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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篆体的书写字“领衔主演：黄宗英”打上我剛完成的故事片《请你记住我》的银幕上时，我反复看着那个镜头，不是看画面，反复看的是那七个字。我想，我终于完成了黄宗英的愿望：她年轻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浪漫的梦想，希望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在70多岁的时候，即使坐着轮椅，还是上台演出。那时候她年轻，70岁，几乎像是生命的终点。因为年轻，谁都喜欢想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真的到她70岁的时候，她居然比萨拉·伯尔娜还勇敢，她第四次进军西藏，参加徐凤翔纪录片拍摄；在她65岁的那一年，作为《望长城》的主持人，出现在中央台屏幕上。1990年9月，她和一伙才20出头的年轻人，集合于敦煌，整装待发一起西行挺进罗布泊。
黄宗英自己在文章里说——《望长城》摄制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接着四辆新型的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十七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向渺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想到那个场面，想到黄宗英坐在那颠簸的大吉普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好看了，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都不复存在。收视率，娱乐至上，把视觉的最后一点精神的呈现抽取了。黄宗英是那种带着激情的知识分子，可是作为一个演员，她依然把舞台作为她最终挑战的地方，她不能随便屈服，整个生活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或者是主持人，现实就是她的舞台，她不肯随便退却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探险，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这种心态仿佛与我的年龄和外貌越来越不相称了。
是的，当黑发变成白发，当皱纹撕裂开眼角的皮肤时，黄宗英还是那样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似乎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会衰老。等到我坐在她的病床前，看见那个永远热情洋溢的黄宗英，却已经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很少说话，你说一堆的话，她回答简单的两个字，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字，更多的时候，她微笑着看着你没有答复。她的记忆力在衰退，她的说话功能也在下降。70岁那次西藏之行，她因为高原反应，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来了。尽管她奇迹般地苏醒了，但是因为大脑缺氧，严重影响了她的记忆。
2012年的夏天，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放映修复版的《武训传》，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吉川龙生带着学生赶到上海，就为了看这一场电影。这是一批做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日本人。吉川约我喝咖啡，听说他们看见公开放映的《武训传》时，连我都大吃一惊：什么？《武训传》公映了？记得2005年春天，为了拍摄《上海伦巴》，我们联系了北京国家电影资料馆，希望看一下《武训传》，了解赵丹的表演。没有想到，申请看片的程序是严格的，不仅要出示上影厂的证明，还要先打报告，说明看片子的理由，等待领导的批复。当领导的签字下来时，摄制组却因为经费短缺，不同意看胶片放映的《武训传》。我们努力减少了看片人员（因为资料馆只允许五个人观看），花了500元人民币，看了一场录像带的《武训传》。我们从上海飞到北京，早早等在风中的资料馆门口，那时候心里有一份敬畏，是对孙瑜导演和赵丹、对老电影的敬畏，就像这批日本人，他们会从东京飞到上海一样。
可是，当《武训传》可以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却安静得连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上海人都不知道，我对吉川说，我带你去见黄宗英。立刻，在风雨中我们打到了出租车，直奔华东医院。说明来意后，黄宗英表现得很平静，但是她问了我们两次：《武训传》是在电影院放映？不是内部放映？
我大声地说：是修复版，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
黄宗英：你看见影片了吗？
吉川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们都看了，我们特为从东京赶过来看的。
黄宗英：胶片放映的《武训传》？
吉川：是胶片！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拍摄的电影。
黄宗英：就是赵丹演的《武训传》？
我再次告诉她：就是孙瑜导演拍摄的《武训传》！天才之作！
她木讷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她呆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真的是平反了！
突然，我眼睛里拥满了泪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你不会理解“平反”这两个字的内涵，你也不能意识到“平反”的价值。这电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批判之后，被誉为诗人导演的孙瑜，几乎成了电影界的沈从文，他后面试拍了两部影片后，就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提前退休了。一直到1990年去世前，他再也没有踏进上影的大门，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喧嚣的电影人的场面上，更不要说什么红地毯，那里没有他的脚印。他是那么决绝，因为爱得太深！黄宗英说：那一天，我进屋看见赵丹拿着《人民日报》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完全不能明白，刚从上海北上，在南京、天津一路放到北京，连周总理都出来为孙瑜鼓掌，他们是在天津一起读中学的同学。怎么，就劈头盖脑地开始批判了？
我问黄宗英：你们那时候害怕吗？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面前医院那一堵惨白的墙壁，喃喃地说：怕，怕……赵丹放下报纸，说要去厂里看看，他坐上家门口的26路电车，售票员都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就问，“啊，侬呒没俾抓进去啊？！”大家都怕！
不要说《武训传》了，就是现在的电影人，不知道孙瑜导演的人太多了。即使1982年我们分进上影时，同样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伟大的导演。问现在的年轻演员，赵丹、黄宗英是谁，他们都在那里摇头。可是在美国，任何一代电影人，不会说，他们不知道卓别林；不会说，不知道凯萨琳·赫本。不会的！
篆刻家韩天衡先生对我们说：文化、艺术不是科学。科学在新的东西出现以后，可以把旧的全部颠覆、推翻；文化和艺术是传承，没有传承，任何新的东西如果没有根基，是要坍塌的！
那一天，黄宗英跟我和吉川教授说了很多，很难得的一次，她说话那么多。显然，她是兴奋的！吉川教授一直不敢提问，我说，你提问啊。他羞涩地说道：看见黄宗英老师……我没有想到，会亲眼看见她，我太激动了！ 我更加没有意识到，孙瑜、赵丹、黄宗英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位置。我被深深打动了。我突然想拍一个女人和黄宗英的对话，想着想着，就越来越激动。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只是问自己，如果一周以后，我还是会为这样的故事激动，那我就一定要去拍这个片子。每天，当我跳进水里，在泳池奋力游泳的时候，水波似乎使劲冲击着我，可脑子里只有黄宗英那张平淡的脸，她说：看来，真的是平反了！我想让这些平淡后面的一切可以充斥在银幕上，那一代电影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的电影是如何淌着他们的鲜血。
2012年的夏天，我几乎隔天就背着C300的摄像机去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采访回家整理着内容，于是野心越来越大，纪录片想成了故事片。两个月断断续续的拍摄，直到被医院赶了出来：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黄老师毕竟是老人了，哪里经得起你这样采访的？赶回家以后，我开始写剧本，从《告别胶片》写到《浮生梦影》，一直到最后完成的《请你记住我》，经历整整四年的时间。我们不断根据投資方的要求修改，不断地妥协，也不断地坚持着最根本的东西，一次又一次说好的投资黄掉了。最常听见的就是：“现在谁知道赵丹、黄宗英啊？”我已经不会为这些语言生气，没有文化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常识！于是，这话成为《请你记住我》开场的第一句台词。故事、叙述总是从常识开始，否则没有人相信你。
影片完成了，做后期的都是80后90后的小孩，我全然不在乎他们的认同，我是做一次文化的传承，我只拍自己会感动的人物和故事！可是，那些孩子会跑进我的剪接室，会给我的小样无条件做调光处理，他们会站在你的背后，仔细看着屏幕里的东西。我终于忍不住问道：这片子好看吗？现在的孩子很酷，他们哪里舍得赞美你？他们平淡地说道：有点意思！反正跟我们在电影院里看见的都不一样。我哈哈大笑，好大的口气，仅仅是“有点意思”！我依然不在乎，每天提出修改意见，他们会认认真真地每天为你修改。我想，赵丹、黄宗英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赵丹、黄宗英，这就是一种传承！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的教授看了我的片子，也是那么平淡地说道：“美术、摄影、演员，整体的水平真厉害，好有文化啊！”他们不说你是艺术片，他们说：有文化！这大概是最大的赞美了。我依然不在乎！可是看见片头出现“领衔主演：黄宗英”的时候，他们还是叫起来了，她还能演戏？原来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他们都知道赵丹、黄宗英。其实，影片里黄宗英“领衔”的价值，更多是在她的老电影和纪录片里，我只是在影片的最后，拍摄了男女主角跑去华东医院给黄宗英祝寿的一小场戏。我是把纪录片、老电影、穿越和现实混合在一起完成了《请你记住我》。
一部精致的低成本影片，我们把钱省下来，在摄影棚里，扎扎实实搭了一堂“钉子户”破败的石库门二层小楼。为了拍摄到漂亮的光影，我们在那里死等，可是华东医院不许我们进去拍摄。我们找了隔壁的戏剧学院的大花园，人家只允许我们周末去拍；我们又去找了老上影的花园。这时，黄宗英病了，吊针一周，她是不可能从医院出来了。拍摄已经进入最后的杀青阶段，黄宗英的小保姆不接制片的电话，已经从三年前，黄宗英就开始拒绝了中央台、凤凰台所有的拍摄采访。但是，她跟我是默契的，一定会让我拍摄！只是，我们进不去啊。摄制组开会讨论，我说，大机器实在进不去，就用5D拍摄。摄影一下跳起来大叫：这是拍电影吗？我不拍。我更凶：你不拍就不拍，我没有别的选择，随便什么机器，即便是PD150，只要能拍摄到黄宗英和我们的演员在一起，就可以！我跟副导演说：我们先混进医院，把会议室陈设一下。他问我，反打镜头的时候，门开着还是关着？我说，是偷拍，必须关着。他蔑视地看着我：你拍吧，比电视剧还不如。我完全失控了，我在摄影棚的走廊里大叫：你们都不要去拍了，都可以滚，我就一个人，我就用5D把戏拍了！
制片说：导演，不急不急！晚上开会。
没钱、没人脉，还想拍戏？谁都不敢去医院找院长通关系。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电影训练、老上影的一批退休职业拍摄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制片先去医院，摸清了可以在急诊室那里开进器材车，然后带上五个民工，拿着器材从员工通道，走到住院处，从后面的货梯上楼。两个男女演员在汽车里化完妆，化妆师偷偷溜进病房给黄宗英化妆，同时替代了服装为她换上衣服。我和道具、副导演开始在会议室陈设。大家全部撤离，摄影和照明带着器材进来打灯，最后让小保姆扶着黄宗英进屋坐下。这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黄宗英了，她自己说的话，完全记不住。我不断提醒她，她重复着，一次又一次断句，她不能说完很长的句子。外面护士台的护士在大声说话，录音说：赶紧让制片叫他们安静啊，否则我的同期声不能用了。摄影对着我叫：导演，不要给黄老师排戏了，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都高度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怕给人家赶出去。但是，我一定要拍到最后她和我们的男女主角在一起的镜头。2016年9月30日，我们终于拍摄完成了这场戏。2016年12月23日，黄宗英急病上手术台，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着。但是，她完成了自己的愿望，不是70岁，是92岁的时候，在银幕上，留下了最灿烂的微笑！她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有孙瑜，有赵丹和黄宗英这样的老电影人，我们中国电影因此辉煌！
向死而生——向周传基老师致敬
周传基老师的名字对于电影圈以外的人是陌生的，也许对于电影界也不那么“著名”，早在1987年他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执教的大学——北京电影学校。老先生太有个性，跟领导就是“不合作”，他只教自己认定的东西。他开始展开他的“西域少林”之旅，在电影学院以外的多所大学教授电影。直到他体力不支的时候，他身在美国，通过视屏网络教学。今天网络上发出消息：周传基电影学校暂停一切教学活动。
霍建起导演说：电影的启蒙。我们的启蒙者！
张建亚导演说：视听思维远去了…… 杨远婴教授说：周老师的魅力在于，他的课上充满了细节的解剖！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主任张伟民说：一代宗师！只是北京电影学院大师不再！
今天凌晨，美国时间——2017年4月3日中午，周传基老师在芝加哥的一所医院去世，到最后的时刻，他依然是清楚的。在医院，他一直用英文和医生交流。3月12日他刚过完92岁的生日。他是4月3日的早上7点感觉呼吸困难送到医院，直到最后离开，这之间只经历了三个小时，当他感觉腹部疼痛的时候，他大叫“太疼了，让我走吧！”
記得2013年他88岁生日的那天，站在他美国老年公寓的厨房里，跟我侃侃而谈，我们俩几乎是在抢着说话，因为很久没有看见周老师了，我跟不上他的思维，一直被他呛了回来。我说：周老师，这他妈的太不讲道理了，让我把话说完。他说：你他妈的才叫不讲道理！
我从来没有想到周老师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会走在周老师的前面。这个曾经参加过远征军的小伙子，永远是一个阳光少年，他不断在学习在思考，他不是跟随潮流的与时俱进者，但是他思考的问题总是对我们有一种启示。即使对于生命的思考，他也是坦然的。他对我说：“我已经在网上的医疗系统里注册了，就是在生命发生垂危的时刻，不要进行抢救！也就是说，我一进医院，医疗系统打开我的名字，就会看见我的注册要求！美国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这不是因为他不热爱生命，是因为他知道珍惜生命，在最后的时刻，他左手握着女婿的手，右手握着女儿的手，渐渐他的手松弛了……此刻我才从电话里听同学麦燕文说，他心里惦记着他的前妻，有一份思念。周老师恶狠狠地说：“反右逼着我离婚，不是考虑孩子的前途……逼得我家破人亡，我是不会……”
我们喜欢拿周老师开心，他就是那么一个永远乐观开朗激进的人。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失败的，他却从来不会在我们这里流露出自己的沮丧，他觉得他的夫人也不容易，接受了这样一个右派丈夫。但是，他们实在是不默契，为了和学生见面，他设计了圈套让第二任妻子出游，因为妻子总是管着他。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苏州一日游。最后，周老师不再一日游，当他第二次婚姻的女儿独立以后，在他快八十多岁的时候，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断然离婚，独自出走美国。他似乎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重新开始生活，没有自哀自怜的状态。我常常想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周老师张开他那缺了很多牙齿的嘴巴，哈哈大笑，他说——学习！ 他也有误导学生的时刻，他说：拍电影的，就不要看书。我就是觉得，我看了那么多书，一点都没有用！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用视觉讲述你的故事！
我毫不犹豫地抵制周老师的说法：你是看了很多书，有了自己的思想，才会有独立思考。你凭什么让一无所有的人建立自己的思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读书！
其实他说的是“不要死读书”。周老师说话，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要把他的说法推向极端。可是无论如何，周老师教会我们的是，独立精神+技术，二者不可缺一，只有这样才能拍出好片子！
周传基老师的语录：有能耐的拍低成本片子；有智慧的拍无成本片子；废物才拍大片！
最后的时刻，他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启示我们！
不要哭泣，周老师不相信眼泪！
黄宗英自己在文章里说——《望长城》摄制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接着四辆新型的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十七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向渺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想到那个场面，想到黄宗英坐在那颠簸的大吉普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好看了，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都不复存在。收视率，娱乐至上，把视觉的最后一点精神的呈现抽取了。黄宗英是那种带着激情的知识分子，可是作为一个演员，她依然把舞台作为她最终挑战的地方，她不能随便屈服，整个生活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或者是主持人，现实就是她的舞台，她不肯随便退却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探险，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这种心态仿佛与我的年龄和外貌越来越不相称了。
是的，当黑发变成白发，当皱纹撕裂开眼角的皮肤时，黄宗英还是那样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似乎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会衰老。等到我坐在她的病床前，看见那个永远热情洋溢的黄宗英，却已经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很少说话，你说一堆的话，她回答简单的两个字，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字，更多的时候，她微笑着看着你没有答复。她的记忆力在衰退，她的说话功能也在下降。70岁那次西藏之行，她因为高原反应，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来了。尽管她奇迹般地苏醒了，但是因为大脑缺氧，严重影响了她的记忆。
2012年的夏天，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放映修复版的《武训传》，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吉川龙生带着学生赶到上海，就为了看这一场电影。这是一批做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日本人。吉川约我喝咖啡，听说他们看见公开放映的《武训传》时，连我都大吃一惊：什么？《武训传》公映了？记得2005年春天，为了拍摄《上海伦巴》，我们联系了北京国家电影资料馆，希望看一下《武训传》，了解赵丹的表演。没有想到，申请看片的程序是严格的，不仅要出示上影厂的证明，还要先打报告，说明看片子的理由，等待领导的批复。当领导的签字下来时，摄制组却因为经费短缺，不同意看胶片放映的《武训传》。我们努力减少了看片人员（因为资料馆只允许五个人观看），花了500元人民币，看了一场录像带的《武训传》。我们从上海飞到北京，早早等在风中的资料馆门口，那时候心里有一份敬畏，是对孙瑜导演和赵丹、对老电影的敬畏，就像这批日本人，他们会从东京飞到上海一样。
可是，当《武训传》可以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却安静得连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上海人都不知道，我对吉川说，我带你去见黄宗英。立刻，在风雨中我们打到了出租车，直奔华东医院。说明来意后，黄宗英表现得很平静，但是她问了我们两次：《武训传》是在电影院放映？不是内部放映？
我大声地说：是修复版，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
黄宗英：你看见影片了吗？
吉川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们都看了，我们特为从东京赶过来看的。
黄宗英：胶片放映的《武训传》？
吉川：是胶片！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拍摄的电影。
黄宗英：就是赵丹演的《武训传》？
我再次告诉她：就是孙瑜导演拍摄的《武训传》！天才之作！
她木讷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她呆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真的是平反了！
突然，我眼睛里拥满了泪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你不会理解“平反”这两个字的内涵，你也不能意识到“平反”的价值。这电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批判之后，被誉为诗人导演的孙瑜，几乎成了电影界的沈从文，他后面试拍了两部影片后，就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提前退休了。一直到1990年去世前，他再也没有踏进上影的大门，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喧嚣的电影人的场面上，更不要说什么红地毯，那里没有他的脚印。他是那么决绝，因为爱得太深！黄宗英说：那一天，我进屋看见赵丹拿着《人民日报》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完全不能明白，刚从上海北上，在南京、天津一路放到北京，连周总理都出来为孙瑜鼓掌，他们是在天津一起读中学的同学。怎么，就劈头盖脑地开始批判了？
我问黄宗英：你们那时候害怕吗？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面前医院那一堵惨白的墙壁，喃喃地说：怕，怕……赵丹放下报纸，说要去厂里看看，他坐上家门口的26路电车，售票员都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就问，“啊，侬呒没俾抓进去啊？！”大家都怕！
不要说《武训传》了，就是现在的电影人，不知道孙瑜导演的人太多了。即使1982年我们分进上影时，同样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伟大的导演。问现在的年轻演员，赵丹、黄宗英是谁，他们都在那里摇头。可是在美国，任何一代电影人，不会说，他们不知道卓别林；不会说，不知道凯萨琳·赫本。不会的！
篆刻家韩天衡先生对我们说：文化、艺术不是科学。科学在新的东西出现以后，可以把旧的全部颠覆、推翻；文化和艺术是传承，没有传承，任何新的东西如果没有根基，是要坍塌的！
那一天，黄宗英跟我和吉川教授说了很多，很难得的一次，她说话那么多。显然，她是兴奋的！吉川教授一直不敢提问，我说，你提问啊。他羞涩地说道：看见黄宗英老师……我没有想到，会亲眼看见她，我太激动了！ 我更加没有意识到，孙瑜、赵丹、黄宗英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位置。我被深深打动了。我突然想拍一个女人和黄宗英的对话，想着想着，就越来越激动。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只是问自己，如果一周以后，我还是会为这样的故事激动，那我就一定要去拍这个片子。每天，当我跳进水里，在泳池奋力游泳的时候，水波似乎使劲冲击着我，可脑子里只有黄宗英那张平淡的脸，她说：看来，真的是平反了！我想让这些平淡后面的一切可以充斥在银幕上，那一代电影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的电影是如何淌着他们的鲜血。
2012年的夏天，我几乎隔天就背着C300的摄像机去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采访回家整理着内容，于是野心越来越大，纪录片想成了故事片。两个月断断续续的拍摄，直到被医院赶了出来：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黄老师毕竟是老人了，哪里经得起你这样采访的？赶回家以后，我开始写剧本，从《告别胶片》写到《浮生梦影》，一直到最后完成的《请你记住我》，经历整整四年的时间。我们不断根据投資方的要求修改，不断地妥协，也不断地坚持着最根本的东西，一次又一次说好的投资黄掉了。最常听见的就是：“现在谁知道赵丹、黄宗英啊？”我已经不会为这些语言生气，没有文化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常识！于是，这话成为《请你记住我》开场的第一句台词。故事、叙述总是从常识开始，否则没有人相信你。
影片完成了，做后期的都是80后90后的小孩，我全然不在乎他们的认同，我是做一次文化的传承，我只拍自己会感动的人物和故事！可是，那些孩子会跑进我的剪接室，会给我的小样无条件做调光处理，他们会站在你的背后，仔细看着屏幕里的东西。我终于忍不住问道：这片子好看吗？现在的孩子很酷，他们哪里舍得赞美你？他们平淡地说道：有点意思！反正跟我们在电影院里看见的都不一样。我哈哈大笑，好大的口气，仅仅是“有点意思”！我依然不在乎，每天提出修改意见，他们会认认真真地每天为你修改。我想，赵丹、黄宗英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赵丹、黄宗英，这就是一种传承！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的教授看了我的片子，也是那么平淡地说道：“美术、摄影、演员，整体的水平真厉害，好有文化啊！”他们不说你是艺术片，他们说：有文化！这大概是最大的赞美了。我依然不在乎！可是看见片头出现“领衔主演：黄宗英”的时候，他们还是叫起来了，她还能演戏？原来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他们都知道赵丹、黄宗英。其实，影片里黄宗英“领衔”的价值，更多是在她的老电影和纪录片里，我只是在影片的最后，拍摄了男女主角跑去华东医院给黄宗英祝寿的一小场戏。我是把纪录片、老电影、穿越和现实混合在一起完成了《请你记住我》。
一部精致的低成本影片，我们把钱省下来，在摄影棚里，扎扎实实搭了一堂“钉子户”破败的石库门二层小楼。为了拍摄到漂亮的光影，我们在那里死等，可是华东医院不许我们进去拍摄。我们找了隔壁的戏剧学院的大花园，人家只允许我们周末去拍；我们又去找了老上影的花园。这时，黄宗英病了，吊针一周，她是不可能从医院出来了。拍摄已经进入最后的杀青阶段，黄宗英的小保姆不接制片的电话，已经从三年前，黄宗英就开始拒绝了中央台、凤凰台所有的拍摄采访。但是，她跟我是默契的，一定会让我拍摄！只是，我们进不去啊。摄制组开会讨论，我说，大机器实在进不去，就用5D拍摄。摄影一下跳起来大叫：这是拍电影吗？我不拍。我更凶：你不拍就不拍，我没有别的选择，随便什么机器，即便是PD150，只要能拍摄到黄宗英和我们的演员在一起，就可以！我跟副导演说：我们先混进医院，把会议室陈设一下。他问我，反打镜头的时候，门开着还是关着？我说，是偷拍，必须关着。他蔑视地看着我：你拍吧，比电视剧还不如。我完全失控了，我在摄影棚的走廊里大叫：你们都不要去拍了，都可以滚，我就一个人，我就用5D把戏拍了！
制片说：导演，不急不急！晚上开会。
没钱、没人脉，还想拍戏？谁都不敢去医院找院长通关系。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电影训练、老上影的一批退休职业拍摄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制片先去医院，摸清了可以在急诊室那里开进器材车，然后带上五个民工，拿着器材从员工通道，走到住院处，从后面的货梯上楼。两个男女演员在汽车里化完妆，化妆师偷偷溜进病房给黄宗英化妆，同时替代了服装为她换上衣服。我和道具、副导演开始在会议室陈设。大家全部撤离，摄影和照明带着器材进来打灯，最后让小保姆扶着黄宗英进屋坐下。这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黄宗英了，她自己说的话，完全记不住。我不断提醒她，她重复着，一次又一次断句，她不能说完很长的句子。外面护士台的护士在大声说话，录音说：赶紧让制片叫他们安静啊，否则我的同期声不能用了。摄影对着我叫：导演，不要给黄老师排戏了，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都高度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怕给人家赶出去。但是，我一定要拍到最后她和我们的男女主角在一起的镜头。2016年9月30日，我们终于拍摄完成了这场戏。2016年12月23日，黄宗英急病上手术台，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着。但是，她完成了自己的愿望，不是70岁，是92岁的时候，在银幕上，留下了最灿烂的微笑！她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有孙瑜，有赵丹和黄宗英这样的老电影人，我们中国电影因此辉煌！
向死而生——向周传基老师致敬
周传基老师的名字对于电影圈以外的人是陌生的，也许对于电影界也不那么“著名”，早在1987年他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执教的大学——北京电影学校。老先生太有个性，跟领导就是“不合作”，他只教自己认定的东西。他开始展开他的“西域少林”之旅，在电影学院以外的多所大学教授电影。直到他体力不支的时候，他身在美国，通过视屏网络教学。今天网络上发出消息：周传基电影学校暂停一切教学活动。
霍建起导演说：电影的启蒙。我们的启蒙者！
张建亚导演说：视听思维远去了…… 杨远婴教授说：周老师的魅力在于，他的课上充满了细节的解剖！
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主任张伟民说：一代宗师！只是北京电影学院大师不再！
今天凌晨，美国时间——2017年4月3日中午，周传基老师在芝加哥的一所医院去世，到最后的时刻，他依然是清楚的。在医院，他一直用英文和医生交流。3月12日他刚过完92岁的生日。他是4月3日的早上7点感觉呼吸困难送到医院，直到最后离开，这之间只经历了三个小时，当他感觉腹部疼痛的时候，他大叫“太疼了，让我走吧！”
記得2013年他88岁生日的那天，站在他美国老年公寓的厨房里，跟我侃侃而谈，我们俩几乎是在抢着说话，因为很久没有看见周老师了，我跟不上他的思维，一直被他呛了回来。我说：周老师，这他妈的太不讲道理了，让我把话说完。他说：你他妈的才叫不讲道理！
我从来没有想到周老师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会走在周老师的前面。这个曾经参加过远征军的小伙子，永远是一个阳光少年，他不断在学习在思考，他不是跟随潮流的与时俱进者，但是他思考的问题总是对我们有一种启示。即使对于生命的思考，他也是坦然的。他对我说：“我已经在网上的医疗系统里注册了，就是在生命发生垂危的时刻，不要进行抢救！也就是说，我一进医院，医疗系统打开我的名字，就会看见我的注册要求！美国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这不是因为他不热爱生命，是因为他知道珍惜生命，在最后的时刻，他左手握着女婿的手，右手握着女儿的手，渐渐他的手松弛了……此刻我才从电话里听同学麦燕文说，他心里惦记着他的前妻，有一份思念。周老师恶狠狠地说：“反右逼着我离婚，不是考虑孩子的前途……逼得我家破人亡，我是不会……”
我们喜欢拿周老师开心，他就是那么一个永远乐观开朗激进的人。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失败的，他却从来不会在我们这里流露出自己的沮丧，他觉得他的夫人也不容易，接受了这样一个右派丈夫。但是，他们实在是不默契，为了和学生见面，他设计了圈套让第二任妻子出游，因为妻子总是管着他。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苏州一日游。最后，周老师不再一日游，当他第二次婚姻的女儿独立以后，在他快八十多岁的时候，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断然离婚，独自出走美国。他似乎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重新开始生活，没有自哀自怜的状态。我常常想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周老师张开他那缺了很多牙齿的嘴巴，哈哈大笑，他说——学习！ 他也有误导学生的时刻，他说：拍电影的，就不要看书。我就是觉得，我看了那么多书，一点都没有用！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用视觉讲述你的故事！
我毫不犹豫地抵制周老师的说法：你是看了很多书，有了自己的思想，才会有独立思考。你凭什么让一无所有的人建立自己的思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读书！
其实他说的是“不要死读书”。周老师说话，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要把他的说法推向极端。可是无论如何，周老师教会我们的是，独立精神+技术，二者不可缺一，只有这样才能拍出好片子！
周传基老师的语录：有能耐的拍低成本片子；有智慧的拍无成本片子；废物才拍大片！
最后的时刻，他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启示我们！
不要哭泣，周老师不相信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