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研究生第一年的第二學期刚开学。杨廷福教授对我们说：日本学者冈野诚将会和我们一起上课。
　　此时的冈野诚已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说到他来华留学的因缘，不能不提及杨先生的故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是要与一切旧传统彻底决裂。法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无需继承以往的传统。因此，中国法制史领域早就荒无人烟。“文革”结束后，学术界也开始拨乱反正。杨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律研究的论文。也许当时没有人知道，杨先生的这些论文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在不到八平方米的斗室里写成的。房间里放不下一张书桌，只能在夜深人静、全家人熟睡之后，坐在床边，腿上放一块洗衣板，一笔一画地写了这些论文。当时亲友们大惑不解：杨先生既已沦为政治贱民，没可能发表任何文字，为什么还要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呢？杨先生后来对我说：“学问是我安身立命之地。即使明知不能发表，哪怕藏之名山，也不能放弃。否则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杨先生在唐律研究方面冒起，一时名动中外学术界，成为出席罗马国际法律史会议的惟一中国代表，冈野诚正是因此慕名而来。
　　冈野先生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他的谦虚和礼貌。经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洗礼，我们这一代人早把礼节当成了“封资修”的糟粕而抛弃。冈野夫妇特别彬彬有礼，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有时候，托我们办点小事，也总要再三道谢，一鞠躬跟着一鞠躬，还会从冰箱里取出可口可乐招待我们。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算得上奢侈品，只有专供外宾的宾馆和友谊商店才能买到，我第一次喝到的可口可乐就是从冈野夫人手中接过来的。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这套礼节，最初很别扭，觉得有点做作。时间一久，反倒欣赏起来。礼仪不正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吗？“礼义廉耻”不正是我们老祖宗倡导的吗？到了今天反而要日本人来教我们礼仪，不正应了孔老夫子那句话“礼失求诸野”吗？
　　我们的交往逐渐转向学术方面。他在1978年就已经发表了论文《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法制文献》，在运用敦煌文书资料研究唐律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日本敦煌学权威池田温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书收集了许多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古代户籍、籍帐及社会经济文书，且都经过仔细校录。当时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年轻气盛的我很想在敦煌学上下点功夫，搞出点名堂。从学校图书馆找到这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发现还从来没有人借阅过。于是我就开始精心研究书内的一份份籍帐文书。遇到日文注释，大部分都是靠估靠猜。有些意思实在猜不懂，就常跑去请教冈野诚。从那时起，我花了两年时间用这批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唐代家庭形态研究》。论文后来分成若干篇章公开发表。二十多年后，全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教授在总结“文革”后唐史研究成果时称：唐代家庭史“真正的研究起于80年代。魏承思是较早研究唐代家庭的学者。其发表的《唐代家庭结构初探——兼论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变动规律》等3篇文章可以说是新时期唐代家庭研究的奠基之作”。
　　一年后，冈野诚就回国去了。他离开不久，杨先生就突然因病去世。我写信将这个噩耗告诉他。此时，冈野诚正在英国作学术访问。辗转收到这封信后，冈野先生马上回信，悲痛之情跃然纸上。20年后，他还特地写了一篇回忆杨廷福的文章。
　　我和冈野诚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1989年的那场风波。此后我仍一直关注着他的研究工作。如今冈野诚在日本已是中国法制史、唐史和敦煌学研究权威了。有时候，想到自己如果能像这位日本老同学那样，年复一年地坐在冷板凳上，或许更适合我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