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一直是中外史家们反复研究和玩味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究其原因，不外乎它是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未来走向的直接参照。从中国国内历史进程而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沿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积弱积贫，固弊山积，百孔千疮，病入膏肓，曾经引领全球文明风骚的东方封建社会不思进取，即将寿终正寝。就世界史视角来看。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资源和财富使其盆满钵盈，其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早已傲视全球，岂容泱泱中华置身世外而安枕无忧。地大物博的中国遂成为近代晚期西方列强最后集体抢掠瓜分的一只羔羊。这便是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自观”（Self-Identifica—tion）和“他观”（Other-Identification），这两种史观类似于人类学、社会学里常说的“主位”（emic-approach）和“客位”（etic-approach）的研究立场。
　　史学的研究，无外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或三大纬度。环顾全球史学界，宏观角度的中国史研究，当推美国著名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他参与主持完成的16卷本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China）堪称代表。同样具有全球史观研究中国的，还有旅美华裔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1918-2000），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都是将中国断代史置身于同时期的全球史视角下考察研究后的代表性成果。费先生及其《剑桥中国史》学者群和黄仁宇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史研究，被学术界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研究，这种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认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其他大多数史家的中国史研究，都不外乎中观与微观两大纬度。
　　晚清的云南，是中外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领域。其个中原因，除了“近代”时期整个中国所具有的所有共性外，还因云南所处的独特历史地理和人文区位。云南虽地处西南一隅，素称化外，但在中国大历史进程的内政外交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边疆、多民族和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边缘”与“前沿”三大特性，决定着它在中国内政外交中无法取代的举足轻重地位。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蜂拥入滇，在云南各民族中传教活动频繁，以致教案频发，外交纠纷不断。更有甚者，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连接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区位，竟引得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竞相角力，分别从缅甸、越南对云南的环伺、垂涎、觊觎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时刻牵动着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直至宣统五朝的内政外交，留下无数动魄惊心的历史事件。
　　在晚清云南边境发生的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咸丰六年（公元1856）爆发到同治十一年（公元1873）失败的云南回民反清大起义，尤其是滇西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民为主联合汉、彝、白等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而建立的大理革命政权。就是一件最为国内外史家高度关注的大事。这场起义及其大理政权同时兼具反帝、反封建和反民族压迫的三重鲜明属性。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影响之大。完全超出了西南边陲一隅的云南。超出了该事件及其政权实际控制的时间与空间范畴。成为中外史家开展云南近代史研究时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重要历史事件。从全国角度来看，它是除太平天国南京政权外唯一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晚清时期中国各民族反帝反封建反民族压迫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从云南的历史进程而言，它揭开了云南近代史的序幕。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云南毗邻英法殖民地缅甸、安南（越南）的前哨地位，决定了杜文秀大理政权肩负着“反帝”的必然使命。使其具有了东方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共同特性。必然进入全球近代史的宏观视野。当时英法殖民官员、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们对它进行的大量记述与报道。以及居心叵测的英国殖民官员与旅缅无耻商人刘道衡欺世盗名联合演绎的“使英”拙劣闹剧，就是最好的证明。“反封建”的选择使其与太平天国革命一道融汇到中国近代史演进的中观视野。而“反民族压迫”的起因使其成为我们观察清廷民族政策实质以及云南历史进程中民族关系演变鲜活的微观个案。因此，这场大起义及其革命政权，必然同时进入了中外史学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视野。上世纪60年代缅甸一位名叫唐博士（Dr.Thaung）的学者曾经撰写过一篇题目为《云南潘泰人的插曲：一项通过缅甸万花筒般的兴衰研究》的文章，或许就是看到了这场起义及其大理政权所具有的这三重属性。但遗憾的是，纵观迄今为止国内外史学界的杜文秀起义研究成果。无论是其史料的抢救汇集、考证甄别，还是对其起因、经过、影响、政权性质、军政方针、对外关系、民族关系、重要人物等的研究。大多属于中观和微观的研究，而大视野、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宏观研究之作，尚不多见。
　　在本人的史学跬步中。清末云南回民反清起义一直是自己钟爱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曾有长期而系统的跟踪，史料熟稔，观点把握，也曾有译著发表。壬辰年盛夏之季，余之学术好友——回族学者马诚先生新著《晚清云南剧变：杜文秀起义与大理政权的兴亡（公元1856-1873）》脱稿，寄来电子版征询愚见。当时读之，顿觉眼前豁然一亮。何也？该书终于将杜文秀起义与大理政权的兴衰。置诸于“近代中国”与“近代世界”的两大宏观视角下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通览全书。个人以为可以作这样的基本评价：取材宽泛，审慎严谨，立论公允，学术规范，体例完备。特别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能够独辟蹊径。是该领域里一部难得的创新力作。因时间关系，也因读者自有见仁见智的公断。笔者不拟差强人意。在此过多展开对其结构、观点和史料运用等的诸多亮点逐一点评，但是我坚信一点：本书在研究方法和切入视角的创新方面，与美国宾州大学历史系年轻学者龙戴维博士（Dr.David G.Atwill）新著《中国的苏丹政权一伊斯兰教、族性与中国西南的回民起义（公元1856-1873）》（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China<1856-187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不相伯仲。已经具有前述“大历史观”的鲜明特点。因为杜文秀起义及其大理革命政权的兴衰这一命题。本身只是中国和云南近代史研究中的“个案”（A Case Study），但本书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宏观视角进行考察。却让人品读出了独特的韵味，这就是笔者感到欣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