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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因，本名郑建荣，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若干。曾获湖北省文联优秀作品编辑奖、湖北文学奖优秀编辑奖、中国散文学会成立30周年编辑奖。散文《父亲》获得武汉市文艺基金奖、纪实文学《产妇日记》获得冶金部首届文学奖一等奖、小说《大学诗》获得楚天文艺奖二等奖。做过工人、护士，现供职于湖北省作家协会长江丛刊杂志社。
跑水
1969年7月20日凌晨2点，长江大堤在湖北省洪湖县境内的田家口段溃堤，我们所在的花家岭与倒口直线距离约15公里，那时的通讯条件十分简陋，我们得到消息已是早晨7点。
这之前，天天下雨，花家岭的渍水已经涨到了膝盖，各家各户的土灶已不能生火，就把脸盆或铁桶砸个口子，搁在桌上当灶。女人和孩子挤在床板上，看男人光着脚把游进家的蛇撵出去，拿木板挡住门。蛇给挡住了，青蛙们跳进屋，呱呱地叫着，比谁都快活。家家户户的棉袄、棉裤、棉絮等当家的财产都生了绿毛，捏得出水来。总场来人划条小船到各家门口看了看，最后决定把队里的牛们赶到十几里外的罗家台去喂养，各家各户把棉衣棉被打包，写上姓名，送到总场中学去，那里地势高。万一花家岭的渍水涨上了床板，老少几百口没地方吃没地方睡了，就转移到学校里先住下再说。
我们天天盼老天爷出太阳，太阳不出，又盼老天爷把这雨再下猛些，好快些淹了床板。可偏偏既不出太阳，雨也不肯发狠地下，床板十天八天淹不了。
想不到坐了十多天“水牢”的我们，终于在队长敲响的破锣声中，听到了总场指示，让我们整体往洪湖隔堤转移。
于是，各家各户清理可以带的东西，鸡飞狗跳地忙起来。
我们一家三代六口落在跑水队伍的最后边。
外婆太胖了，拄著一根树棍，拿着一把蒲扇，颤颤巍巍的，走两步就杵着棍子喘一喘。气喘得匀了一些，就数落我的母亲不听话。
母亲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外公外出当兵，母亲10岁的时候，外公回来了，却已是家外有家。外婆的委屈可想而知。母亲19岁结婚，20岁生下我哥哥，外婆这才感到生活的洋洋喜气。可好景不长，我出生的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随即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母亲背地里退了职，下了户口，带上我（把哥哥留给外婆）风餐露宿好几天才找到农场与父亲团聚。母亲在农场得到了一身的病：血吸虫肝硬化、肺结核、胆结石……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外婆便提前退休到农场，母亲顶替外婆进工厂。
父亲一头担着我昏迷不醒的小弟，一头担着所剩不多的几斤米、锅碗、凉席、蚊帐和几本书。父亲歇下担子劝外婆。父亲说，倒口不比分洪。分洪是挖开口子跑水，水跑得快;倒口是意外事故，会十万火急去堵，水就跑得慢。田家口离我们这里几十里，那水灌满方圆几十里的沟河湖汊，少说也得上十个小时，现在我们到洪湖隔堤去，二十几里路，打多些，六七个小时足够了。
外婆仍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我反正一个孤老，沟死沟埋，路死路埋，我走不动了，你们跑吧，我死在这里算了。
哥哥是昨天才从武汉到这里的。放暑假了，他天天泡在长江里，母亲担心他，就把他派到农场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盒清凉油和仁丹。此刻，他一只手抓着两只红冠子金色羽毛的大公鸡，一只手抓着我6岁大弟的小胳膊，催着外婆：你家快点走唦，我的“打鸡”都要饿死了！他每年来农场都要捉两只大公鸡带回武汉，以便和同学斗鸡，赢彩色的玻璃珠子给我们玩。我背着书包，抱着一个开水瓶，那是我们家当时最奢侈的生活用品了--在我们花家岭，用开水瓶的人家十分之一都没有。
父亲让我陪外婆歇一歇再走，让哥哥背着大弟快跑，跑到洪湖隔堤好占个地方。于是，哥哥把手里的大公鸡让大弟抓着，他蹲下身子把大弟背起来，刚一起身，他脖子上的汗珠就给两只大公鸡当作白米粒猛啄了几口。哥哥杀猪样地尖叫起来，大弟给墩在地上哇哇大哭。父亲抽出扁担砍那两只不知所“错”的大公鸡，边骂哥哥：苕畜生，命都顾不上了还顾这两只小畜生！大公鸡在水淋淋的绿草地上，蜻蜓点水地跳着飞着，金色的羽毛在太阳下斑斓得让人头晕。父亲追赶了几步就收住脚，脚下的草丛里青绿的蛇群一溜烟游过。父亲跳到烂泥路上，朝哥哥吼叫：苕畜生，还不快跑！
哥哥伸着淌血的脖子背着大弟跑远了，父亲担着担子大步朝前，走一段路，歇下担子，回过头来搀扶外婆。
这样走走停停，下午三点到了人声鼎沸的洪湖隔堤。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我的哥哥和大弟？外婆抱着死了样的小弟，往他嘴里塞仁丹，一边哭诉：要这个讨债的死伢做么事哟！两个活蹦乱跳的伢不见了！旁边的人见我的小弟烧得口鼻流血，给我们挪了一块地方，父亲用扁担、竹篙和床单、蚊帐搭了一块荫凉地，让外婆歇着，然后招呼我一起到堤下的红薯地里找红薯。
一连下了十多天的雨，红薯地烂透了，红薯藤一拽就起来，带着胡萝卜样大小的红薯根。拽红薯的时候见到了我的哥哥和大弟，他们两人都打着赤膊，长裤和汗衫脱下来扎了口，硬邦邦的装着红薯。父亲让我领着哥哥和大弟上堤给外婆看，好让外婆放心。然后大弟留在外婆身边，我和哥哥再去红薯地。
已经找不着多少红薯了，父亲带我们去包谷地里掰包谷。密不透风的包谷杆泡在半人深的水里，里面没有几个人。我们刚掰了几个，哥哥杀猪样地尖叫起来，两手乱甩着，跑出了包谷地--原来他掰着了一条蛇！我定睛一看，好多包谷杆上都缠着青绿的蛇！我同样杀猪样地尖叫着跑出了包谷地。
父亲颤抖着嗓子骂：苕畜生！不掰包谷明天饿死你们！水蛇怕么事？水蛇咬个包，走到家就消！任父亲骂破天，我和哥哥只站在包谷地外面哭。父亲没办法，只好说你们去找点柴火，找几块砖搭个灶。
哥哥带我到堤边的一个村子里，村子被洗劫了一样，看不到一个人，看不到一块砖，看不到一根柴。找了一会，终于找到一些砖头，还有一把斧头。哥哥让我先往堤上搬砖头，他拿斧头砍一些树桩等，它们晒干了都可以当柴烧。
日薄西山，我们一家煮红薯、包谷的时候，队长来了。队长说，好，你们一家老少都不缺，好！癞痢把猫子挂房梁上了，猫子是癞痢的第五个女儿，和我小弟前后几天出生。癞痢老缠着我外婆，要拿猫子换我小弟。外婆当然不干，她一辈子就一个女儿，用她的话说，吃够了没有儿子的苦，有儿子也不会到这个鬼地方来活受罪了。 父亲用清凉油涂抹身上被蚊虫、水蛇咬起的大包小包，然后定定地看着队长，等着队长往下说。
队长说弄了3条船，找几个人去花家岭把猫子救下，不知给老鼠咬死了没有，死了就算了，没死就弄来。然后再到总场学校去取我们存放在那里的东西，一家只准取一件，船小装不下太多。
父亲和几个青壮年上了停在洪湖隔堤外--东荆河上的小船，哥哥吵着要去，他说他在汉口每天都泡在长江里，一天游几个来回。万一长江倒口的水来势凶猛，小船抵挡不住，他水性好，可以救父亲的命。气得父亲恶骂：苕畜生，再胡说八道老子打断你的腿！哥哥只好委委屈屈地站在堤上，看着父亲他们驾着小船往太阳下沉的地方远远地不见了。
下半夜的时候，父亲他们回来了，剩下一口气的猫子连同装她的背篓一起交给了癞痢的老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堤内已是一片汪洋。昨天我和哥哥找砖头的那个村子，只剩下一片黑瓦在浊水里浮着，暂时还没有坍塌下去。外婆给睁开了眼的小弟喂水，擦清凉油，一边说，你这伢大难不死，日后必定大富大贵呀，外婆等着享你的福呀！没想到外婆后来真的享了小弟的福。小弟成年后，外婆一直跟小弟住在一起。数九严冬，外婆尿了床，小弟就把自己的热被窝让给外婆，自己在桌上一趴就是一夜。
哥哥迷迷糊糊地醒来，以为像往常一样，睡在长江大堤口的砖垛上，顺手把身下的凉席揭了起来，突然他疯了样地尖叫着直奔东荆河，一头扎进水里，好半天才露出头来。几个大人跳下河要把他拖起来，他死活不肯。他说他要游回武汉去，再也不在这大堤上睡了。原来他揭起凉席的时候，看见了被他压扁了的蛇，没压扁的还在蠢蠢蠕动。
于是，蜿蜒百里的洪湖隔堤，這一天就在各家各户揭席子的尖叫声中彻底地苏醒了。
这一天——1969年7月21日，远在武汉的母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长江大堤在洪湖境内的田家口溃堤的消息，并听播音员说几十万受灾群众已被妥善安置在沔阳县境内，母亲便买了当天去水洪口的船票，辗转到了沔阳县城，打听到我们所在农场的灾民被安置在西流河区，母亲又赶到西流河，又扑空……直到半个月后，我们和母亲才在沙湖区的小街上愕然相向……
渡口
内荆河有多少渡口我不知道，我们经常要过的渡口在罗家台。
罗家台的地势很高，1954年发大水，周围百里的农舍村庄都沤在了水里，罗家台却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在水里浮着。并因这大水发了一点小财——捞了一些大水捎来的大树小树，门板檩椽。大水退去，那些跑到邻县躲水的人们回来了，在政府的帮助下造房起屋重建家园的时候，罗家台也顺便推倒茅屋，沿河筑起一排两间或三间的青砖黑瓦房。
1969年的大水，罗家台仍自岿然不动，炊烟照常地和太阳一同升起;人们照常地坐在门口的竹床上，就着月亮，吸烟，喝茶，摆古论今，只不过那“摆”和“论”的内容中多了“水”字。4个月后，农场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露出了地基，可是我们家所在的花家岭仍是一片水域，上级便安置我们暂时借住于罗家台。
我们家，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寄住在罗家台小学左隔壁的燕珍家;小学的右隔壁便是摆渡的艄公陈爹爹的家。
陈爹爹是罗家台的上门女婿，老两口住在一座茅屋里。那座茅屋，把罗家台沿河而建的一排二间或三间的青砖黑瓦屋衬托成了高门大屋。而那些高门大屋则又把陈爹爹的小茅屋衬托得格外寒酸。
陈爹爹喜欢我，我并不知道。是燕珍告诉我的。燕珍正在准备嫁妆，床上要有八铺八盖，还要有和八铺八盖相匹配的八对鸳鸯戏荷的绣花枕，八双绣花鞋以及绣有喜鹊噪梅的门帘和绣有龙凤双飞的蚊帐帘子。日子固然穷困，排场不能不讲，就把脑筋动在布上。罗家台的人称乡里的土机子织的粗白布为大布，称商店里卖的城里大机器织的布为细洋布。买一床细洋布被里的钱可以买四床大布被里，于是，燕珍的床上堆有半人高的大布。大布是那种发灰的白，夹有一些黑的乌的粗糙的线头，但燕珍聪明。燕珍买了些煮红、煮绿、煮黄等各色染料，用她家里的大锅，一件一件、一色一色地煮那些大布。煮到一定的火候，把布拖出来，平摊到门口的树荫下，让它汲足了地气慢慢散热以后，再端到河边上供人洗衣和挑水的跳板上去漂洗。漂洗得越彻底，那赤橙黄绿青蓝紫便越鲜亮。
初冬的河水一天天往下退，跳板要一天天跟着往下挪。燕珍有些日子没下田出力了。按当地习俗，姑娘出嫁前要在家休养一个月，叫做蓄嫁，蓄得白白胖胖的好叫新女婿喜欢。蓄了一段时间的燕珍挪动那跳板时就有些力不从心;卷起裤管站到河里洗，又恐浸了身子，影响婚期。有心上渡船去漂洗那些红绿，又深知陈爹爹惜船如命。渡船已经老了，而同样已经老了的陈爹爹，每天都把渡船料理得一尘不染。你穿着再清爽再漂亮的衣服走亲戚，上了陈爹爹的渡船尽管放心大胆地坐稳了，不会让你带一根草带半点泥去。
罗家台的人都懂规矩不上渡船洗衣物或挑水。我不懂这规矩。我端了一盆衣服上船去洗，陈爹爹把船划到河心，河心的水最清亮。陈爹爹把船稳住，看我洗衣裳。
陈爹爹说：这么小就洗衣服，可怜啊！
可是我在陈爹爹的跟前却很要面子。我说，陈爹爹你才可怜哩！你一天摆到黑，你累不累呀？陈爹爹豁着那没有牙的黑洞洞的嘴巴，嘿嘿地笑了，笑出了眼泪。陈爹爹说，鬼丫头哟，我在罗家台摆了20年渡船，还没谁问我累不累哩！
因为这，燕珍说陈爹爹喜欢我，说我心善，心善的人有好报。要求我对她也心善一回。叫我同她一起做一出戏--我拿件衣服到渡船上去洗，她把那些红绿大布挑到河边，挽裤管要下水的时候，我就朝她喊，燕珍姐姐到船上来洗，我帮你洗。她就说那样怕把陈爹爹的船弄脏了？我就对陈爹爹说，燕珍把你的船弄脏了我帮你擦干净。然后就跳下船把她那些大布搬到船上去。
燕珍说这样一来，陈爹爹准会说，哎呀鬼丫头你么样洗得动这些大布哟--燕珍丫头你上来洗，莫叫这丫头掉到河里去了。
燕珍答应我，事情办成后，她就送给我两捆棉梗，够烧一个月的。 事情果然办成了，竟和燕珍设想的情节一丝不差。
燕珍出嫁的时候，我照母亲信上说的送了十块钱。十块钱在当时罗家台人眼里是一个大数目，那时候罗家台人捞一斤小鱼才卖三分钱。
燕珍的对象是本队的，两家相去百把步。也许是为了亮嫁妆，或者为了展览新嫁娘的手艺，呜哩哇啦吹起喇叭，把那些红红绿绿的八铺八盖等陪嫁一一搬上渡船。穿着水红缎袄葱绿缎裤，鞋上绣着双凤的燕珍，头上顶着大红的盖头走上船。陈爹爹在喜气洋洋的喇叭声里，神采奕奕地把这满船的喜庆划过河去。那队伍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游了一圈，又由陈爹爹把那满船的欢喜划过来。照规矩，陈爹爹得到了一去一来两个八毛钱。陈爹爹豁着那没牙的嘴，乐呵呵地问我：鬼丫头哦，陈爹爹几时能得到你的两个八毛钱呀？
我没让陈爹爹得到一分钱，反而得到过属于陈爹爹的好多个三分钱。那时候我的母亲写信来，说她要来罗家台，把我从总场一点一点挑回来的外婆和两个弟弟的口粮，和我一点一点晒干的鱼，挑回武汉过年。我天天坐在陈爹爹的船上往河那边望，望我母亲来。
天晴的日子，陈爹爹一大早就上了船，天黑尽了才下船回屋。一日三餐由他老伴罗爹爹送上船。罗家台的人对长者，不分男女一律叫爹爹。下雨的日子，陈爹爹就坐在门口，和罗爹爹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听见有人喊“过河——”，立即答应一声“就来，就来”，一边忙忙地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像一捆柴样地慢慢地挪下河滩。
那天下着大雨，我坐在门口往河那边看，真的看到母亲了，她打着一把黄颜色油布伞，系条蓝围巾，站在河对岸的堤上了。我狂喜着，一路“妈妈！妈妈！”呼唤着飞奔下河，跳上船，奋力摇动了双桨。鬼帮神助，从来没摇过船的我，竟将那船摆到了对岸。我身上的薄棉袄已湿透了，满嘴的牙齿冷得打颤，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不是因为冷，而是上船来的不是我日思夜想的母亲。那和我母亲的体态相差无多的妇人，把她手里的伞给我，说真不该哟，要这么小的伢驾船！她接过双桨，把船划过来。起坡的时候，她往我手里塞了三分钱。
有生以来第一次挣到了三分钱，满心的欢喜冲淡了没有接到母亲的哀伤。我攥紧那三枚硬币，怕给陈爹爹看到，就俯下身子，几乎贴着河滩跑回了我寄住的燕珍家。
我刚进门，陈爹爹夹着一抱劈柴来了。陈爹爹张开胳膊，让那些劈柴顺着腰腿滑落在地下，对燕珍的母亲说，快给这丫头生堆火，可怜哟，把这丫头冻死了--我鼻子一酸，伸开手，三个一分的硬币在我冻得红肿的手心里亮晶晶地，托到陈爹爹的面前。陳爹爹眼泪花花地说，鬼丫头哦，我一把老骨头了，有吃的饿不死，有穿的冻不死，要钱做么事？你留着，能买一支铅笔哩。
来年开春的时候，我父亲回来了，在咸宁大山里蓄养了一冬的牛们也回来了。春耕生产开始了。学校也开学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爹爹，已经是十年后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到30里外的总场去挑粮食。那时候我已经是卫生学校的学生，而我父亲也要回武汉了。陈爹爹一见到我就向我道喜，说鬼丫头哦，你算熬过来了，你一家都熬过来了，以后就不会坐我这条老船了……我听得出陈爹爹的嗓子有些发涩，就说陈爹爹你家莫这样说，我不会上了岸就忘记摆渡的人，会来看你的。陈爹爹于是便高兴地拿起桨，说过日子就是过渡，摆渡的总是希望早些把人送上岸，并不望人记得，只望各人把日子过好。说着便开了船。我想替陈爹爹摇桨，陈爹爹不让。陈爹爹说，丫头坐稳了，开船啰！我想我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再白坐陈爹爹的船了，便从身上掏出一毛钱，硬塞他怕他不要，就悄悄地把它放在了船肚里。陈爹爹正好回过头来想跟我说话，看见了那张钱，立刻黑了脸扭回头去，把船划得飞快，直到对岸也没理我。我为我的愚蠢和浅薄而羞愧得抬不起头，到了岸却不敢下船，忽然刮来一阵风，把那张纸币吹到河里去了。陈爹爹这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忽然笑起来说，你看，老天爷都说你做得不该哩！好了，我们的情分断不了了，挑起担子上路吧！
跑水
1969年7月20日凌晨2点，长江大堤在湖北省洪湖县境内的田家口段溃堤，我们所在的花家岭与倒口直线距离约15公里，那时的通讯条件十分简陋，我们得到消息已是早晨7点。
这之前，天天下雨，花家岭的渍水已经涨到了膝盖，各家各户的土灶已不能生火，就把脸盆或铁桶砸个口子，搁在桌上当灶。女人和孩子挤在床板上，看男人光着脚把游进家的蛇撵出去，拿木板挡住门。蛇给挡住了，青蛙们跳进屋，呱呱地叫着，比谁都快活。家家户户的棉袄、棉裤、棉絮等当家的财产都生了绿毛，捏得出水来。总场来人划条小船到各家门口看了看，最后决定把队里的牛们赶到十几里外的罗家台去喂养，各家各户把棉衣棉被打包，写上姓名，送到总场中学去，那里地势高。万一花家岭的渍水涨上了床板，老少几百口没地方吃没地方睡了，就转移到学校里先住下再说。
我们天天盼老天爷出太阳，太阳不出，又盼老天爷把这雨再下猛些，好快些淹了床板。可偏偏既不出太阳，雨也不肯发狠地下，床板十天八天淹不了。
想不到坐了十多天“水牢”的我们，终于在队长敲响的破锣声中，听到了总场指示，让我们整体往洪湖隔堤转移。
于是，各家各户清理可以带的东西，鸡飞狗跳地忙起来。
我们一家三代六口落在跑水队伍的最后边。
外婆太胖了，拄著一根树棍，拿着一把蒲扇，颤颤巍巍的，走两步就杵着棍子喘一喘。气喘得匀了一些，就数落我的母亲不听话。
母亲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外公外出当兵，母亲10岁的时候，外公回来了，却已是家外有家。外婆的委屈可想而知。母亲19岁结婚，20岁生下我哥哥，外婆这才感到生活的洋洋喜气。可好景不长，我出生的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随即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母亲背地里退了职，下了户口，带上我（把哥哥留给外婆）风餐露宿好几天才找到农场与父亲团聚。母亲在农场得到了一身的病：血吸虫肝硬化、肺结核、胆结石……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外婆便提前退休到农场，母亲顶替外婆进工厂。
父亲一头担着我昏迷不醒的小弟，一头担着所剩不多的几斤米、锅碗、凉席、蚊帐和几本书。父亲歇下担子劝外婆。父亲说，倒口不比分洪。分洪是挖开口子跑水，水跑得快;倒口是意外事故，会十万火急去堵，水就跑得慢。田家口离我们这里几十里，那水灌满方圆几十里的沟河湖汊，少说也得上十个小时，现在我们到洪湖隔堤去，二十几里路，打多些，六七个小时足够了。
外婆仍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我反正一个孤老，沟死沟埋，路死路埋，我走不动了，你们跑吧，我死在这里算了。
哥哥是昨天才从武汉到这里的。放暑假了，他天天泡在长江里，母亲担心他，就把他派到农场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盒清凉油和仁丹。此刻，他一只手抓着两只红冠子金色羽毛的大公鸡，一只手抓着我6岁大弟的小胳膊，催着外婆：你家快点走唦，我的“打鸡”都要饿死了！他每年来农场都要捉两只大公鸡带回武汉，以便和同学斗鸡，赢彩色的玻璃珠子给我们玩。我背着书包，抱着一个开水瓶，那是我们家当时最奢侈的生活用品了--在我们花家岭，用开水瓶的人家十分之一都没有。
父亲让我陪外婆歇一歇再走，让哥哥背着大弟快跑，跑到洪湖隔堤好占个地方。于是，哥哥把手里的大公鸡让大弟抓着，他蹲下身子把大弟背起来，刚一起身，他脖子上的汗珠就给两只大公鸡当作白米粒猛啄了几口。哥哥杀猪样地尖叫起来，大弟给墩在地上哇哇大哭。父亲抽出扁担砍那两只不知所“错”的大公鸡，边骂哥哥：苕畜生，命都顾不上了还顾这两只小畜生！大公鸡在水淋淋的绿草地上，蜻蜓点水地跳着飞着，金色的羽毛在太阳下斑斓得让人头晕。父亲追赶了几步就收住脚，脚下的草丛里青绿的蛇群一溜烟游过。父亲跳到烂泥路上，朝哥哥吼叫：苕畜生，还不快跑！
哥哥伸着淌血的脖子背着大弟跑远了，父亲担着担子大步朝前，走一段路，歇下担子，回过头来搀扶外婆。
这样走走停停，下午三点到了人声鼎沸的洪湖隔堤。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我的哥哥和大弟？外婆抱着死了样的小弟，往他嘴里塞仁丹，一边哭诉：要这个讨债的死伢做么事哟！两个活蹦乱跳的伢不见了！旁边的人见我的小弟烧得口鼻流血，给我们挪了一块地方，父亲用扁担、竹篙和床单、蚊帐搭了一块荫凉地，让外婆歇着，然后招呼我一起到堤下的红薯地里找红薯。
一连下了十多天的雨，红薯地烂透了，红薯藤一拽就起来，带着胡萝卜样大小的红薯根。拽红薯的时候见到了我的哥哥和大弟，他们两人都打着赤膊，长裤和汗衫脱下来扎了口，硬邦邦的装着红薯。父亲让我领着哥哥和大弟上堤给外婆看，好让外婆放心。然后大弟留在外婆身边，我和哥哥再去红薯地。
已经找不着多少红薯了，父亲带我们去包谷地里掰包谷。密不透风的包谷杆泡在半人深的水里，里面没有几个人。我们刚掰了几个，哥哥杀猪样地尖叫起来，两手乱甩着，跑出了包谷地--原来他掰着了一条蛇！我定睛一看，好多包谷杆上都缠着青绿的蛇！我同样杀猪样地尖叫着跑出了包谷地。
父亲颤抖着嗓子骂：苕畜生！不掰包谷明天饿死你们！水蛇怕么事？水蛇咬个包，走到家就消！任父亲骂破天，我和哥哥只站在包谷地外面哭。父亲没办法，只好说你们去找点柴火，找几块砖搭个灶。
哥哥带我到堤边的一个村子里，村子被洗劫了一样，看不到一个人，看不到一块砖，看不到一根柴。找了一会，终于找到一些砖头，还有一把斧头。哥哥让我先往堤上搬砖头，他拿斧头砍一些树桩等，它们晒干了都可以当柴烧。
日薄西山，我们一家煮红薯、包谷的时候，队长来了。队长说，好，你们一家老少都不缺，好！癞痢把猫子挂房梁上了，猫子是癞痢的第五个女儿，和我小弟前后几天出生。癞痢老缠着我外婆，要拿猫子换我小弟。外婆当然不干，她一辈子就一个女儿，用她的话说，吃够了没有儿子的苦，有儿子也不会到这个鬼地方来活受罪了。 父亲用清凉油涂抹身上被蚊虫、水蛇咬起的大包小包，然后定定地看着队长，等着队长往下说。
队长说弄了3条船，找几个人去花家岭把猫子救下，不知给老鼠咬死了没有，死了就算了，没死就弄来。然后再到总场学校去取我们存放在那里的东西，一家只准取一件，船小装不下太多。
父亲和几个青壮年上了停在洪湖隔堤外--东荆河上的小船，哥哥吵着要去，他说他在汉口每天都泡在长江里，一天游几个来回。万一长江倒口的水来势凶猛，小船抵挡不住，他水性好，可以救父亲的命。气得父亲恶骂：苕畜生，再胡说八道老子打断你的腿！哥哥只好委委屈屈地站在堤上，看着父亲他们驾着小船往太阳下沉的地方远远地不见了。
下半夜的时候，父亲他们回来了，剩下一口气的猫子连同装她的背篓一起交给了癞痢的老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堤内已是一片汪洋。昨天我和哥哥找砖头的那个村子，只剩下一片黑瓦在浊水里浮着，暂时还没有坍塌下去。外婆给睁开了眼的小弟喂水，擦清凉油，一边说，你这伢大难不死，日后必定大富大贵呀，外婆等着享你的福呀！没想到外婆后来真的享了小弟的福。小弟成年后，外婆一直跟小弟住在一起。数九严冬，外婆尿了床，小弟就把自己的热被窝让给外婆，自己在桌上一趴就是一夜。
哥哥迷迷糊糊地醒来，以为像往常一样，睡在长江大堤口的砖垛上，顺手把身下的凉席揭了起来，突然他疯了样地尖叫着直奔东荆河，一头扎进水里，好半天才露出头来。几个大人跳下河要把他拖起来，他死活不肯。他说他要游回武汉去，再也不在这大堤上睡了。原来他揭起凉席的时候，看见了被他压扁了的蛇，没压扁的还在蠢蠢蠕动。
于是，蜿蜒百里的洪湖隔堤，這一天就在各家各户揭席子的尖叫声中彻底地苏醒了。
这一天——1969年7月21日，远在武汉的母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长江大堤在洪湖境内的田家口溃堤的消息，并听播音员说几十万受灾群众已被妥善安置在沔阳县境内，母亲便买了当天去水洪口的船票，辗转到了沔阳县城，打听到我们所在农场的灾民被安置在西流河区，母亲又赶到西流河，又扑空……直到半个月后，我们和母亲才在沙湖区的小街上愕然相向……
渡口
内荆河有多少渡口我不知道，我们经常要过的渡口在罗家台。
罗家台的地势很高，1954年发大水，周围百里的农舍村庄都沤在了水里，罗家台却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在水里浮着。并因这大水发了一点小财——捞了一些大水捎来的大树小树，门板檩椽。大水退去，那些跑到邻县躲水的人们回来了，在政府的帮助下造房起屋重建家园的时候，罗家台也顺便推倒茅屋，沿河筑起一排两间或三间的青砖黑瓦房。
1969年的大水，罗家台仍自岿然不动，炊烟照常地和太阳一同升起;人们照常地坐在门口的竹床上，就着月亮，吸烟，喝茶，摆古论今，只不过那“摆”和“论”的内容中多了“水”字。4个月后，农场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露出了地基，可是我们家所在的花家岭仍是一片水域，上级便安置我们暂时借住于罗家台。
我们家，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寄住在罗家台小学左隔壁的燕珍家;小学的右隔壁便是摆渡的艄公陈爹爹的家。
陈爹爹是罗家台的上门女婿，老两口住在一座茅屋里。那座茅屋，把罗家台沿河而建的一排二间或三间的青砖黑瓦屋衬托成了高门大屋。而那些高门大屋则又把陈爹爹的小茅屋衬托得格外寒酸。
陈爹爹喜欢我，我并不知道。是燕珍告诉我的。燕珍正在准备嫁妆，床上要有八铺八盖，还要有和八铺八盖相匹配的八对鸳鸯戏荷的绣花枕，八双绣花鞋以及绣有喜鹊噪梅的门帘和绣有龙凤双飞的蚊帐帘子。日子固然穷困，排场不能不讲，就把脑筋动在布上。罗家台的人称乡里的土机子织的粗白布为大布，称商店里卖的城里大机器织的布为细洋布。买一床细洋布被里的钱可以买四床大布被里，于是，燕珍的床上堆有半人高的大布。大布是那种发灰的白，夹有一些黑的乌的粗糙的线头，但燕珍聪明。燕珍买了些煮红、煮绿、煮黄等各色染料，用她家里的大锅，一件一件、一色一色地煮那些大布。煮到一定的火候，把布拖出来，平摊到门口的树荫下，让它汲足了地气慢慢散热以后，再端到河边上供人洗衣和挑水的跳板上去漂洗。漂洗得越彻底，那赤橙黄绿青蓝紫便越鲜亮。
初冬的河水一天天往下退，跳板要一天天跟着往下挪。燕珍有些日子没下田出力了。按当地习俗，姑娘出嫁前要在家休养一个月，叫做蓄嫁，蓄得白白胖胖的好叫新女婿喜欢。蓄了一段时间的燕珍挪动那跳板时就有些力不从心;卷起裤管站到河里洗，又恐浸了身子，影响婚期。有心上渡船去漂洗那些红绿，又深知陈爹爹惜船如命。渡船已经老了，而同样已经老了的陈爹爹，每天都把渡船料理得一尘不染。你穿着再清爽再漂亮的衣服走亲戚，上了陈爹爹的渡船尽管放心大胆地坐稳了，不会让你带一根草带半点泥去。
罗家台的人都懂规矩不上渡船洗衣物或挑水。我不懂这规矩。我端了一盆衣服上船去洗，陈爹爹把船划到河心，河心的水最清亮。陈爹爹把船稳住，看我洗衣裳。
陈爹爹说：这么小就洗衣服，可怜啊！
可是我在陈爹爹的跟前却很要面子。我说，陈爹爹你才可怜哩！你一天摆到黑，你累不累呀？陈爹爹豁着那没有牙的黑洞洞的嘴巴，嘿嘿地笑了，笑出了眼泪。陈爹爹说，鬼丫头哟，我在罗家台摆了20年渡船，还没谁问我累不累哩！
因为这，燕珍说陈爹爹喜欢我，说我心善，心善的人有好报。要求我对她也心善一回。叫我同她一起做一出戏--我拿件衣服到渡船上去洗，她把那些红绿大布挑到河边，挽裤管要下水的时候，我就朝她喊，燕珍姐姐到船上来洗，我帮你洗。她就说那样怕把陈爹爹的船弄脏了？我就对陈爹爹说，燕珍把你的船弄脏了我帮你擦干净。然后就跳下船把她那些大布搬到船上去。
燕珍说这样一来，陈爹爹准会说，哎呀鬼丫头你么样洗得动这些大布哟--燕珍丫头你上来洗，莫叫这丫头掉到河里去了。
燕珍答应我，事情办成后，她就送给我两捆棉梗，够烧一个月的。 事情果然办成了，竟和燕珍设想的情节一丝不差。
燕珍出嫁的时候，我照母亲信上说的送了十块钱。十块钱在当时罗家台人眼里是一个大数目，那时候罗家台人捞一斤小鱼才卖三分钱。
燕珍的对象是本队的，两家相去百把步。也许是为了亮嫁妆，或者为了展览新嫁娘的手艺，呜哩哇啦吹起喇叭，把那些红红绿绿的八铺八盖等陪嫁一一搬上渡船。穿着水红缎袄葱绿缎裤，鞋上绣着双凤的燕珍，头上顶着大红的盖头走上船。陈爹爹在喜气洋洋的喇叭声里，神采奕奕地把这满船的喜庆划过河去。那队伍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游了一圈，又由陈爹爹把那满船的欢喜划过来。照规矩，陈爹爹得到了一去一来两个八毛钱。陈爹爹豁着那没牙的嘴，乐呵呵地问我：鬼丫头哦，陈爹爹几时能得到你的两个八毛钱呀？
我没让陈爹爹得到一分钱，反而得到过属于陈爹爹的好多个三分钱。那时候我的母亲写信来，说她要来罗家台，把我从总场一点一点挑回来的外婆和两个弟弟的口粮，和我一点一点晒干的鱼，挑回武汉过年。我天天坐在陈爹爹的船上往河那边望，望我母亲来。
天晴的日子，陈爹爹一大早就上了船，天黑尽了才下船回屋。一日三餐由他老伴罗爹爹送上船。罗家台的人对长者，不分男女一律叫爹爹。下雨的日子，陈爹爹就坐在门口，和罗爹爹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听见有人喊“过河——”，立即答应一声“就来，就来”，一边忙忙地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像一捆柴样地慢慢地挪下河滩。
那天下着大雨，我坐在门口往河那边看，真的看到母亲了，她打着一把黄颜色油布伞，系条蓝围巾，站在河对岸的堤上了。我狂喜着，一路“妈妈！妈妈！”呼唤着飞奔下河，跳上船，奋力摇动了双桨。鬼帮神助，从来没摇过船的我，竟将那船摆到了对岸。我身上的薄棉袄已湿透了，满嘴的牙齿冷得打颤，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不是因为冷，而是上船来的不是我日思夜想的母亲。那和我母亲的体态相差无多的妇人，把她手里的伞给我，说真不该哟，要这么小的伢驾船！她接过双桨，把船划过来。起坡的时候，她往我手里塞了三分钱。
有生以来第一次挣到了三分钱，满心的欢喜冲淡了没有接到母亲的哀伤。我攥紧那三枚硬币，怕给陈爹爹看到，就俯下身子，几乎贴着河滩跑回了我寄住的燕珍家。
我刚进门，陈爹爹夹着一抱劈柴来了。陈爹爹张开胳膊，让那些劈柴顺着腰腿滑落在地下，对燕珍的母亲说，快给这丫头生堆火，可怜哟，把这丫头冻死了--我鼻子一酸，伸开手，三个一分的硬币在我冻得红肿的手心里亮晶晶地，托到陈爹爹的面前。陳爹爹眼泪花花地说，鬼丫头哦，我一把老骨头了，有吃的饿不死，有穿的冻不死，要钱做么事？你留着，能买一支铅笔哩。
来年开春的时候，我父亲回来了，在咸宁大山里蓄养了一冬的牛们也回来了。春耕生产开始了。学校也开学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爹爹，已经是十年后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到30里外的总场去挑粮食。那时候我已经是卫生学校的学生，而我父亲也要回武汉了。陈爹爹一见到我就向我道喜，说鬼丫头哦，你算熬过来了，你一家都熬过来了，以后就不会坐我这条老船了……我听得出陈爹爹的嗓子有些发涩，就说陈爹爹你家莫这样说，我不会上了岸就忘记摆渡的人，会来看你的。陈爹爹于是便高兴地拿起桨，说过日子就是过渡，摆渡的总是希望早些把人送上岸，并不望人记得，只望各人把日子过好。说着便开了船。我想替陈爹爹摇桨，陈爹爹不让。陈爹爹说，丫头坐稳了，开船啰！我想我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再白坐陈爹爹的船了，便从身上掏出一毛钱，硬塞他怕他不要，就悄悄地把它放在了船肚里。陈爹爹正好回过头来想跟我说话，看见了那张钱，立刻黑了脸扭回头去，把船划得飞快，直到对岸也没理我。我为我的愚蠢和浅薄而羞愧得抬不起头，到了岸却不敢下船，忽然刮来一阵风，把那张纸币吹到河里去了。陈爹爹这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忽然笑起来说，你看，老天爷都说你做得不该哩！好了，我们的情分断不了了，挑起担子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