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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如果您现在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市，会在市中心看到什么？雨水、大雾，还有市中心因抗议在学校附近修“流浪汉庇护所”和市政府对峙的社区居民和学生家长们。
正文：
原来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在未充分征集民意的前提下，日前推出在温哥华市西59夹Heather、3所中小学附近修建两座计78单元无家可归者居住所的决定，引发了广泛争议，连日来许多家长纷纷举着写有“流浪汉庇护所：好主意坏地点”的牌子，去温哥华市府门前举牌抗议。
然而市政府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们不但坚持且实际上已经开工，而且还向法庭申请了禁制令，要求后者裁定所有室内针对“流浪汉庇护所”的示威为非法活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加拿大许多城市，左翼自由主义思潮是主流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流浪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人们不但要尊重，而且应给予各种政策方便和照顾。对无家可归者要接纳包容，不能排斥歧视，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让他们的庇护所和普通社区混杂在一起，彼此犬牙交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奥运村建在地价不菲的福溪地区，其中一部分在奥运后被改建为高档公寓，另一部分却被用作流浪汉庇护所，便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在当时引来不少叫好声。
正因如此，此次温哥华抗议的家长虽然各族裔都有，但最多的却是华裔。
大多数华裔虽然尊重其他成年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但出于民族传统和自身道德标尺，对好逸恶劳和“吃伸手饭”不会有好印象（这从大温街头无家可归者中很少看见华裔身影就可见一斑）；他們会对即将到来寒冬中露宿者的命运充满同情，但会更多想到福利制度的完善，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不是让他们永远“享有流浪露宿的自由”；他们会更尊重自食其力、在他人帮助下努力改变命运的暂时落后者，而不是那些自甘沉沦、不思进取，寄食半生的“职业流浪汉”，更不是那些害人害己、流毒社区的流浪瘾君子……然而这种思想在左翼自由主义者心目中是“政治不正确”，加上总有人怀疑华裔是“怕庇护所影响自己房价”，因此在市民中绝对支持率并不高。市长和市府也正是看到这一点（还有华裔天生投票率低），才会强硬对待，而家长们煞费苦心地举起“好主意坏地点”的标语，据说也是听从“高人指点”，希望借此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
流浪者救助机制是否“奖懒罚勤”？
由此便要谈及加拿大的流浪者救助机制了。
加拿大是著名的福利国家和老牌工业化发达国家，加上地广人稀，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认为，这个国家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并不严重。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加拿大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很多，民间反贫穷组织曾给出75万的数字，一般认为这失之夸张，一般媒体估计，人数自10万至25万不等，鉴于加拿大总人口数量不过不过3300万，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
为什么对流浪人口的总数估计，悬殊会如此之大？
首先，加拿大气候特殊，绝大多数地方冬季十分寒冷，许多无家可归者会在冬季设法找一个临时住所，天暖后才出来流浪，如果将这些“季节性无家可归者”排除在外，流浪总人口就会大幅降低，反之则大幅增加。
其次，不同机构对何为“无家可归”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把住在无主房屋、危房或废墟中的人视作“定居者”，而另一些人则将所有无合法固定常驻住所的人都视作“无家可归者”，这样一来，统计数据自然也会大相径庭。
上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当时无家可归者的主体是老年人，这些人大多要么无子女或被子女漠视，不愿或无力入住养老机构，要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疾病。但近期调查显示，无家可归者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
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福利机构的调查显示，如今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无家可归者的平均年龄比过去低得多，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青年、甚至未成年无家可归者。有药物、酗酒、吸毒或精神疾病的流浪者比例，已降低到不足20%，其中一半左右的无家可归者有属于自己的工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新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不少合法或非法移民因工作无着，生活困苦，加入了流浪大军（有统计称多伦多街头流浪者1/3是移民），他们年纪轻且拖家带口，且往往一边流浪一边竭力寻找工作，一旦有可能就随时脱离流浪大军；二来，大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加拿大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失业率虽低、但更多新就业机会都是低薪或临时工作的现象，许多低收入人士无力支付房租，便只好选择街头露宿；三来，一些“新人类”本有定居能力和条件，却将流浪和露宿视作“个人自由”和“特殊生活方式”。
社会福利的削减也是造成流浪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由于福利社会特有的公共开支巨大、税负沉重、福利效率低下等弊端，加拿大近年来也努力进行调整和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削减拨付给廉租屋的费用，提高“低收入住房建造补贴”的申请门槛，这在许多大中城市造成廉租屋数量不足，一些低收入者便被逼上街头。
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中有些人会照常从事工作，只是不工作时需寻觅栖身之地；有些人的“工作”则只是乞讨（需要执照，往往兼卖艺，有些则带着宠物，有些只有一只纸杯）；还有些流浪汉则混迹街头、商场停车场，靠搭讪游客“带路”或讨取顾客用来拿商场手推车的硬币（加拿大许多商场手推车要塞入一元硬币开启，还车后可将硬币取回）糊口。他们中许多人有抽烟、酗酒等癖好，大麻、海洛因和精神迷幻药品也很流行。
加拿大的流浪者救助工作，一般由三级政府中最低一级——市政府负责，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即鼓励流浪者定居，和帮助流浪者维持生活。
前者，一些城市拨巨款建造了无家可归者庇护所。这些庇护所有多种形式，包括“流浪者旅馆”（设施简单的旅馆式公寓，供无家可归者临时无偿借住，有时一些找不到住处或想省钱的“背包客”也会蹭住其中）、“无家可归者庇护所”（条件比旅馆式公寓简单，管理更严格，供无家可归者短期临时居住，有时也收容家暴受害者）、“收容康复所”（收容有各种疾病、尤其精神疾病的流浪者）和“收容惩戒所”（收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流浪者）等，上述收容、庇护机构都是公立的，由市政拨款，省、联邦政府予以资助，民间也可以进行捐赠，为这些机构服务的人员少数为公派，多数则为民间义工。 加拿大是富于“大福利”传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曼尼托巴省仅有不到一万人口的多芬市就曾轰轰烈烈地推行过俗称“人人派糖”的BIG试点，只要是该城居民不论是否工作，都能按月领到不菲的“最低收入保证金”，当时支持这一试点项目的左翼团体和政党欢呼“彻底消灭贫富差距”、“最完美的社会公正”。
但这一试点很快给多芬市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BIG“派糖”标准很丰厚，许多当地人索性不再上班，专门躺在家里“吃福利”，后来试点组织者改变规则，规定“只有没工作的才能领BIG”，结果从事各种低收入工作的人纷纷辞职（因为辛苦工作一个月还没BIG挣得多），试验很快已失败告终。这次失败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导致极力主张这一项目的左翼政党——新民主党自那之后在其发源地之一的曼尼托巴省一蹶不振，也让这个最热衷“大福利”的政党在长达40年时间里谈BIG而色变。
不过自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人派糖”的呼声再度高涨。2015年底，芬兰社会保险局草拟了一份“预计在2016年12月提交”的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建议，内容是向全国所有成年人发放800欧元/月“基本收入”（免税），并用于替代“其它一切福利”。前面提到的西加尔前参议员据此提出了改头换面的新版BIG计划，并在2016年初说服安大略省韦恩政府将之纳入年度预算，6月“预热”，9月中旬公布研究方案，提议在安省设立两个试点，在几次热炒中，这个方案被戏称为“芬兰式派糖方案”。
这个方案的逻辑在于，借“以基本收入替代‘其它一切福利’”，试图扭转公众因担心负担增加而对BIG产生反感情绪，让公众相信“负担不会增加”。西加尔的建议是每月BIG底线1320加元，如果是残疾人可再获得500加元。有非正式的“放风”则称，BIG主要面向65岁以下未婚女性、65岁以上但孩子在18歲以上妇女、18-64岁间残疾人士等。但《国家邮报》上署名多伦多大学学者福廷（Rebecca Fortin）的文章指出，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试探”，因为倘果真如此，则不过是针对小众特殊群体的福利微调，又何须如此兴师动众？福廷指出，事实上早在2016年初安省政府在向省议会提交预算案时就曾表示，他们的方案包括让每个成年劳动者不论是否工作，都能获得每年22000加元的BIG。
对此加拿大各界不以为然者很多。
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CCPA）经济学家麦当劳（David Macdonald）指出，在实施任何试验计划前公众有权知道两件事，即钱从哪里来，以及哪些人有权得到这些钱。麦当劳表示，BIG是一项很费钱的计划，照他的计算，一年至少要花费490亿加元，甚至可能花掉1770亿加元（这实际上还是保守了，2015年底安省预算草案自己承认，光试点就可能需要2500万加元预算），如果其它方面的福利不减免，则意味着大幅增税，反之，儿童、青年和老年人都可能成为福利削减的受害者。
曾有人指出，“人人派糖”方案可分为“瑞士方案”（“保底工资”）和“芬兰方案”（无条件基本收入）两种。前者意味着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和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不仅如此，这样“派糖”对企业的伤筋动骨，还势必迫使后者为控制成本而减少雇员数量，结果只能使收入低、技能也低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反倒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正因如此方案两次在瑞士公投中被瑞士人自己否决）；至于后者，问题则更大，甚至可以用“荒谬”来形容，因为这意味着“干活不干活一个样”、“不劳动者也得食”，增加纳税人负担还在其次，关键在于此举必定会令大量低薪劳动者宁可选择不去就业——因为辛苦所得还不如躺倒“吃糖”来得滋润。
2016年9月2日加拿大《环球华报》上有人撰文质疑，“人人派糖”、尤其是“无条件基本收入”既不“平等”（对懒汉的慷慨就意味着对辛勤劳动者的不公），更谈不上“济贫”（整个社会成本的增加势必减少财富总量和就业机会，而这种现象的最大受害者永远是穷人），加拿大现有的福利制度已相当完善，对保障社会公平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因成本压力沉重已显不胜负荷，而“大家拿”的低效率、慢节奏，让加拿大付出了在G7中逐渐掉队的代价，更是有目共睹的。与现行福利制度相比，“人人派糖”合理性大幅减少，成本和副作用却成倍增加。如今加拿大经济并不景气，几大支柱产业的前景均充满着不确定因素，这样“败家养懒汉”，真的合适么？
加拿大民众对“西加尔方案”的普遍态度也是不接受、不理解。
2016年8月底加拿大安古斯-雷德民调（Angus Reid）显示，2/3的受访者对“人人派糖”持反对态度（当时评估的方案是确保每人每年不论工作与否都能拿到3万加元），许多受访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就意味着那些工作的人要为不劳而获者多缴税么？
原本韦恩和西加尔表示，希望在2017年4月前确保试点达到“可运行状态”，如今2017年已快过完，“试点”仍无启动迹象，2018年安大略省就要省选，韦恩在民调中形势十分糟糕，仅排列支持率第三位，省长位置岌岌可危，恐怕一时半会顾不上“人人派糖”了。
如果您现在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市，会在市中心看到什么？雨水、大雾，还有市中心因抗议在学校附近修“流浪汉庇护所”和市政府对峙的社区居民和学生家长们。
正文：
原来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在未充分征集民意的前提下，日前推出在温哥华市西59夹Heather、3所中小学附近修建两座计78单元无家可归者居住所的决定，引发了广泛争议，连日来许多家长纷纷举着写有“流浪汉庇护所：好主意坏地点”的牌子，去温哥华市府门前举牌抗议。
然而市政府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们不但坚持且实际上已经开工，而且还向法庭申请了禁制令，要求后者裁定所有室内针对“流浪汉庇护所”的示威为非法活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加拿大许多城市，左翼自由主义思潮是主流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流浪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人们不但要尊重，而且应给予各种政策方便和照顾。对无家可归者要接纳包容，不能排斥歧视，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让他们的庇护所和普通社区混杂在一起，彼此犬牙交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奥运村建在地价不菲的福溪地区，其中一部分在奥运后被改建为高档公寓，另一部分却被用作流浪汉庇护所，便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在当时引来不少叫好声。
正因如此，此次温哥华抗议的家长虽然各族裔都有，但最多的却是华裔。
大多数华裔虽然尊重其他成年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但出于民族传统和自身道德标尺，对好逸恶劳和“吃伸手饭”不会有好印象（这从大温街头无家可归者中很少看见华裔身影就可见一斑）；他們会对即将到来寒冬中露宿者的命运充满同情，但会更多想到福利制度的完善，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不是让他们永远“享有流浪露宿的自由”；他们会更尊重自食其力、在他人帮助下努力改变命运的暂时落后者，而不是那些自甘沉沦、不思进取，寄食半生的“职业流浪汉”，更不是那些害人害己、流毒社区的流浪瘾君子……然而这种思想在左翼自由主义者心目中是“政治不正确”，加上总有人怀疑华裔是“怕庇护所影响自己房价”，因此在市民中绝对支持率并不高。市长和市府也正是看到这一点（还有华裔天生投票率低），才会强硬对待，而家长们煞费苦心地举起“好主意坏地点”的标语，据说也是听从“高人指点”，希望借此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
流浪者救助机制是否“奖懒罚勤”？
由此便要谈及加拿大的流浪者救助机制了。
加拿大是著名的福利国家和老牌工业化发达国家，加上地广人稀，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认为，这个国家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并不严重。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加拿大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很多，民间反贫穷组织曾给出75万的数字，一般认为这失之夸张，一般媒体估计，人数自10万至25万不等，鉴于加拿大总人口数量不过不过3300万，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
为什么对流浪人口的总数估计，悬殊会如此之大？
首先，加拿大气候特殊，绝大多数地方冬季十分寒冷，许多无家可归者会在冬季设法找一个临时住所，天暖后才出来流浪，如果将这些“季节性无家可归者”排除在外，流浪总人口就会大幅降低，反之则大幅增加。
其次，不同机构对何为“无家可归”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把住在无主房屋、危房或废墟中的人视作“定居者”，而另一些人则将所有无合法固定常驻住所的人都视作“无家可归者”，这样一来，统计数据自然也会大相径庭。
上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当时无家可归者的主体是老年人，这些人大多要么无子女或被子女漠视，不愿或无力入住养老机构，要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疾病。但近期调查显示，无家可归者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
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福利机构的调查显示，如今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无家可归者的平均年龄比过去低得多，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青年、甚至未成年无家可归者。有药物、酗酒、吸毒或精神疾病的流浪者比例，已降低到不足20%，其中一半左右的无家可归者有属于自己的工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新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不少合法或非法移民因工作无着，生活困苦，加入了流浪大军（有统计称多伦多街头流浪者1/3是移民），他们年纪轻且拖家带口，且往往一边流浪一边竭力寻找工作，一旦有可能就随时脱离流浪大军；二来，大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加拿大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失业率虽低、但更多新就业机会都是低薪或临时工作的现象，许多低收入人士无力支付房租，便只好选择街头露宿；三来，一些“新人类”本有定居能力和条件，却将流浪和露宿视作“个人自由”和“特殊生活方式”。
社会福利的削减也是造成流浪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由于福利社会特有的公共开支巨大、税负沉重、福利效率低下等弊端，加拿大近年来也努力进行调整和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削减拨付给廉租屋的费用，提高“低收入住房建造补贴”的申请门槛，这在许多大中城市造成廉租屋数量不足，一些低收入者便被逼上街头。
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中有些人会照常从事工作，只是不工作时需寻觅栖身之地；有些人的“工作”则只是乞讨（需要执照，往往兼卖艺，有些则带着宠物，有些只有一只纸杯）；还有些流浪汉则混迹街头、商场停车场，靠搭讪游客“带路”或讨取顾客用来拿商场手推车的硬币（加拿大许多商场手推车要塞入一元硬币开启，还车后可将硬币取回）糊口。他们中许多人有抽烟、酗酒等癖好，大麻、海洛因和精神迷幻药品也很流行。
加拿大的流浪者救助工作，一般由三级政府中最低一级——市政府负责，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即鼓励流浪者定居，和帮助流浪者维持生活。
前者，一些城市拨巨款建造了无家可归者庇护所。这些庇护所有多种形式，包括“流浪者旅馆”（设施简单的旅馆式公寓，供无家可归者临时无偿借住，有时一些找不到住处或想省钱的“背包客”也会蹭住其中）、“无家可归者庇护所”（条件比旅馆式公寓简单，管理更严格，供无家可归者短期临时居住，有时也收容家暴受害者）、“收容康复所”（收容有各种疾病、尤其精神疾病的流浪者）和“收容惩戒所”（收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流浪者）等，上述收容、庇护机构都是公立的，由市政拨款，省、联邦政府予以资助，民间也可以进行捐赠，为这些机构服务的人员少数为公派，多数则为民间义工。 加拿大是富于“大福利”传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曼尼托巴省仅有不到一万人口的多芬市就曾轰轰烈烈地推行过俗称“人人派糖”的BIG试点，只要是该城居民不论是否工作，都能按月领到不菲的“最低收入保证金”，当时支持这一试点项目的左翼团体和政党欢呼“彻底消灭贫富差距”、“最完美的社会公正”。
但这一试点很快给多芬市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BIG“派糖”标准很丰厚，许多当地人索性不再上班，专门躺在家里“吃福利”，后来试点组织者改变规则，规定“只有没工作的才能领BIG”，结果从事各种低收入工作的人纷纷辞职（因为辛苦工作一个月还没BIG挣得多），试验很快已失败告终。这次失败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导致极力主张这一项目的左翼政党——新民主党自那之后在其发源地之一的曼尼托巴省一蹶不振，也让这个最热衷“大福利”的政党在长达40年时间里谈BIG而色变。
不过自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人派糖”的呼声再度高涨。2015年底，芬兰社会保险局草拟了一份“预计在2016年12月提交”的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建议，内容是向全国所有成年人发放800欧元/月“基本收入”（免税），并用于替代“其它一切福利”。前面提到的西加尔前参议员据此提出了改头换面的新版BIG计划，并在2016年初说服安大略省韦恩政府将之纳入年度预算，6月“预热”，9月中旬公布研究方案，提议在安省设立两个试点，在几次热炒中，这个方案被戏称为“芬兰式派糖方案”。
这个方案的逻辑在于，借“以基本收入替代‘其它一切福利’”，试图扭转公众因担心负担增加而对BIG产生反感情绪，让公众相信“负担不会增加”。西加尔的建议是每月BIG底线1320加元，如果是残疾人可再获得500加元。有非正式的“放风”则称，BIG主要面向65岁以下未婚女性、65岁以上但孩子在18歲以上妇女、18-64岁间残疾人士等。但《国家邮报》上署名多伦多大学学者福廷（Rebecca Fortin）的文章指出，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试探”，因为倘果真如此，则不过是针对小众特殊群体的福利微调，又何须如此兴师动众？福廷指出，事实上早在2016年初安省政府在向省议会提交预算案时就曾表示，他们的方案包括让每个成年劳动者不论是否工作，都能获得每年22000加元的BIG。
对此加拿大各界不以为然者很多。
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CCPA）经济学家麦当劳（David Macdonald）指出，在实施任何试验计划前公众有权知道两件事，即钱从哪里来，以及哪些人有权得到这些钱。麦当劳表示，BIG是一项很费钱的计划，照他的计算，一年至少要花费490亿加元，甚至可能花掉1770亿加元（这实际上还是保守了，2015年底安省预算草案自己承认，光试点就可能需要2500万加元预算），如果其它方面的福利不减免，则意味着大幅增税，反之，儿童、青年和老年人都可能成为福利削减的受害者。
曾有人指出，“人人派糖”方案可分为“瑞士方案”（“保底工资”）和“芬兰方案”（无条件基本收入）两种。前者意味着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和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不仅如此，这样“派糖”对企业的伤筋动骨，还势必迫使后者为控制成本而减少雇员数量，结果只能使收入低、技能也低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反倒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正因如此方案两次在瑞士公投中被瑞士人自己否决）；至于后者，问题则更大，甚至可以用“荒谬”来形容，因为这意味着“干活不干活一个样”、“不劳动者也得食”，增加纳税人负担还在其次，关键在于此举必定会令大量低薪劳动者宁可选择不去就业——因为辛苦所得还不如躺倒“吃糖”来得滋润。
2016年9月2日加拿大《环球华报》上有人撰文质疑，“人人派糖”、尤其是“无条件基本收入”既不“平等”（对懒汉的慷慨就意味着对辛勤劳动者的不公），更谈不上“济贫”（整个社会成本的增加势必减少财富总量和就业机会，而这种现象的最大受害者永远是穷人），加拿大现有的福利制度已相当完善，对保障社会公平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因成本压力沉重已显不胜负荷，而“大家拿”的低效率、慢节奏，让加拿大付出了在G7中逐渐掉队的代价，更是有目共睹的。与现行福利制度相比，“人人派糖”合理性大幅减少，成本和副作用却成倍增加。如今加拿大经济并不景气，几大支柱产业的前景均充满着不确定因素，这样“败家养懒汉”，真的合适么？
加拿大民众对“西加尔方案”的普遍态度也是不接受、不理解。
2016年8月底加拿大安古斯-雷德民调（Angus Reid）显示，2/3的受访者对“人人派糖”持反对态度（当时评估的方案是确保每人每年不论工作与否都能拿到3万加元），许多受访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就意味着那些工作的人要为不劳而获者多缴税么？
原本韦恩和西加尔表示，希望在2017年4月前确保试点达到“可运行状态”，如今2017年已快过完，“试点”仍无启动迹象，2018年安大略省就要省选，韦恩在民调中形势十分糟糕，仅排列支持率第三位，省长位置岌岌可危，恐怕一时半会顾不上“人人派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