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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研究生第一年的第二學期刚开学。杨廷福教授对我们说:日本学者冈野诚将会和我们一起上课。
此时的冈野诚已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说到他来华留学的因缘,不能不提及杨先生的故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是要与一切旧传统彻底决裂。法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无需继承以往的传统。因此,中国法制史领域早就荒无人烟。“文革”结束后,学术界也开始拨乱反正。杨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律研究的论文。也许当时没有人知道,杨先生的这些论文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在不到八平方米的斗室里写成的。房间里放不下一张书桌,只能在夜深人静、全家人熟睡之后,坐在床边,腿上放一块洗衣板,一笔一画地写了这些论文。当时亲友们大惑不解:杨先生既已沦为政治贱民,没可能发表任何文字,为什么还要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呢?杨先生后来对我说:“学问是我安身立命之地。即使明知不能发表,哪怕藏之名山,也不能放弃。否则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杨先生在唐律研究方面冒起,一时名动中外学术界,成为出席罗马国际法律史会议的惟一中国代表,冈野诚正是因此慕名而来。
冈野先生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他的谦虚和礼貌。经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洗礼,我们这一代人早把礼节当成了“封资修”的糟粕而抛弃。冈野夫妇特别彬彬有礼,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有时候,托我们办点小事,也总要再三道谢,一鞠躬跟着一鞠躬,还会从冰箱里取出可口可乐招待我们。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算得上奢侈品,只有专供外宾的宾馆和友谊商店才能买到,我第一次喝到的可口可乐就是从冈野夫人手中接过来的。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这套礼节,最初很别扭,觉得有点做作。时间一久,反倒欣赏起来。礼仪不正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吗?“礼义廉耻”不正是我们老祖宗倡导的吗?到了今天反而要日本人来教我们礼仪,不正应了孔老夫子那句话“礼失求诸野”吗?
我们的交往逐渐转向学术方面。他在1978年就已经发表了论文《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法制文献》,在运用敦煌文书资料研究唐律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日本敦煌学权威池田温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书收集了许多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古代户籍、籍帐及社会经济文书,且都经过仔细校录。当时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年轻气盛的我很想在敦煌学上下点功夫,搞出点名堂。从学校图书馆找到这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发现还从来没有人借阅过。于是我就开始精心研究书内的一份份籍帐文书。遇到日文注释,大部分都是靠估靠猜。有些意思实在猜不懂,就常跑去请教冈野诚。从那时起,我花了两年时间用这批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唐代家庭形态研究》。论文后来分成若干篇章公开发表。二十多年后,全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教授在总结“文革”后唐史研究成果时称:唐代家庭史“真正的研究起于80年代。魏承思是较早研究唐代家庭的学者。其发表的《唐代家庭结构初探——兼论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变动规律》等3篇文章可以说是新时期唐代家庭研究的奠基之作”。
一年后,冈野诚就回国去了。他离开不久,杨先生就突然因病去世。我写信将这个噩耗告诉他。此时,冈野诚正在英国作学术访问。辗转收到这封信后,冈野先生马上回信,悲痛之情跃然纸上。20年后,他还特地写了一篇回忆杨廷福的文章。
我和冈野诚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1989年的那场风波。此后我仍一直关注着他的研究工作。如今冈野诚在日本已是中国法制史、唐史和敦煌学研究权威了。有时候,想到自己如果能像这位日本老同学那样,年复一年地坐在冷板凳上,或许更适合我的性情。
此时的冈野诚已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说到他来华留学的因缘,不能不提及杨先生的故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是要与一切旧传统彻底决裂。法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无需继承以往的传统。因此,中国法制史领域早就荒无人烟。“文革”结束后,学术界也开始拨乱反正。杨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律研究的论文。也许当时没有人知道,杨先生的这些论文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在不到八平方米的斗室里写成的。房间里放不下一张书桌,只能在夜深人静、全家人熟睡之后,坐在床边,腿上放一块洗衣板,一笔一画地写了这些论文。当时亲友们大惑不解:杨先生既已沦为政治贱民,没可能发表任何文字,为什么还要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呢?杨先生后来对我说:“学问是我安身立命之地。即使明知不能发表,哪怕藏之名山,也不能放弃。否则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杨先生在唐律研究方面冒起,一时名动中外学术界,成为出席罗马国际法律史会议的惟一中国代表,冈野诚正是因此慕名而来。
冈野先生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他的谦虚和礼貌。经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洗礼,我们这一代人早把礼节当成了“封资修”的糟粕而抛弃。冈野夫妇特别彬彬有礼,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有时候,托我们办点小事,也总要再三道谢,一鞠躬跟着一鞠躬,还会从冰箱里取出可口可乐招待我们。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算得上奢侈品,只有专供外宾的宾馆和友谊商店才能买到,我第一次喝到的可口可乐就是从冈野夫人手中接过来的。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这套礼节,最初很别扭,觉得有点做作。时间一久,反倒欣赏起来。礼仪不正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吗?“礼义廉耻”不正是我们老祖宗倡导的吗?到了今天反而要日本人来教我们礼仪,不正应了孔老夫子那句话“礼失求诸野”吗?
我们的交往逐渐转向学术方面。他在1978年就已经发表了论文《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法制文献》,在运用敦煌文书资料研究唐律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日本敦煌学权威池田温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书收集了许多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古代户籍、籍帐及社会经济文书,且都经过仔细校录。当时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年轻气盛的我很想在敦煌学上下点功夫,搞出点名堂。从学校图书馆找到这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发现还从来没有人借阅过。于是我就开始精心研究书内的一份份籍帐文书。遇到日文注释,大部分都是靠估靠猜。有些意思实在猜不懂,就常跑去请教冈野诚。从那时起,我花了两年时间用这批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唐代家庭形态研究》。论文后来分成若干篇章公开发表。二十多年后,全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教授在总结“文革”后唐史研究成果时称:唐代家庭史“真正的研究起于80年代。魏承思是较早研究唐代家庭的学者。其发表的《唐代家庭结构初探——兼论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变动规律》等3篇文章可以说是新时期唐代家庭研究的奠基之作”。
一年后,冈野诚就回国去了。他离开不久,杨先生就突然因病去世。我写信将这个噩耗告诉他。此时,冈野诚正在英国作学术访问。辗转收到这封信后,冈野先生马上回信,悲痛之情跃然纸上。20年后,他还特地写了一篇回忆杨廷福的文章。
我和冈野诚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1989年的那场风波。此后我仍一直关注着他的研究工作。如今冈野诚在日本已是中国法制史、唐史和敦煌学研究权威了。有时候,想到自己如果能像这位日本老同学那样,年复一年地坐在冷板凳上,或许更适合我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