,我们在那里死等,可是华东医院不许我们进去拍摄。我们找了隔壁的戏剧学院的大花园,人家只允许我们周末去拍;我们又去找了老上影的花园。这时,黄宗英病了,吊针一周,她是不可能从医院出来了。拍摄已经进入最后的杀青阶段,黄宗英的小保姆不接制片的电话,已经从三年前,黄宗英就开始拒绝了中央台、凤凰台所有的拍摄采访。但是,她跟我是默契的,一定会让我拍摄!只是,我们进不去啊。摄制组开会讨论,我说,大机器实在进不去,就用5D拍摄。摄影一下跳起来大叫:这是拍电影吗?我不拍。我更凶:你不拍就不拍,我没有别的选择,随便什么机器,即便是PD150,只要能拍摄到黄宗英和我们的演员在一起,就可以!我跟副导演说:我们先混进医院,把会议室陈设一下。他问我,反打镜头的时候,门开着还是关着?我说,是偷拍,必须关着。他蔑视地看着我:你拍吧,比电视剧还不如。我完全失控了,我在摄影棚的走廊里大叫:你们都不要去拍了,都可以滚,我就一个人,我就用5D把戏拍了!
制片说:导演,不急不急!晚上开会。
没钱、没人脉,还想拍戏?谁都不敢去医院找院长通关系。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电影训练、老上影的一批退休职业拍摄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制片先去医院,摸清了可以在急诊室那里开进器材车,然后带上五个民工,拿着器材从员工通道,走到住院处,从后面的货梯上楼。两个男女演员在汽车里化完妆,化妆师偷偷溜进病房给黄宗英化妆,同时替代了服装为她换上衣服。我和道具、副导演开始在会议室陈设。大家全部撤离,摄影和照明带着器材进来打灯,最后让小保姆扶着黄宗英进屋坐下。这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黄宗英了,她自己说的话,完全记不住。我不断提醒她,她重复着,一次又一次断句,她不能说完很长的句子。外面护士台的护士在大声说话,录音说:赶紧让制片叫他们安静啊,否则我的同期声不能用了。摄影对着我叫:导演,不要给黄老师排戏了,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都高度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怕给人家赶出去。但是,我一定要拍到最后她和我们的男女主角在一起的镜头。2016年9月30日,我们终于拍摄完成了这场戏。2016年12月23日,黄宗英急病上手术台,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着。但是,她完成了自己的愿望,不是70岁,是92岁的时候,在银幕上,留下了最灿烂的微笑!她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有孙瑜,有赵丹和黄宗英这样的老电影人,我们中国电影因此辉煌!
向死而生——向周传基老师致敬
周传基老师的名字对于电影圈以外的人是陌生的,也许对于电影界也不那么“著名”,早在1987年他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执教的大学——北京电影学校。老先生太有个性,跟领导就是“不合作”,他只教自己认定的东西。他开始展开他的“西域少林”之旅,在电影学院以外的多所大学教授电影。直到他体力不支的时候,他身在美国,通过视屏网络教学。今天网络上发出消息:周传基电影学校暂停一切教学活动。
霍建起导演说:电影的启蒙。我们的启蒙者!
张建亚导演说:视听思维远去了…… 杨远婴教授说:周老师的魅力在于,他的课上充满了细节的解剖!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主任张伟民说:一代宗师!只是北京电影学院大师不再!
今天凌晨,美国时间——2017年4月3日中午,周传基老师在芝加哥的一所医院去世,到最后的时刻,他依然是清楚的。在医院,他一直用英文和医生交流。3月12日他刚过完92岁的生日。他是4月3日的早上7点感觉呼吸困难送到医院,直到最后离开,这之间只经历了三个小时,当他感觉腹部疼痛的时候,他大叫“太疼了,让我走吧!”
記得2013年他88岁生日的那天,站在他美国老年公寓的厨房里,跟我侃侃而谈,我们俩几乎是在抢着说话,因为很久没有看见周老师了,我跟不上他的思维,一直被他呛了回来。我说:周老师,这他妈的太不讲道理了,让我把话说完。他说:你他妈的才叫不讲道理!
我从来没有想到周老师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会走在周老师的前面。这个曾经参加过远征军的小伙子,永远是一个阳光少年,他不断在学习在思考,他不是跟随潮流的与时俱进者,但是他思考的问题总是对我们有一种启示。即使对于生命的思考,他也是坦然的。他对我说:“我已经在网上的医疗系统里注册了,就是在生命发生垂危的时刻,不要进行抢救!也就是说,我一进医院,医疗系统打开我的名字,就会看见我的注册要求!美国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这不是因为他不热爱生命,是因为他知道珍惜生命,在最后的时刻,他左手握着女婿的手,右手握着女儿的手,渐渐他的手松弛了……此刻我才从电话里听同学麦燕文说,他心里惦记着他的前妻,有一份思念。周老师恶狠狠地说:“反右逼着我离婚,不是考虑孩子的前途……逼得我家破人亡,我是不会……”
我们喜欢拿周老师开心,他就是那么一个永远乐观开朗激进的人。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失败的,他却从来不会在我们这里流露出自己的沮丧,他觉得他的夫人也不容易,接受了这样一个右派丈夫。但是,他们实在是不默契,为了和学生见面,他设计了圈套让第二任妻子出游,因为妻子总是管着他。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苏州一日游。最后,周老师不再一日游,当他第二次婚姻的女儿独立以后,在他快八十多岁的时候,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断然离婚,独自出走美国。他似乎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重新开始生活,没有自哀自怜的状态。我常常想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周老师张开他那缺了很多牙齿的嘴巴,哈哈大笑,他说——学习! 他也有误导学生的时刻,他说:拍电影的,就不要看书。我就是觉得,我看了那么多书,一点都没有用!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用视觉讲述你的故事!
我毫不犹豫地抵制周老师的说法:你是看了很多书,有了自己的思想,才会有独立思考。你凭什么让一无所有的人建立自己的思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读书!
其实他说的是“不要死读书”。周老师说话,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要把他的说法推向极端。可是无论如何,周老师教会我们的是,独立精神+技术,二者不可缺一,只有这样才能拍出好片子!
周传基老师的语录:有能耐的拍低成本片子;有智慧的拍无成本片子;废物才拍大片!
最后的时刻,他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启示我们!
不要哭泣,周老师不相信眼泪!
黄宗英自己在文章里说——《望长城》摄制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接着四辆新型的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十七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向渺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想到那个场面,想到黄宗英坐在那颠簸的大吉普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好看了,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都不复存在。收视率,娱乐至上,把视觉的最后一点精神的呈现抽取了。黄宗英是那种带着激情的知识分子,可是作为一个演员,她依然把舞台作为她最终挑战的地方,她不能随便屈服,整个生活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或者是主持人,现实就是她的舞台,她不肯随便退却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探险,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这种心态仿佛与我的年龄和外貌越来越不相称了。
是的,当黑发变成白发,当皱纹撕裂开眼角的皮肤时,黄宗英还是那样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似乎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会衰老。等到我坐在她的病床前,看见那个永远热情洋溢的黄宗英,却已经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很少说话,你说一堆的话,她回答简单的两个字,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字,更多的时候,她微笑着看着你没有答复。她的记忆力在衰退,她的说话功能也在下降。70岁那次西藏之行,她因为高原反应,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来了。尽管她奇迹般地苏醒了,但是因为大脑缺氧,严重影响了她的记忆。
2012年的夏天,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放映修复版的《武训传》,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吉川龙生带着学生赶到上海,就为了看这一场电影。这是一批做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日本人。吉川约我喝咖啡,听说他们看见公开放映的《武训传》时,连我都大吃一惊:什么?《武训传》公映了?记得2005年春天,为了拍摄《上海伦巴》,我们联系了北京国家电影资料馆,希望看一下《武训传》,了解赵丹的表演。没有想到,申请看片的程序是严格的,不仅要出示上影厂的证明,还要先打报告,说明看片子的理由,等待领导的批复。当领导的签字下来时,摄制组却因为经费短缺,不同意看胶片放映的《武训传》。我们努力减少了看片人员(因为资料馆只允许五个人观看),花了500元人民币,看了一场录像带的《武训传》。我们从上海飞到北京,早早等在风中的资料馆门口,那时候心里有一份敬畏,是对孙瑜导演和赵丹、对老电影的敬畏,就像这批日本人,他们会从东京飞到上海一样。
可是,当《武训传》可以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却安静得连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上海人都不知道,我对吉川说,我带你去见黄宗英。立刻,在风雨中我们打到了出租车,直奔华东医院。说明来意后,黄宗英表现得很平静,但是她问了我们两次:《武训传》是在电影院放映?不是内部放映?
我大声地说:是修复版,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
黄宗英:你看见影片了吗?
吉川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们都看了,我们特为从东京赶过来看的。
黄宗英:胶片放映的《武训传》?
吉川:是胶片!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拍摄的电影。
黄宗英:就是赵丹演的《武训传》?
我再次告诉她:就是孙瑜导演拍摄的《武训传》!天才之作!
她木讷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她呆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真的是平反了!
突然,我眼睛里拥满了泪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你不会理解“平反”这两个字的内涵,你也不能意识到“平反”的价值。这电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批判之后,被誉为诗人导演的孙瑜,几乎成了电影界的沈从文,他后面试拍了两部影片后,就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提前退休了。一直到1990年去世前,他再也没有踏进上影的大门,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喧嚣的电影人的场面上,更不要说什么红地毯,那里没有他的脚印。他是那么决绝,因为爱得太深!黄宗英说:那一天,我进屋看见赵丹拿着《人民日报》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完全不能明白,刚从上海北上,在南京、天津一路放到北京,连周总理都出来为孙瑜鼓掌,他们是在天津一起读中学的同学。怎么,就劈头盖脑地开始批判了?
我问黄宗英:你们那时候害怕吗?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面前医院那一堵惨白的墙壁,喃喃地说:怕,怕……赵丹放下报纸,说要去厂里看看,他坐上家门口的26路电车,售票员都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就问,“啊,侬呒没俾抓进去啊?!”大家都怕!
不要说《武训传》了,就是现在的电影人,不知道孙瑜导演的人太多了。即使1982年我们分进上影时,同样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伟大的导演。问现在的年轻演员,赵丹、黄宗英是谁,他们都在那里摇头。可是在美国,任何一代电影人,不会说,他们不知道卓别林;不会说,不知道凯萨琳·赫本。不会的!
篆刻家韩天衡先生对我们说:文化、艺术不是科学。科学在新的东西出现以后,可以把旧的全部颠覆、推翻;文化和艺术是传承,没有传承,任何新的东西如果没有根基,是要坍塌的!
那一天,黄宗英跟我和吉川教授说了很多,很难得的一次,她说话那么多。显然,她是兴奋的!吉川教授一直不敢提问,我说,你提问啊。他羞涩地说道:看见黄宗英老师……我没有想到,会亲眼看见她,我太激动了! 我更加没有意识到,孙瑜、赵丹、黄宗英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位置。我被深深打动了。我突然想拍一个女人和黄宗英的对话,想着想着,就越来越激动。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只是问自己,如果一周以后,我还是会为这样的故事激动,那我就一定要去拍这个片子。每天,当我跳进水里,在泳池奋力游泳的时候,水波似乎使劲冲击着我,可脑子里只有黄宗英那张平淡的脸,她说:看来,真的是平反了!我想让这些平淡后面的一切可以充斥在银幕上,那一代电影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的电影是如何淌着他们的鲜血。
2012年的夏天,我几乎隔天就背着C300的摄像机去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采访回家整理着内容,于是野心越来越大,纪录片想成了故事片。两个月断断续续的拍摄,直到被医院赶了出来: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黄老师毕竟是老人了,哪里经得起你这样采访的?赶回家以后,我开始写剧本,从《告别胶片》写到《浮生梦影》,一直到最后完成的《请你记住我》,经历整整四年的时间。我们不断根据投資方的要求修改,不断地妥协,也不断地坚持着最根本的东西,一次又一次说好的投资黄掉了。最常听见的就是:“现在谁知道赵丹、黄宗英啊?”我已经不会为这些语言生气,没有文化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常识!于是,这话成为《请你记住我》开场的第一句台词。故事、叙述总是从常识开始,否则没有人相信你。
影片完成了,做后期的都是80后90后的小孩,我全然不在乎他们的认同,我是做一次文化的传承,我只拍自己会感动的人物和故事!可是,那些孩子会跑进我的剪接室,会给我的小样无条件做调光处理,他们会站在你的背后,仔细看着屏幕里的东西。我终于忍不住问道:这片子好看吗?现在的孩子很酷,他们哪里舍得赞美你?他们平淡地说道:有点意思!反正跟我们在电影院里看见的都不一样。我哈哈大笑,好大的口气,仅仅是“有点意思”!我依然不在乎,每天提出修改意见,他们会认认真真地每天为你修改。我想,赵丹、黄宗英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赵丹、黄宗英,这就是一种传承!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的教授看了我的片子,也是那么平淡地说道:“美术、摄影、演员,整体的水平真厉害,好有文化啊!”他们不说你是艺术片,他们说:有文化!这大概是最大的赞美了。我依然不在乎!可是看见片头出现“领衔主演:黄宗英”的时候,他们还是叫起来了,她还能演戏?原来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他们都知道赵丹、黄宗英。其实,影片里黄宗英“领衔”的价值,更多是在她的老电影和纪录片里,我只是在影片的最后,拍摄了男女主角跑去华东医院给黄宗英祝寿的一小场戏。我是把纪录片、老电影、穿越和现实混合在一起完成了《请你记住我》。
一部精致的低成本影片,我们把钱省下来,在摄影棚里,扎扎实实搭了一堂“钉子户”破败的石库门二层小楼。为了拍摄到漂亮的光影,我们在那里死等,可是华东医院不许我们进去拍摄。我们找了隔壁的戏剧学院的大花园,人家只允许我们周末去拍;我们又去找了老上影的花园。这时,黄宗英病了,吊针一周,她是不可能从医院出来了。拍摄已经进入最后的杀青阶段,黄宗英的小保姆不接制片的电话,已经从三年前,黄宗英就开始拒绝了中央台、凤凰台所有的拍摄采访。但是,她跟我是默契的,一定会让我拍摄!只是,我们进不去啊。摄制组开会讨论,我说,大机器实在进不去,就用5D拍摄。摄影一下跳起来大叫:这是拍电影吗?我不拍。我更凶:你不拍就不拍,我没有别的选择,随便什么机器,即便是PD150,只要能拍摄到黄宗英和我们的演员在一起,就可以!我跟副导演说:我们先混进医院,把会议室陈设一下。他问我,反打镜头的时候,门开着还是关着?我说,是偷拍,必须关着。他蔑视地看着我:你拍吧,比电视剧还不如。我完全失控了,我在摄影棚的走廊里大叫:你们都不要去拍了,都可以滚,我就一个人,我就用5D把戏拍了!
制片说:导演,不急不急!晚上开会。
没钱、没人脉,还想拍戏?谁都不敢去医院找院长通关系。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电影训练、老上影的一批退休职业拍摄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制片先去医院,摸清了可以在急诊室那里开进器材车,然后带上五个民工,拿着器材从员工通道,走到住院处,从后面的货梯上楼。两个男女演员在汽车里化完妆,化妆师偷偷溜进病房给黄宗英化妆,同时替代了服装为她换上衣服。我和道具、副导演开始在会议室陈设。大家全部撤离,摄影和照明带着器材进来打灯,最后让小保姆扶着黄宗英进屋坐下。这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黄宗英了,她自己说的话,完全记不住。我不断提醒她,她重复着,一次又一次断句,她不能说完很长的句子。外面护士台的护士在大声说话,录音说:赶紧让制片叫他们安静啊,否则我的同期声不能用了。摄影对着我叫:导演,不要给黄老师排戏了,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都高度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怕给人家赶出去。但是,我一定要拍到最后她和我们的男女主角在一起的镜头。2016年9月30日,我们终于拍摄完成了这场戏。2016年12月23日,黄宗英急病上手术台,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着。但是,她完成了自己的愿望,不是70岁,是92岁的时候,在银幕上,留下了最灿烂的微笑!她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有孙瑜,有赵丹和黄宗英这样的老电影人,我们中国电影因此辉煌!
向死而生——向周传基老师致敬
周传基老师的名字对于电影圈以外的人是陌生的,也许对于电影界也不那么“著名”,早在1987年他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执教的大学——北京电影学校。老先生太有个性,跟领导就是“不合作”,他只教自己认定的东西。他开始展开他的“西域少林”之旅,在电影学院以外的多所大学教授电影。直到他体力不支的时候,他身在美国,通过视屏网络教学。今天网络上发出消息:周传基电影学校暂停一切教学活动。
霍建起导演说:电影的启蒙。我们的启蒙者!
张建亚导演说:视听思维远去了…… 杨远婴教授说:周老师的魅力在于,他的课上充满了细节的解剖!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主任张伟民说:一代宗师!只是北京电影学院大师不再!
今天凌晨,美国时间——2017年4月3日中午,周传基老师在芝加哥的一所医院去世,到最后的时刻,他依然是清楚的。在医院,他一直用英文和医生交流。3月12日他刚过完92岁的生日。他是4月3日的早上7点感觉呼吸困难送到医院,直到最后离开,这之间只经历了三个小时,当他感觉腹部疼痛的时候,他大叫“太疼了,让我走吧!”
記得2013年他88岁生日的那天,站在他美国老年公寓的厨房里,跟我侃侃而谈,我们俩几乎是在抢着说话,因为很久没有看见周老师了,我跟不上他的思维,一直被他呛了回来。我说:周老师,这他妈的太不讲道理了,让我把话说完。他说:你他妈的才叫不讲道理!
我从来没有想到周老师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会走在周老师的前面。这个曾经参加过远征军的小伙子,永远是一个阳光少年,他不断在学习在思考,他不是跟随潮流的与时俱进者,但是他思考的问题总是对我们有一种启示。即使对于生命的思考,他也是坦然的。他对我说:“我已经在网上的医疗系统里注册了,就是在生命发生垂危的时刻,不要进行抢救!也就是说,我一进医院,医疗系统打开我的名字,就会看见我的注册要求!美国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这不是因为他不热爱生命,是因为他知道珍惜生命,在最后的时刻,他左手握着女婿的手,右手握着女儿的手,渐渐他的手松弛了……此刻我才从电话里听同学麦燕文说,他心里惦记着他的前妻,有一份思念。周老师恶狠狠地说:“反右逼着我离婚,不是考虑孩子的前途……逼得我家破人亡,我是不会……”
我们喜欢拿周老师开心,他就是那么一个永远乐观开朗激进的人。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失败的,他却从来不会在我们这里流露出自己的沮丧,他觉得他的夫人也不容易,接受了这样一个右派丈夫。但是,他们实在是不默契,为了和学生见面,他设计了圈套让第二任妻子出游,因为妻子总是管着他。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苏州一日游。最后,周老师不再一日游,当他第二次婚姻的女儿独立以后,在他快八十多岁的时候,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断然离婚,独自出走美国。他似乎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重新开始生活,没有自哀自怜的状态。我常常想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周老师张开他那缺了很多牙齿的嘴巴,哈哈大笑,他说——学习! 他也有误导学生的时刻,他说:拍电影的,就不要看书。我就是觉得,我看了那么多书,一点都没有用!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用视觉讲述你的故事!
我毫不犹豫地抵制周老师的说法:你是看了很多书,有了自己的思想,才会有独立思考。你凭什么让一无所有的人建立自己的思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读书!
其实他说的是“不要死读书”。周老师说话,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要把他的说法推向极端。可是无论如何,周老师教会我们的是,独立精神+技术,二者不可缺一,只有这样才能拍出好片子!
周传基老师的语录:有能耐的拍低成本片子;有智慧的拍无成本片子;废物才拍大片!
最后的时刻,他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启示我们!
不要哭泣,周老师不相信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