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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指出：“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这一识见颇具生命教育之意蕴，成为后世文学批评方面的常用术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谈论作文之道时，苏辙认为“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并且谈到了修养历练、积极实践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教育的真谛：重视生命本身的精神成长，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本身即是一种教育。
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以生命为本的活动，离开人的生命，教育就无从谈起，极富人文意蕴的语文教育尤其如此。写作学习绝对不仅仅是学习文法技巧，决定文章厚重感的是诗意而浓郁的人文情怀。苏辙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慕先贤，体验生命价值
善于学习圣人，获得崇高的人生操守。孔子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表明儒家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言统一、砥砺人生的传统。尤其文人，更是以静修文德为人生追求。苏辙秉承孟子的“浩然正气说”，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尘得失而不惧， 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乎天地。’”将孟子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的内容具体化为对富贵、贫贱、夷敌、困难、死生、得失的正确态度，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努力学习勇者，获得坚强的奋斗精神。黄宗羲在《谢翱年谱游录注序》中提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先贤们穷且益坚的抗争精神是形成美文的生命底色。苏辙曾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说苏轼“少报有为之志”，并对其人格进行赞美，说明其兄长坚韧乐观的精神感染了苏辙，无论人生如何跌宕起伏，为人志气不可缺少。
虚心学习智者，获得恢弘的人生智慧。苏辙最推崇的无疑是孔孟之书，也能在品读中有自己独到的人生感悟。在《缸砚赋》中，他借谈从黄泥而成为缸、到碎而为砚的现象，表达了他全真守正的人生思考，批评了世人汲汲于事物的变幻之中而不能自拔，指出“守性”乃是事物处于平静状态下最为本然的特质。养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使人向善而臻于理想人格的问题。苏辙在不自觉地努力涵养自己高贵的生命特质和文化人格。
二、遍览山川，迸发生命激情
体验首先是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然后才是内心的形成物。体验是生命在活动过程中的内在感受、主观体验和深刻情感，生命通过体验感知自我、认知他人、解读生活；生命更是通过体验获得意义、升华情感、净化灵魂。历史上的名人义士都十分重视游览名川大山，耳闻目见，生动深刻地体验人生百态，而后诉诸文字。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山川历目前， 而英灵助文字”（《碧溪诗话》）。自然伟大而永恒，钟灵毓秀、雄奇伟岸，总能给人以无限遐想，使人们敬畏而慨叹，从而变化气质，生发豪情。庄子主张“乘物以游心”，继而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白居易在《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中说：“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正如苏轼称赞苏辙所言：“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辙生活的巴山蜀水，自古就是景色奇秀之地：“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旖旎的山水、变幻的风土人情给苏辙以无限的生命激情，长期徜徉其间，或居或游，耳濡目染，涤荡心灵，久而久之，便会化为一种秀杰之气，孕育华章。
另外，游历过程中的目见耳闻即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经历中体会“万物洞察皆文章”，作为对读书养气的补充。司马迁早年遍游名山大川， 积累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方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苏轼在《江行唱和集序》中也说：“山川之秀美， 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遗迹，与凡耳目之所以接者， 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辙更是大力倡导走进山水的“养气”之法，指出广泛游览可促进养气：“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时，“慨然想见古之豪杰”（《上枢密韩太尉书》）。反对一味死读书本，并且批评那种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颓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是“腐儒”（《上两制诸公书》）。
苏辙在文章中多次提及登临游览的经历。他登上黄州快哉亭时，触景生情，于是感叹道：“士生于世， 使其中不自得， 将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表示了不随世俗流传、不戚戚于个人遭逢不幸的决心。他在游览过宜宾夷中乱山、目睹乱山之中生民的生活后，从内心迸发出“遥想彼居人，状类麋鹿窜。何时遂平定，戍卒从此返”（《过宜宾见夷中乱山》）的感叹。
三、对话名士，获得生命感悟
米靖指出：“对话即意义在个体之间或通过个体而流动，这种流动导致某些新的意义产生，从而在团体中形成某种‘共享的意义’，作为保持社会或群体团结一致的粘合剂。”世界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提出“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稷下之谈、书院教学均与现代的对话教育思想有神和之处。与同时代的名士交往，成为古代文人尊崇的时尚。
苏辙出身于诗书之家，当然重视对孔孟之书的学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看到“百氏之书”“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气”（《上枢密韩太尉书》，下同），主张积极交游当时各类名人贤士，借以“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壮”。苏子由曾经激动地描述他拜谒欧阳修时的场景：“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可见其难以抑制遇到志同道合者的喜悦之情，并且格外珍惜对话交流的机会。他在《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中自谦地说，“臣自知才气学术皆不如兄”。在与其兄长交流的过程中，他总能获得裨益、取长补短。他曾说：“今大天下之士，辙已略观之矣， 可谓见多识广。”他深深体会到， 一个人，于此有不足， 则于彼有所长；于此有所蔽，则于彼有所见， 其势然矣。他同苏轼一样，兼济儒释道各家思想。因此， 他在荣升之时，决不会“春风得意马蹄疾”；失意落魄之时，也能始终保持乐观、不改素志。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广泛接触各类人物， 确实能对开阔眼界、养气起到促进作用。在行文时总是把持有度、敦厚持重，这与其广交名士、深入对话、感悟生命真谛不无关系。
总之，苏辙在重视文学写作时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功夫在诗外”的道理。他的养气说重视学养与阅历，这也正是言语活动不可或缺的两大元素。正所谓“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养气”本质上是个人禀赋、情感情结、经验阅历的潜移默化，虽然漫长缓慢，然有智慧之光烛照其中，亦有生命之火燃于其间。
参考资料：
1.叶澜《“新基础教育”语丝 》，《基础教育月刊》2004年第5期。
2.程红艳《教育的起点是人的生命》，《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2期。
3.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4.米靖《论基于对话理念的教学关系》，《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3期。
5.〔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谈论作文之道时，苏辙认为“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并且谈到了修养历练、积极实践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教育的真谛：重视生命本身的精神成长，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本身即是一种教育。
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以生命为本的活动，离开人的生命，教育就无从谈起，极富人文意蕴的语文教育尤其如此。写作学习绝对不仅仅是学习文法技巧，决定文章厚重感的是诗意而浓郁的人文情怀。苏辙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慕先贤，体验生命价值
善于学习圣人，获得崇高的人生操守。孔子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表明儒家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言统一、砥砺人生的传统。尤其文人，更是以静修文德为人生追求。苏辙秉承孟子的“浩然正气说”，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尘得失而不惧， 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乎天地。’”将孟子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的内容具体化为对富贵、贫贱、夷敌、困难、死生、得失的正确态度，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努力学习勇者，获得坚强的奋斗精神。黄宗羲在《谢翱年谱游录注序》中提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先贤们穷且益坚的抗争精神是形成美文的生命底色。苏辙曾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说苏轼“少报有为之志”，并对其人格进行赞美，说明其兄长坚韧乐观的精神感染了苏辙，无论人生如何跌宕起伏，为人志气不可缺少。
虚心学习智者，获得恢弘的人生智慧。苏辙最推崇的无疑是孔孟之书，也能在品读中有自己独到的人生感悟。在《缸砚赋》中，他借谈从黄泥而成为缸、到碎而为砚的现象，表达了他全真守正的人生思考，批评了世人汲汲于事物的变幻之中而不能自拔，指出“守性”乃是事物处于平静状态下最为本然的特质。养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使人向善而臻于理想人格的问题。苏辙在不自觉地努力涵养自己高贵的生命特质和文化人格。
二、遍览山川，迸发生命激情
体验首先是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然后才是内心的形成物。体验是生命在活动过程中的内在感受、主观体验和深刻情感，生命通过体验感知自我、认知他人、解读生活；生命更是通过体验获得意义、升华情感、净化灵魂。历史上的名人义士都十分重视游览名川大山，耳闻目见，生动深刻地体验人生百态，而后诉诸文字。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山川历目前， 而英灵助文字”（《碧溪诗话》）。自然伟大而永恒，钟灵毓秀、雄奇伟岸，总能给人以无限遐想，使人们敬畏而慨叹，从而变化气质，生发豪情。庄子主张“乘物以游心”，继而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白居易在《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中说：“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正如苏轼称赞苏辙所言：“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辙生活的巴山蜀水，自古就是景色奇秀之地：“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旖旎的山水、变幻的风土人情给苏辙以无限的生命激情，长期徜徉其间，或居或游，耳濡目染，涤荡心灵，久而久之，便会化为一种秀杰之气，孕育华章。
另外，游历过程中的目见耳闻即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经历中体会“万物洞察皆文章”，作为对读书养气的补充。司马迁早年遍游名山大川， 积累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方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苏轼在《江行唱和集序》中也说：“山川之秀美， 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遗迹，与凡耳目之所以接者， 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辙更是大力倡导走进山水的“养气”之法，指出广泛游览可促进养气：“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时，“慨然想见古之豪杰”（《上枢密韩太尉书》）。反对一味死读书本，并且批评那种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颓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是“腐儒”（《上两制诸公书》）。
苏辙在文章中多次提及登临游览的经历。他登上黄州快哉亭时，触景生情，于是感叹道：“士生于世， 使其中不自得， 将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表示了不随世俗流传、不戚戚于个人遭逢不幸的决心。他在游览过宜宾夷中乱山、目睹乱山之中生民的生活后，从内心迸发出“遥想彼居人，状类麋鹿窜。何时遂平定，戍卒从此返”（《过宜宾见夷中乱山》）的感叹。
三、对话名士，获得生命感悟
米靖指出：“对话即意义在个体之间或通过个体而流动，这种流动导致某些新的意义产生，从而在团体中形成某种‘共享的意义’，作为保持社会或群体团结一致的粘合剂。”世界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提出“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稷下之谈、书院教学均与现代的对话教育思想有神和之处。与同时代的名士交往，成为古代文人尊崇的时尚。
苏辙出身于诗书之家，当然重视对孔孟之书的学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看到“百氏之书”“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气”（《上枢密韩太尉书》，下同），主张积极交游当时各类名人贤士，借以“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壮”。苏子由曾经激动地描述他拜谒欧阳修时的场景：“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可见其难以抑制遇到志同道合者的喜悦之情，并且格外珍惜对话交流的机会。他在《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中自谦地说，“臣自知才气学术皆不如兄”。在与其兄长交流的过程中，他总能获得裨益、取长补短。他曾说：“今大天下之士，辙已略观之矣， 可谓见多识广。”他深深体会到， 一个人，于此有不足， 则于彼有所长；于此有所蔽，则于彼有所见， 其势然矣。他同苏轼一样，兼济儒释道各家思想。因此， 他在荣升之时，决不会“春风得意马蹄疾”；失意落魄之时，也能始终保持乐观、不改素志。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广泛接触各类人物， 确实能对开阔眼界、养气起到促进作用。在行文时总是把持有度、敦厚持重，这与其广交名士、深入对话、感悟生命真谛不无关系。
总之，苏辙在重视文学写作时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功夫在诗外”的道理。他的养气说重视学养与阅历，这也正是言语活动不可或缺的两大元素。正所谓“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养气”本质上是个人禀赋、情感情结、经验阅历的潜移默化，虽然漫长缓慢，然有智慧之光烛照其中，亦有生命之火燃于其间。
参考资料：
1.叶澜《“新基础教育”语丝 》，《基础教育月刊》2004年第5期。
2.程红艳《教育的起点是人的生命》，《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2期。
3.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4.米靖《论基于对话理念的教学关系》，《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3期。
5.〔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