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在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聚时，接到她打过来的电话。我说：“你在哪儿？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你……”
　　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道：“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她开车来看我，我们一起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一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我对她欣赏的程度是——如果男朋友移情别恋的对象是她，我绝不介意。
　　记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打扮，大家穿上白天买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新颖，布料层次分明。她的下装是蕾丝裙腰系黑缎带，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哐啷哐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者一定为他的不小心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连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弹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赞美几句。她对所有为她服务的人都彬彬有礼，她的口袋里总是装满100面额或者200面额的法郎纸钞，随时当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50面额的给她，她坚持不收。
　　有一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磁带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和喉咙令歌声更圆润。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这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她那坐落于巴黎高档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有一张圆木桌，地上铺着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板上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的这所公寓比我梦想中的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樂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香港，在飞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离乡背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降落在香港，我们的神经也渐渐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下机，我叫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摘自《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