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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上海普陀区一条弄堂里。一位瘦高的青年紧闭门窗,正小心翼翼地从显影液中夹出一张张刚冲洗出来的黑白照片。就着暗房微弱的红光,他兴奋地望着照片上的人物逐渐显影:有的照片上是夫妻,正亲亲昵昵地手拉手去倒马桶;有的照片上是小贩,正蹬着“黄鱼车”在市场高声叫卖;有的照片上父亲把孩子放在手上“立罗汉”,一旁的长辈乐得拍手叫好……
当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时,他暂时忘记了喜欢四处拍照的怪癖已经让他成了弄堂里出了名的“小开”,忘记了街坊们教育孩子时常说“不要学胡家那个纨绔子弟”,也忘记了连自己的外甥女也觉得这个舅舅是很“憨”的人,买了胶卷给人家拍照片。
这个青年还是近乎本能地用相机记录下上海人28年的生活变迁，直到多年以后,他的“上海三部曲”出版,那个不务正业的小青年已经成为知名的摄影家。当《华人世界》记者追问最初怎么走上摄影这一行时,他微微一笑:有时人生的转折,常常只是因为命运的一个小小偶然。
看!这个神奇玩意!
小时候,家境优越的胡杨学的是二胡。在他即将报考音乐学院的当口却传来消息:音乐学院当年不招收二胡专业学生。于是胡杨被分配到工厂做木工。一个月后,就因为技术不熟练手指在木工刨床上出工伤事故。这次工伤之后,胡杨没法继续拉二胡了,只得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能够走过来,是因为始终抱持着一种信念: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于是胡杨开始尝试学习作曲、写诗、画画、摄影……“那个时候,会手艺真的是非常吃香。”
在众多的兴趣爱好里,胡杨对摄影情有独钟。相机这玩意实在太神奇了!即使已经时隔30年,胡杨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然觉得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大人放大照片,把门窗紧闭,屋子里只开一盏微弱的红灯,黑黢黢的,就觉得特别神秘。偶尔进去一次,看到别人在放大机下面放进一张相纸,白灯一亮,然后将相纸放进药水盘里,一会时间人影就慢慢浮现在相纸上的过程,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978年,胡杨开始在摄影学习班学习。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摄影艺术,照相更多的只是为了政治宣传。“记得在学习班的时候,每次拍完照片,老师常常拿我的作品作示范。我问老师为什么要选择我的照片?老师说,我觉得你的作品里面有东西。”胡杨回想起当时的学习生涯,仍然感慨万千。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从艺术的角度去鉴赏评论照片。“我开始也不明白,但我到中级班的时候,慢慢就悟到了:音乐用旋律和节奏,摄影用光影。音乐是无形的绘画,舞蹈是有形的音乐。”
回首当年时,胡杨最念念不忘的是爱上摄影的日子。为学习摄影技术,胡杨每到星期天一整天泡在图书馆看摄影类书籍，甚至花了一个冬天的业余时间把大学里的有关摄影的教材给手抄下来了。“现在看来,当时我真是执著得近乎笨。不过人生走到今天,我也有所领悟:人有大智慧能够成材,笨得聪明也能够成材。”
瞧!那个笨蛋小开!
“我是一个笨人。”这样评价自己的时候,胡杨的表情很真诚。“因为我每个时代都没有抓住啊。”
80年代,每天背着相机到处拍照,被街坊邻居认为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那个时候我背着相机到处拍照被街坊邻居认为是“小开”,是“纨绔子弟”,没有出息的榜样。
胡杨干的笨事还有很多:工厂党委书记想让他去做宣传干事,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胡杨却婉言谢绝了;加工资、评奖金,胡杨无所谓,让给别人去争吵;中国进口第一批轿车时,胡杨想买车开出租公司,但父母觉得干个体不牢靠。这位在别人忙着名利时却拿着相机在弄堂里逛的“小开”如今笑着自嘲说,“如果不是生在和平年代,那我就完了。不过,很有可能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地摄影记者。”
虽然被街坊邻居认为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胡杨的家人对他的这个爱好倒没有什么异议。但到了8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让更多的人先富了起来,老人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不禁发起愁来:儿子老是不能挣钱,岂不是金山银山也要被吃空了?胡杨的父亲劝说儿子不要再搞摄影,“我原来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产生对立。我坚持走下去,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怎么走下去。想想当时要靠父母养活,也是觉得很汗颜。”所幸结婚以后,胡杨的妻子还算能理解他的爱好。谈到妻子,胡杨说,“她不反对我摄影,觉得我有一技之长。老花钱,不挣钱,妻子也会嘀咕我。幸好她也不是那种很世俗的女人。”
这个“小开”也有过发财的机会。90年代初的时候,胡杨曾经和几个朋友一起从事广告业务,一边创收,一边摄影。有了钱,他就又把主要精力回到摄影上来了。“赚钱不是目的,赚钱是为了摄影”。胡杨深信,时代流行什么就去混什么的“变色龙”是成不了材的,因为随波逐流不过是一种小聪明。“最可怕的就是小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阿甘正传》不就反映出这个事实么?笨人反而比聪明人能成事。我胡杨就是这样。”
哟!这是谁的作品?
如果说,一万个人眼中就有一万个上海,那么在胡杨这位上海本土摄影家的眼里,上海的灵魂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从已经消逝的“下只角”生活到普通人的家庭场景,这位上海“原住民”用镜头贯穿了上海28年的嬗变,为上海最丰富、最精彩的时代留下了一系列纪实图片,“我想公正客观地反映生活在上海的人们的生活现状。”胡杨说,他的三部作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上海社会的:《上海人家》是横向截面同一个时代里不同人群的生活现状;《上海下只角》是纵向反映1980年到2007年这28年来上海社会的演变;《上海青年》反映的是青年,他们代表的是上海的未来。
当被问及80年代为什么想到选择上海的老弄堂作为拍摄的主题时,胡杨陷入到沉思中。“80年代的时候,上海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随着上海的城市建设,当时普陀区三湾一弄地区的那些弄堂逐步被拆除,弄堂生活也随之慢慢地消失了。我出于本能将它们记录下来。后来,就形成了我的上海三部曲。”其中的《上海下只角》,更是横亘了胡杨28年的岁月。“这个选题用掉了我人生三分之一的业余时间。”胡杨对这本专题摄影集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个专题是花了我时间最长和精力最大的,也是最有社会分量的。” 对于《上海下只角》这样一个横亘28年的选题,胡杨说，成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碰上了好时机;更得益于自己对摄影的坚持、执著和毅力。
谈到已经完成的三部作品,胡杨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也充满了遗憾。“三部作品都还满意,但现在看来都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摄影这个行业是充满遗憾的,在快门按下的瞬间,影像就已经定格了,当时只有这水平。过去的就过去了,留下的就留下了,没有补拍的余地。只有不断丰富自己,才能拍出好作品。”
“和我一起创业的那些人,有的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了。从我的价值观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你给这个世界奉献了什么?希望我的摄影作品能成为历史的影像文献和解读当今社会的范本。”因此,胡杨欣赏上海《新民晚报》的雍和,还有北京《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国外的摄影师,他欣赏的是萨尔加多、马克吕布,以及美联社的华裔摄影记者刘香成。“之所以欣赏他们,第一是他们对时世的敏感;第二是他们能通过照片表达自己有高度的思想。照片谁都能拍,如果不能表现时代、社会,没有高度,照片是没有灵魂的。”
最后,胡杨对《华人世界》透露,他的下一部作品主题是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内心感受和体验。
当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时,他暂时忘记了喜欢四处拍照的怪癖已经让他成了弄堂里出了名的“小开”,忘记了街坊们教育孩子时常说“不要学胡家那个纨绔子弟”,也忘记了连自己的外甥女也觉得这个舅舅是很“憨”的人,买了胶卷给人家拍照片。
这个青年还是近乎本能地用相机记录下上海人28年的生活变迁，直到多年以后,他的“上海三部曲”出版,那个不务正业的小青年已经成为知名的摄影家。当《华人世界》记者追问最初怎么走上摄影这一行时,他微微一笑:有时人生的转折,常常只是因为命运的一个小小偶然。
看!这个神奇玩意!
小时候,家境优越的胡杨学的是二胡。在他即将报考音乐学院的当口却传来消息:音乐学院当年不招收二胡专业学生。于是胡杨被分配到工厂做木工。一个月后,就因为技术不熟练手指在木工刨床上出工伤事故。这次工伤之后,胡杨没法继续拉二胡了,只得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能够走过来,是因为始终抱持着一种信念: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于是胡杨开始尝试学习作曲、写诗、画画、摄影……“那个时候,会手艺真的是非常吃香。”
在众多的兴趣爱好里,胡杨对摄影情有独钟。相机这玩意实在太神奇了!即使已经时隔30年,胡杨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然觉得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大人放大照片,把门窗紧闭,屋子里只开一盏微弱的红灯,黑黢黢的,就觉得特别神秘。偶尔进去一次,看到别人在放大机下面放进一张相纸,白灯一亮,然后将相纸放进药水盘里,一会时间人影就慢慢浮现在相纸上的过程,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978年,胡杨开始在摄影学习班学习。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摄影艺术,照相更多的只是为了政治宣传。“记得在学习班的时候,每次拍完照片,老师常常拿我的作品作示范。我问老师为什么要选择我的照片?老师说,我觉得你的作品里面有东西。”胡杨回想起当时的学习生涯,仍然感慨万千。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从艺术的角度去鉴赏评论照片。“我开始也不明白,但我到中级班的时候,慢慢就悟到了:音乐用旋律和节奏,摄影用光影。音乐是无形的绘画,舞蹈是有形的音乐。”
回首当年时,胡杨最念念不忘的是爱上摄影的日子。为学习摄影技术,胡杨每到星期天一整天泡在图书馆看摄影类书籍，甚至花了一个冬天的业余时间把大学里的有关摄影的教材给手抄下来了。“现在看来,当时我真是执著得近乎笨。不过人生走到今天,我也有所领悟:人有大智慧能够成材,笨得聪明也能够成材。”
瞧!那个笨蛋小开!
“我是一个笨人。”这样评价自己的时候,胡杨的表情很真诚。“因为我每个时代都没有抓住啊。”
80年代,每天背着相机到处拍照,被街坊邻居认为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那个时候我背着相机到处拍照被街坊邻居认为是“小开”,是“纨绔子弟”,没有出息的榜样。
胡杨干的笨事还有很多:工厂党委书记想让他去做宣传干事,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胡杨却婉言谢绝了;加工资、评奖金,胡杨无所谓,让给别人去争吵;中国进口第一批轿车时,胡杨想买车开出租公司,但父母觉得干个体不牢靠。这位在别人忙着名利时却拿着相机在弄堂里逛的“小开”如今笑着自嘲说,“如果不是生在和平年代,那我就完了。不过,很有可能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地摄影记者。”
虽然被街坊邻居认为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胡杨的家人对他的这个爱好倒没有什么异议。但到了8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让更多的人先富了起来,老人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不禁发起愁来:儿子老是不能挣钱,岂不是金山银山也要被吃空了?胡杨的父亲劝说儿子不要再搞摄影,“我原来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产生对立。我坚持走下去,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怎么走下去。想想当时要靠父母养活,也是觉得很汗颜。”所幸结婚以后,胡杨的妻子还算能理解他的爱好。谈到妻子,胡杨说,“她不反对我摄影,觉得我有一技之长。老花钱,不挣钱,妻子也会嘀咕我。幸好她也不是那种很世俗的女人。”
这个“小开”也有过发财的机会。90年代初的时候,胡杨曾经和几个朋友一起从事广告业务,一边创收,一边摄影。有了钱,他就又把主要精力回到摄影上来了。“赚钱不是目的,赚钱是为了摄影”。胡杨深信,时代流行什么就去混什么的“变色龙”是成不了材的,因为随波逐流不过是一种小聪明。“最可怕的就是小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阿甘正传》不就反映出这个事实么?笨人反而比聪明人能成事。我胡杨就是这样。”
哟!这是谁的作品?
如果说,一万个人眼中就有一万个上海,那么在胡杨这位上海本土摄影家的眼里,上海的灵魂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从已经消逝的“下只角”生活到普通人的家庭场景,这位上海“原住民”用镜头贯穿了上海28年的嬗变,为上海最丰富、最精彩的时代留下了一系列纪实图片,“我想公正客观地反映生活在上海的人们的生活现状。”胡杨说,他的三部作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上海社会的:《上海人家》是横向截面同一个时代里不同人群的生活现状;《上海下只角》是纵向反映1980年到2007年这28年来上海社会的演变;《上海青年》反映的是青年,他们代表的是上海的未来。
当被问及80年代为什么想到选择上海的老弄堂作为拍摄的主题时,胡杨陷入到沉思中。“80年代的时候,上海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随着上海的城市建设,当时普陀区三湾一弄地区的那些弄堂逐步被拆除,弄堂生活也随之慢慢地消失了。我出于本能将它们记录下来。后来,就形成了我的上海三部曲。”其中的《上海下只角》,更是横亘了胡杨28年的岁月。“这个选题用掉了我人生三分之一的业余时间。”胡杨对这本专题摄影集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个专题是花了我时间最长和精力最大的,也是最有社会分量的。” 对于《上海下只角》这样一个横亘28年的选题,胡杨说，成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碰上了好时机;更得益于自己对摄影的坚持、执著和毅力。
谈到已经完成的三部作品,胡杨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也充满了遗憾。“三部作品都还满意,但现在看来都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摄影这个行业是充满遗憾的,在快门按下的瞬间,影像就已经定格了,当时只有这水平。过去的就过去了,留下的就留下了,没有补拍的余地。只有不断丰富自己,才能拍出好作品。”
“和我一起创业的那些人,有的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了。从我的价值观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你给这个世界奉献了什么?希望我的摄影作品能成为历史的影像文献和解读当今社会的范本。”因此,胡杨欣赏上海《新民晚报》的雍和,还有北京《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国外的摄影师,他欣赏的是萨尔加多、马克吕布,以及美联社的华裔摄影记者刘香成。“之所以欣赏他们,第一是他们对时世的敏感;第二是他们能通过照片表达自己有高度的思想。照片谁都能拍,如果不能表现时代、社会,没有高度,照片是没有灵魂的。”
最后,胡杨对《华人世界》透露,他的下一部作品主题是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内心感受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