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通过把经济过程开放给社会各个群体而取得的。但是近年来。经济过程变得越来越封闭，从早期的包容式发展转变成为排他式发展。既得利益倾向于垄断经济过程，经济发展的好处大都流向了少数人，大多数人很难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分享到利益。这使得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严重，基本社会正义严重缺失。
　　从政治上看，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是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在1990年代，由于民营企业的崛起，国家便修改宪法和法律，保障私有财产。同时执政党实行开放政策，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一制度调整，大幅扩大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但是此后，这方面的进步就不是很大。针对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利益，不仅没有再进一步开放政治过程，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进来，反而把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这就需要“社会管理”，就是要建设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秩序。如果这种社会秩序是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开放来吸纳更多的新兴社会力量进入政治过程，就会是里程碑式的政治进步。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开放，就会满足新兴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要求。同时，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会造就巨大的动力，促成体制的可持续的开放性。只有维持体制的可持续的开放性，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才会保持包容性，而避免排他性和封闭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放性可以促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和约束。如何约束政府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前些年，中国领导层提出“不折腾”的口号，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因为人民需要生活，社会需要秩序和稳定。可惜的是，对一些政府官员来说，“不折腾”已经成为“不改革”的代名词或者辩辞，他们只对建设经济秩序有兴趣，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秩序建设，甚至用经济秩序取代社会秩序，结果演变成为人们所看到的兴盛不衰的GDP主义。
　　那么，建设中国的社会秩序，至少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第一，要给社会松绑，让社会成长。给社会空间，让社会成长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会秩序。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秩序，无论怎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都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最强大的国家力量或者行政力量，都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要进行意在保障社会基本权利和正义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建设。所谓的公民权都是国家层面的，中央政府必须负有社会制度建设的责任。没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无论怎样的地方建设都难以达致公民权的实现。
　　第三，要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没有社会参与，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操纵，演变成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没有社会的参与，也很难构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内部的腐败不可避免。
　　摘自中国改革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