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久了，活得像一棵不起眼的树，不想挪动，只偶尔会去窗前吹吹风或去院子里见见光，脑子里装一团岁月积淀下来的浆糊。略一思索，便也觉得这种生存状态的合情性，慨少年爱动，奔走如风，觉得可以满世界跑，人老了，腿脚无力，知道的会说这是生命自我保护与调控的集中供“能”，便会常常想倒回去，向过去的时光寻根，以前死后有土可埋时，老年人也都爱自嘲：半截子埋土里了。所以寻根也好埋土也罢，不都是说的树的生存之状？十多年前，我也曾为儿子写过一则童话，大意想给他灌溉一种“形势逼人强”的说法，就是人也有可能是从植物进化来的，童话说的是远古时候，有一大片单果子树林，一直遭到某种天敌蚕食，眼瞧着它们成片成片地遭难，快要灭绝了，其中的有识之树便想着要逃离故土，这里面有几棵特有毅力的，便一直一直努力着拔腿而起。终于有一天，它们成功了，粗大的根须从泥土里拔了出来，试着奔走并逃亡。终于，又漫长的逃亡途中，它们的根茎慢慢变成了双肢，最终进化成了人。
　　其实我叫得出很少几类植物名，小时候住在平民区，瓦片上零星长着多肉，庭院角落里养着鸡冠花，月季花，凤仙花（指甲花），这些无用的东西，却成为寻常生活的颜色。下雪的时候，落在那些残花上，残雪与那些残留的胭红，形成色彩的对比。我认识的这些常见植物，真的少得可怜。现在好了，我手机里有一款应用软件叫“形色”的，植物盲的我，经常会去扫一扫，就知道是什么植物，什么习性的。当然，不管如何，看到绿绿的植物，我全身心都会有一种舒坦感。这是植物给我的一份情感依赖。
　　其实，人与世间万物都建立着联系，有松散有紧密的，人与植物就属于后一种吧。阴阳学里谓植物属阴，人与植物的关系是阴阳相对。如果植物有知，伴生人类那么久却被如此武断着，是否会有些落寞？但人与植物绝对是共生的，连呼吸也相对，我们呼出的，正是植物要吸入的，这是一种绝对的相依存的关系。只是人自以为是其中的主导，老是从实用的角度去盯着植物，比如种下一棵樟树，便想着它什么时候成材，可以做几个香香的木箱子。比如那些果树，结成啥样的能用来解渴充饥？那些花看上去无用，但很可爱啊，可爱而无用，就像那些文章里的锦绣，就像那些诗人吟诵的诗篇，也总会在某种场合被需要。
　　所以，每一朵花，一片叶，一棵树，在实际与不实际的眼里，都有了绝对存在的强大理由。也因此，有那么多人，喜欢与它们相对，与它们发生各种相遇。不仅仅在现实之中，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绘画摄影作品中，与各种各样的植物欢喜相逢。这样的植物无疑是讨喜的或被需要着的。比如植物里的诗性，让一朵花遇见人的欢喜，让一片叶遇见人的失意，让一棵树遇见人的茫然。让诗意的人能在意味里一次次穿过想象中的树林，带回期望的那份宁静，或者顿悟。
　　大多数时候，务实务虚还真非得有树在场不可。有桑梓的地方才是故乡，月影婆娑，一定得有树在其间晃悠着，人间风雅事，也必得有植物掺和：梅兰竹菊用来比喻高洁的君子形象，莲的清爽，松有挺拔，都是人在万物中寻到的榜样。我父亲生于大山之中，以前返乡必要上山去寻几株兰花，带回来养于阳台或廊间，也算是老百姓趣雅一例。
　　所以植物也風雅。风雅之物自然可以入诗，古往今来，诗与植物一直在互相酬唱，半部《诗经》里都有植物出没，可以这样说，以植物入诗或为载体，是一种传统。而我于某天突然想着写一本以植物入所有诗名的诗集，我要向植物借力。如果一首成熟的短诗中得有媒介或意象，我很乐意地选择了感觉亲密的植物。它们就像真实存在于我生活之中，这些存在于我房前屋后道旁的树，也存在于我的内心世界里，通过它们，我进入我的诗性生活，并触摸到那些稍纵即逝或虚拟状态的情绪。仿若开在我心头的花，通过这些共生的兄弟曲折的枝条，美妙的花朵，真实的颜色，显出独特的意味来。所以，当我写下这些以植物命名的诗，它们是我的意象，道具，借喻，它们被我强制性地灌注了我的情绪和意志，在我的诗里面目全非。就像麦子，被收获、磨粉、揉拉、入水、煮成一碗带着自我烹煮印记的食物，放在桌上，看上去有些孤单，谁来尝尝，并且友好地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