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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对待古老而富有生机的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传承，又要进行创新，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传统文化要“取得实际成效”，要能够“活”起来，还是得通过“人”的传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传承与创新？《中华儿女》特地邀请桑卡、李晓林、逄飞，请他们结合自己的领域，谈谈各自的理解和感受。
《中华儿女》：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多少次朝代更迭与外来入侵，却始终薪火相传，从未消亡。在你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主要来自于哪里？
桑卡：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文化其实已经是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未消亡的部分，冥冥之中，是什么留下来，总有它的原因。时间检验一切，传统不代表发展的停滞，而是一种毋需打破的美的极致。除却时间的筛滤，人的力量不容忽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载体，每一个生命的存在或许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些你会讲给下一代的故事、哼的旋律、甚至描述的一种味道，都有可能传承了一种文化。所以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便是自古以来，每一个意识到自身对传统、对文化有影响有责任，并为之付出努力的传承者。
李晓林：认识脚下的土地，其实也是询问我们每一个存在于这个国土上的人的“根”在哪。农耕文化下中国社会文化形态，虽有颠覆式的外相变化，但内核也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沿袭。中国的文化形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随着环境变化而消失。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提出应该分辨三种不同层次的中国人：一是自然生命的中国人，二是社会习俗的中国人，三是文化意识的中国人。只要有中国血统，也就是有“中国根源”的人都符合第一类；会搓麻将，懂得欣赏京剧，喜欢吃大鱼头，能够陶醉在剑侠小说里的可以算是第二类；经过自觉的反省而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价值内化的则达到第三类的境界。第三类可能还要经过大量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熏陶，但第二类是根植于中国人血液中的，从送到口中的食俗，到一年四季的节俗，甚至精神寄托的宗教，行为办事的礼节，都有浓重的中国式文化的痕迹。它像空气一样在不自知中却已经融合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个人觉得民族的文化，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已经无意识地把你包融其中，所以“故土难离，草木情深”。
逄飞：我和一耽学堂的朋友们是“知行一并”，以做义工、公益和做社会工作的方式来实践和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通过做事，通过人心的感格和启发，通过不同社会群体的链接融入和公共福祉的共同指向，一点点的体会，一点点的印证，一点点的觉知，看看能和古人通多少，和现时代通多少，和人类共同未来通多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建立中华文化生命的信念、信心。我理解它的生命力有三点：第一，人性本善的认知。这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内在核心。第二，历史记忆的品质。不忘本源，初心始终，述之作之，承者继之，传者统之，有活的清晰的历史观。第三，现实创生的精神。在危机与变革之中，始终“在天地万物一体处立命”，天下与我不两分，由简易而变易，由变易而周易。面对现实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苦乐担当精神，自反自强，日新其德，其厚载物，以予生机。
《中华儿女》：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發展的前提，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要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文化创新。你们认为文化创新的关键是什么？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桑卡：莫把创新“妖魔化”——很多人一提到传统文化的“创新”就紧张，再加上“竞争”总在心间，几乎让人肝胆俱颤。其实文化就像是一团云，它不断地吞并，滚滚前行，从未停止。我们口中的“创新”，不如说是文化正常的“发展”，而全球激烈的“竞争”其实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如此，我们在不紧张、不畏惧的状态下，再来从容地找到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其实，音乐是多种文化中最难以躲避发展的。比如美术，画下来的作品只要保存好，它就在这里，变化只在于观众的理解。而音乐，尤其是散落在民间的传统音乐，靠的是人去传承。人是在变的，环境也在变，就像儿时那个叫“传话”的游戏，第一个人说的话，传到最后一个人时，早就变得匪夷所思。固守传统是无谓的执着。很多人误会传统就是无数的框架。冤枉！人的固有思维才是真的枷锁。
我善弹筝。千年来，多少前人赋予了这个乐器“传统”的身份，我除了保护它传统的一面，也要提防沉溺在“传统”之中。敬畏传统，又不被传统禁锢，才是在“全球化”中存活的第一步吧。“传承”和“创新”，是传统文化的两个孩子。
李晓林：随着工业文明的来临，四千多年的农耕文明终究无力抵阻，逐渐解体。农耕文明的很多产物，相关的生产习惯，销售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传统的手工艺也随之面临危机。这一切站在时间的角度看，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人与土地、人与环境、人与自然都面临重新的洗牌与变革。钟铁民老师曾就“文艺归乡”一题在文章中写道：“农村的发展不要再朝向大众化、都市化的路子去走，农村要享有高层次、精致的生活品质，就应该设法保持农村的清纯的景观，突显传统文化的特色。让农村永远是人们心灵中的归宿、感情中的故乡。”我觉得此理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文创的方向。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换血式的变革，也不是留守过去固步自封，而是在发展中寻找一个“新”与“旧”的平衡状态，本土文化是养分是骨架，依附其架构去生长，长出的东西才不会奇怪，且不具有侵略性。
逄飞：文化创新是经由共同性的长期生活实践创造而反复提炼淬取价值观体系的过程，它代表着一个新生时代里所觉醒的先进性的精神力量，它将对全体社会意识、国民精神和国家文明形态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就今日中国而言，文化创新是社会创新、社会改革的需要，更是“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需要。
知所由来，亦知其所去，便有传承与创新之一体事实。“传统”二字即含真义，传而统之，统而传之，仁者“以通为第一义”（谭嗣同）。返本而开新，有本有源，源头是活水，一层一层的翻，一波一波的涌，一时一时的见，“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德经》），只要是真的传承，便时时刻刻、在在处处有创新。 对人生态度认真，生存体验真实真切，对本民族固有学术文化有温情、有敬意（钱穆），对其他人类共同优秀文化资源有理解、有同情，对时代潮流、对社会发展有道义、有担当，就一定有传承、有创新。
《中华儿女》：三位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请结合各自的领域，谈谈在传统文化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以及收获吧。
桑卡：我五岁起习筝，七年前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可谓正经的“学院派”。若在十年前，前面一句会让我无比自豪，现在，我只是叙述。因为，相比进入“学院派”付出的努力而言，离开这个光鲜又安全的标签需要更多的勇气。院校培养出的大部分古筝专业毕业生都去当老师了，还有一部分当了“女神”和“仙子”。我偏偏都没选，我扛着琴去了“乐队圈”。这是一片鲜有学院派涉足的土地，基本没有人用乐谱，每个乐手都用耳朵和心来创造旋律。照着乐谱弹了十几个年头的我，硬是生生练出了“不靠谱”的技能。
内蒙的杭盖乐队、丹麥的民谣乐队、法国的摇滚乐队……“不靠谱”的年月里，我扛着体积比我还大的古筝走世界，和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玩”在一起。流汗流泪都抵不过心中的欣慰——终于，每一尾旋律，都源于自己心里。把传统文化放在心上，却不拿它禁锢自己的脚步，挫折都变成了收获。
李晓林：中式审美的普及教育，才能有精神归乡的环境。我们现在的生活走得太快，快到有的乡土民俗上的东西开始断层，快到在你还无法分辨它的存在是否应该留存就已经被时代遗弃了。城镇化的速度之快，甚至丝毫没有“文化归乡”的机会。这是好事，经济发展，通信发展，但对于文化或者民俗的角度讲，有些东西就很是可惜。绘麟社一直在整理记录各种民间的风俗性的事件，如器物、吃食。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这种做法或行为是不是一种徒劳，但这种记录的过程会让我们有一种温暖又踏实的感觉，像脚扎扎实实地踏在温暖的土地上的安全感，这安全感来自对这片生长的土地它的过去的自知。
逄飞：我在2000年12月21日张贴《招贤榜》：文化建设，我辈担当。自此开始一耽学堂工作。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信念。走得早，天还冷，夜未明，点一盏心灯，一个小小火苗。但那时可以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先在北京高校，从北大清华到其他院校，继而全国各大院校都有报名的，后来又在社会中发动中老年群体，许多人一起做公益、做义工，大家有激情，传习和体认，实践和推动。我因改造学术、改良文化、重建人文社会的初衷而投身青年文化公益事业，自己身体力行，首先做了一名义工，现在也还是一名义工。后来几年社会上也出现很多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和社会普及的热潮，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个阶段，属于民间自发，有“道德自救”的特质，我那时做的事情比较多，算是遵守了一开始给博士硕士义工们提出的“做事第一，静默为主”的原则。
大的挫折没有过，其实是比较顺畅和愉快的，甚至经常是满怀着喜悦和兴奋，还有一种悄悄地一个人走进历史深处的哲学家一样的幸福感，自认发现了一些也许是不值一提的“隐藏着的中国文化社会前行的历史与逻辑的秘密”，还有许多人和事，简直是一本无字的书。
《中华儿女》：关于未来，你们有怎样的规划？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之路上，你们可曾有过可以学习的榜样？你们现在也正在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关于如何更好地行走在传统文化的大道上，你们有什么建议？
桑卡：近几年，我和一个丹麦传统民谣乐队合作演出了百余场音乐会，还一起出了专辑。在丹麦，我们除了在常规的音乐厅和剧场，还在学校甚至是幼儿园为孩子们演出。丹麦传统民谣和中国传统乐器的融合，让包括孩子在内的观众们对他们心中“遥远神秘”的中国的音乐产生了亲近感。难以形容当看到不同肤色、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音乐里沟通无碍时，孩子们脸上挂着的那种惊奇和快乐。
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音乐就是文化的窗户。我总是看着丹麦的小朋友，心里暗暗想着如何能打开一扇窗，让音乐也走进中国的校园，让这样的表情也出现在中国孩子们的脸上？我想也许文化传承的使命就是先“走出去”，再“带回来”。关于榜样和建议，我想“不依赖榜样”算是一个建议吧。传承和创新聊了这么多，跟着榜样的影子久了，容易找不到自己的路。
没有一种文化能独立存在，传统文化里的音乐需要一边“传承”一边“创新”，在这其中，人需要一颗包容又勇敢的心。除了海纳百川，还要关照自我，从个人视角出发，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
李晓林：未来绘麟社还是会继续寻找中国传统民俗的主题去进行绘制和记录。我个人一直很崇敬黄永松老师，他创办的《汉声》系统且完整地记录了许多潜藏于偏僻村野、宛如“活化石”般的民俗文化。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关于文化复兴的视野，往下扎根，把中国文化变成床边故事，将其投入儿童书籍，并以年画、剪纸、刺绣等传统中国民间美术风格展现。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中式审美的普及教育”，只有这样，只有大众认为它是美的，是好的，它才会有更坚实的存在基础。这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学习的地方。
逄飞：中华文化复兴刚刚开始，中国真正的社会建设也是刚刚开始，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从2012或2014年算起），政府、社会、民间将形成合力，以更加自觉的方式推进传承和转化工作。我现在关注基层社群公益实践、社区社会组织发育和大量的新教育实践；2002年我提出“学堂书院遍天下”，这也是我的理想，我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开展古典哲学教学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地方。
我今年45岁了，大女儿小学三年级，最近在考虑要不要办学，让孩子少些作业，多接触些大自然，多一些玩耍的时间和阅读的自由。我相信，中国人有理由最先成为世界公民，丰厚的土壤已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精神的加工厂。如果你幸而保持清醒、真诚和谦逊自知的美德，那么你的心智足以与某一位圣哲对话了。
如果说有一位榜样，孔夫子是我前行路上的榜样。将来的时代，是义工的时代；想起两句俗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为善，善与人同”，与各位青年朋友共勉。
《中华儿女》：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多少次朝代更迭与外来入侵，却始终薪火相传，从未消亡。在你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主要来自于哪里？
桑卡：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文化其实已经是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未消亡的部分，冥冥之中，是什么留下来，总有它的原因。时间检验一切，传统不代表发展的停滞，而是一种毋需打破的美的极致。除却时间的筛滤，人的力量不容忽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载体，每一个生命的存在或许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些你会讲给下一代的故事、哼的旋律、甚至描述的一种味道，都有可能传承了一种文化。所以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便是自古以来，每一个意识到自身对传统、对文化有影响有责任，并为之付出努力的传承者。
李晓林：认识脚下的土地，其实也是询问我们每一个存在于这个国土上的人的“根”在哪。农耕文化下中国社会文化形态，虽有颠覆式的外相变化，但内核也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沿袭。中国的文化形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随着环境变化而消失。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提出应该分辨三种不同层次的中国人：一是自然生命的中国人，二是社会习俗的中国人，三是文化意识的中国人。只要有中国血统，也就是有“中国根源”的人都符合第一类；会搓麻将，懂得欣赏京剧，喜欢吃大鱼头，能够陶醉在剑侠小说里的可以算是第二类；经过自觉的反省而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价值内化的则达到第三类的境界。第三类可能还要经过大量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熏陶，但第二类是根植于中国人血液中的，从送到口中的食俗，到一年四季的节俗，甚至精神寄托的宗教，行为办事的礼节，都有浓重的中国式文化的痕迹。它像空气一样在不自知中却已经融合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个人觉得民族的文化，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已经无意识地把你包融其中，所以“故土难离，草木情深”。
逄飞：我和一耽学堂的朋友们是“知行一并”，以做义工、公益和做社会工作的方式来实践和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通过做事，通过人心的感格和启发，通过不同社会群体的链接融入和公共福祉的共同指向，一点点的体会，一点点的印证，一点点的觉知，看看能和古人通多少，和现时代通多少，和人类共同未来通多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建立中华文化生命的信念、信心。我理解它的生命力有三点：第一，人性本善的认知。这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内在核心。第二，历史记忆的品质。不忘本源，初心始终，述之作之，承者继之，传者统之，有活的清晰的历史观。第三，现实创生的精神。在危机与变革之中，始终“在天地万物一体处立命”，天下与我不两分，由简易而变易，由变易而周易。面对现实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苦乐担当精神，自反自强，日新其德，其厚载物，以予生机。
《中华儿女》：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發展的前提，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要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文化创新。你们认为文化创新的关键是什么？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桑卡：莫把创新“妖魔化”——很多人一提到传统文化的“创新”就紧张，再加上“竞争”总在心间，几乎让人肝胆俱颤。其实文化就像是一团云，它不断地吞并，滚滚前行，从未停止。我们口中的“创新”，不如说是文化正常的“发展”，而全球激烈的“竞争”其实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如此，我们在不紧张、不畏惧的状态下，再来从容地找到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其实，音乐是多种文化中最难以躲避发展的。比如美术，画下来的作品只要保存好，它就在这里，变化只在于观众的理解。而音乐，尤其是散落在民间的传统音乐，靠的是人去传承。人是在变的，环境也在变，就像儿时那个叫“传话”的游戏，第一个人说的话，传到最后一个人时，早就变得匪夷所思。固守传统是无谓的执着。很多人误会传统就是无数的框架。冤枉！人的固有思维才是真的枷锁。
我善弹筝。千年来，多少前人赋予了这个乐器“传统”的身份，我除了保护它传统的一面，也要提防沉溺在“传统”之中。敬畏传统，又不被传统禁锢，才是在“全球化”中存活的第一步吧。“传承”和“创新”，是传统文化的两个孩子。
李晓林：随着工业文明的来临，四千多年的农耕文明终究无力抵阻，逐渐解体。农耕文明的很多产物，相关的生产习惯，销售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传统的手工艺也随之面临危机。这一切站在时间的角度看，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人与土地、人与环境、人与自然都面临重新的洗牌与变革。钟铁民老师曾就“文艺归乡”一题在文章中写道：“农村的发展不要再朝向大众化、都市化的路子去走，农村要享有高层次、精致的生活品质，就应该设法保持农村的清纯的景观，突显传统文化的特色。让农村永远是人们心灵中的归宿、感情中的故乡。”我觉得此理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文创的方向。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换血式的变革，也不是留守过去固步自封，而是在发展中寻找一个“新”与“旧”的平衡状态，本土文化是养分是骨架，依附其架构去生长，长出的东西才不会奇怪，且不具有侵略性。
逄飞：文化创新是经由共同性的长期生活实践创造而反复提炼淬取价值观体系的过程，它代表着一个新生时代里所觉醒的先进性的精神力量，它将对全体社会意识、国民精神和国家文明形态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就今日中国而言，文化创新是社会创新、社会改革的需要，更是“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需要。
知所由来，亦知其所去，便有传承与创新之一体事实。“传统”二字即含真义，传而统之，统而传之，仁者“以通为第一义”（谭嗣同）。返本而开新，有本有源，源头是活水，一层一层的翻，一波一波的涌，一时一时的见，“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德经》），只要是真的传承，便时时刻刻、在在处处有创新。 对人生态度认真，生存体验真实真切，对本民族固有学术文化有温情、有敬意（钱穆），对其他人类共同优秀文化资源有理解、有同情，对时代潮流、对社会发展有道义、有担当，就一定有传承、有创新。
《中华儿女》：三位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请结合各自的领域，谈谈在传统文化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以及收获吧。
桑卡：我五岁起习筝，七年前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可谓正经的“学院派”。若在十年前，前面一句会让我无比自豪，现在，我只是叙述。因为，相比进入“学院派”付出的努力而言，离开这个光鲜又安全的标签需要更多的勇气。院校培养出的大部分古筝专业毕业生都去当老师了，还有一部分当了“女神”和“仙子”。我偏偏都没选，我扛着琴去了“乐队圈”。这是一片鲜有学院派涉足的土地，基本没有人用乐谱，每个乐手都用耳朵和心来创造旋律。照着乐谱弹了十几个年头的我，硬是生生练出了“不靠谱”的技能。
内蒙的杭盖乐队、丹麥的民谣乐队、法国的摇滚乐队……“不靠谱”的年月里，我扛着体积比我还大的古筝走世界，和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玩”在一起。流汗流泪都抵不过心中的欣慰——终于，每一尾旋律，都源于自己心里。把传统文化放在心上，却不拿它禁锢自己的脚步，挫折都变成了收获。
李晓林：中式审美的普及教育，才能有精神归乡的环境。我们现在的生活走得太快，快到有的乡土民俗上的东西开始断层，快到在你还无法分辨它的存在是否应该留存就已经被时代遗弃了。城镇化的速度之快，甚至丝毫没有“文化归乡”的机会。这是好事，经济发展，通信发展，但对于文化或者民俗的角度讲，有些东西就很是可惜。绘麟社一直在整理记录各种民间的风俗性的事件，如器物、吃食。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这种做法或行为是不是一种徒劳，但这种记录的过程会让我们有一种温暖又踏实的感觉，像脚扎扎实实地踏在温暖的土地上的安全感，这安全感来自对这片生长的土地它的过去的自知。
逄飞：我在2000年12月21日张贴《招贤榜》：文化建设，我辈担当。自此开始一耽学堂工作。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信念。走得早，天还冷，夜未明，点一盏心灯，一个小小火苗。但那时可以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先在北京高校，从北大清华到其他院校，继而全国各大院校都有报名的，后来又在社会中发动中老年群体，许多人一起做公益、做义工，大家有激情，传习和体认，实践和推动。我因改造学术、改良文化、重建人文社会的初衷而投身青年文化公益事业，自己身体力行，首先做了一名义工，现在也还是一名义工。后来几年社会上也出现很多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和社会普及的热潮，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个阶段，属于民间自发，有“道德自救”的特质，我那时做的事情比较多，算是遵守了一开始给博士硕士义工们提出的“做事第一，静默为主”的原则。
大的挫折没有过，其实是比较顺畅和愉快的，甚至经常是满怀着喜悦和兴奋，还有一种悄悄地一个人走进历史深处的哲学家一样的幸福感，自认发现了一些也许是不值一提的“隐藏着的中国文化社会前行的历史与逻辑的秘密”，还有许多人和事，简直是一本无字的书。
《中华儿女》：关于未来，你们有怎样的规划？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之路上，你们可曾有过可以学习的榜样？你们现在也正在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关于如何更好地行走在传统文化的大道上，你们有什么建议？
桑卡：近几年，我和一个丹麦传统民谣乐队合作演出了百余场音乐会，还一起出了专辑。在丹麦，我们除了在常规的音乐厅和剧场，还在学校甚至是幼儿园为孩子们演出。丹麦传统民谣和中国传统乐器的融合，让包括孩子在内的观众们对他们心中“遥远神秘”的中国的音乐产生了亲近感。难以形容当看到不同肤色、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音乐里沟通无碍时，孩子们脸上挂着的那种惊奇和快乐。
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音乐就是文化的窗户。我总是看着丹麦的小朋友，心里暗暗想着如何能打开一扇窗，让音乐也走进中国的校园，让这样的表情也出现在中国孩子们的脸上？我想也许文化传承的使命就是先“走出去”，再“带回来”。关于榜样和建议，我想“不依赖榜样”算是一个建议吧。传承和创新聊了这么多，跟着榜样的影子久了，容易找不到自己的路。
没有一种文化能独立存在，传统文化里的音乐需要一边“传承”一边“创新”，在这其中，人需要一颗包容又勇敢的心。除了海纳百川，还要关照自我，从个人视角出发，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
李晓林：未来绘麟社还是会继续寻找中国传统民俗的主题去进行绘制和记录。我个人一直很崇敬黄永松老师，他创办的《汉声》系统且完整地记录了许多潜藏于偏僻村野、宛如“活化石”般的民俗文化。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关于文化复兴的视野，往下扎根，把中国文化变成床边故事，将其投入儿童书籍，并以年画、剪纸、刺绣等传统中国民间美术风格展现。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中式审美的普及教育”，只有这样，只有大众认为它是美的，是好的，它才会有更坚实的存在基础。这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学习的地方。
逄飞：中华文化复兴刚刚开始，中国真正的社会建设也是刚刚开始，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从2012或2014年算起），政府、社会、民间将形成合力，以更加自觉的方式推进传承和转化工作。我现在关注基层社群公益实践、社区社会组织发育和大量的新教育实践；2002年我提出“学堂书院遍天下”，这也是我的理想，我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开展古典哲学教学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地方。
我今年45岁了，大女儿小学三年级，最近在考虑要不要办学，让孩子少些作业，多接触些大自然，多一些玩耍的时间和阅读的自由。我相信，中国人有理由最先成为世界公民，丰厚的土壤已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精神的加工厂。如果你幸而保持清醒、真诚和谦逊自知的美德，那么你的心智足以与某一位圣哲对话了。
如果说有一位榜样，孔夫子是我前行路上的榜样。将来的时代，是义工的时代；想起两句俗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为善，善与人同”，与各位青年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