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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的经济舞台上，粤商和浙商是引人注目的两大商帮。它们交流融合，共谋发展，是对手，是朋友，是兄弟。近年来，浙江民企锐意创新所产生的冲击波，对粤商的启示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在世界近代文明发展史上，很难找到浙江这样的工业化模式。在我国许多地区，政府以对外资的倾斜和依赖，筹集工业化的原始资金，或多或少地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浙江则主要依靠农民“内源式”发展动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后发展地区——包括沿海发达省份中的贫困地区借鉴。
“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浙江地处东部沿海，人多地少、山多田少，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标在全国位居倒数第七。“文革”前因地处战略前线而不属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但浙江人受古代“永嘉学派”的“农商皆本”、“功利与仁义并存”以及近代的“减税振商、集股振工、薄赋振农”“三业并论”等地域历史文化的长期熏陶，重农而不轻商，重本而不抑末，形成了“兼事工商”的特殊民风，形成了浙商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他们“重手艺、重家族、重内功”，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浙江民营企业家不像许多“带有农民习气的商人”，令人缺乏亲近感，而更多表现为“会经商的农民”的朴实特点：吃苦耐劳、不尚奢华，精明仔细。为了赚钱，不畏艰难险阻，不怕走南闯北，在世界各个角落，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浙江村”。这些人文特征折射到企业和地域经济发展中，常常呈现出坚毅、务实、百折不挠的经营风格。
浙江不拥有中央赋予的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但浙江人不怨天尤人。在许多省、区还在等待观望时，浙江民企悄然崛起。温州民营经济从“专门制造劣质皮鞋”的一片怀疑、非难声中，不断改善市场形象，最终站稳了脚跟，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经营风格。
有学者认为，浙江地方政府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其实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干预、不插手、“默许包容”，在宏观领域则积极“引导扶持”、“保驾护航”。因此，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既是“逼出来的”，也是“创出来的”。创业精神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在民营企业的创业期，浙江也有自己的特点。浙江农民在致富欲望的驱使下,自发寻找一切发展机会，有的还远离家乡，外出赚取“第一桶金”，一带十、十带百，“百万浙人挺进中原”。有了积蓄并了解市场后，重返家乡创办实业，实现从打工者到老板、从推销员到商人、从贩卖产品到制造产品等一系列转变。形成“家家办项目，户户搞经营；家家融通资金，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的壮观局面。
民企创新的两大冲击波
浙江民营经济的创新大致有两大冲击波。
第一冲击波：产业组织的创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件下，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传统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雏形。以绍兴柯桥为例：20世纪80年代笔者考察时，完全是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一家最多拥有8台手工织机，在一艘小艇上用木叉挑起一件布样与岸上的客户谈判做交易。第二次考察时，柯桥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公司化改造，以现代化的信息中心为依托，瞄准国际市场进行大机器生产。到第三次考察，柯桥传统私营工业已经组建为股份制大公司上市了。
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民营企业得到了正名，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的轨道。单元化的资本结构开始走向多元化；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大量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并形成上百个以专业化分工为主线的民营企业集团；在企业的经营模式上，逐渐摆脱传统的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小商品发展模式，走上了品牌化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普通提高了素质，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
第二冲击波：依托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浙江民营经济在长期的高位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如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抑凸现，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等等。同时，越来越明显的资源瓶颈、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狭小的利润空间，使越来越多的个体私营业主认识到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之路已不能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自觉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其主要做法，一是加快技术改造，加速产业升级。二是追加投入，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型产业。广大私营企业主，特别是在上一轮市场竞争中取得较好业绩的私营企业有较强的机遇意识，例如纺织大县绍兴及时打响了结构升级的“攻坚战”，一手抓纺织业升级，一手抓非纺业拓展，计划通过5年时间调整，实现非纺业与纺织业“对半开”的局面。“浙江玻璃”已经研制成功世界上最薄的0. 6毫米玻璃，利润提高几十倍。湖州德马物流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大学先进制造研究所正在合作开发RFID技术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的应用，一旦成功，将推动物流业的革命。三是当机立断，“腾笼换鸟”。一些新兴行业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新宠，除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外，现代服务业，如电子服务、物流配送、医院管理、聋哑发声、非学历教育培训、连锁经营等行业发展很快。还有的私营企业主动做好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进行“二次创业”，如在化纤行业里拼搏了近20个年头的赐富集团毅然退出织造业，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薄膜作为主攻目标，引进投资18亿元的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工艺最领先、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的“欧亚薄膜”项目，完成了一次产业大转型。
行业协会应运而生
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解决工业化初期必然出现的小企业、大市场，小企业、大生产的矛盾，完全由企业自发组建的行业商会在浙江温州应运而生。浙江各级政府对民办行业协会、商会采取了扶持、培育的积极政策。行业协会、商会实行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理会务的组织原则，通过不断“再生”“复进”的自组织过程，有的商会促进了相关企业组建规模化的股份制公司，有的则发挥着组织协调行业生产经营的作用。政府也利用商会的桥梁作用，引导组织社会生产，对抑制企业法人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面对世界倾销与反倾销诉讼的严峻形势，行业协会、商会成为反倾销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成为应对贸易纠纷的重要民间力量。不久前，浙江宁波市和温州市的打火机行业协会配合国家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组成代表团，经过前期大量的工作，使得欧盟委员会暂时搁置了关于打火机设置安全装置法案的实施，成功保护了我国打火机厂商的利益，这是我国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非常成功的案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政府转变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化管理模式的需要，是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减少商业犯罪、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
目前，全国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方兴未艾。学习和借鉴浙商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自组织能力，对于促进个体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推动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在世界近代文明发展史上，很难找到浙江这样的工业化模式。在我国许多地区，政府以对外资的倾斜和依赖，筹集工业化的原始资金，或多或少地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浙江则主要依靠农民“内源式”发展动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后发展地区——包括沿海发达省份中的贫困地区借鉴。
“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浙江地处东部沿海，人多地少、山多田少，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标在全国位居倒数第七。“文革”前因地处战略前线而不属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但浙江人受古代“永嘉学派”的“农商皆本”、“功利与仁义并存”以及近代的“减税振商、集股振工、薄赋振农”“三业并论”等地域历史文化的长期熏陶，重农而不轻商，重本而不抑末，形成了“兼事工商”的特殊民风，形成了浙商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他们“重手艺、重家族、重内功”，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浙江民营企业家不像许多“带有农民习气的商人”，令人缺乏亲近感，而更多表现为“会经商的农民”的朴实特点：吃苦耐劳、不尚奢华，精明仔细。为了赚钱，不畏艰难险阻，不怕走南闯北，在世界各个角落，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浙江村”。这些人文特征折射到企业和地域经济发展中，常常呈现出坚毅、务实、百折不挠的经营风格。
浙江不拥有中央赋予的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但浙江人不怨天尤人。在许多省、区还在等待观望时，浙江民企悄然崛起。温州民营经济从“专门制造劣质皮鞋”的一片怀疑、非难声中，不断改善市场形象，最终站稳了脚跟，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经营风格。
有学者认为，浙江地方政府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其实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干预、不插手、“默许包容”，在宏观领域则积极“引导扶持”、“保驾护航”。因此，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既是“逼出来的”，也是“创出来的”。创业精神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在民营企业的创业期，浙江也有自己的特点。浙江农民在致富欲望的驱使下,自发寻找一切发展机会，有的还远离家乡，外出赚取“第一桶金”，一带十、十带百，“百万浙人挺进中原”。有了积蓄并了解市场后，重返家乡创办实业，实现从打工者到老板、从推销员到商人、从贩卖产品到制造产品等一系列转变。形成“家家办项目，户户搞经营；家家融通资金，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的壮观局面。
民企创新的两大冲击波
浙江民营经济的创新大致有两大冲击波。
第一冲击波：产业组织的创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件下，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传统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雏形。以绍兴柯桥为例：20世纪80年代笔者考察时，完全是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一家最多拥有8台手工织机，在一艘小艇上用木叉挑起一件布样与岸上的客户谈判做交易。第二次考察时，柯桥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公司化改造，以现代化的信息中心为依托，瞄准国际市场进行大机器生产。到第三次考察，柯桥传统私营工业已经组建为股份制大公司上市了。
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民营企业得到了正名，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的轨道。单元化的资本结构开始走向多元化；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大量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并形成上百个以专业化分工为主线的民营企业集团；在企业的经营模式上，逐渐摆脱传统的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小商品发展模式，走上了品牌化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普通提高了素质，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
第二冲击波：依托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浙江民营经济在长期的高位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如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抑凸现，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等等。同时，越来越明显的资源瓶颈、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狭小的利润空间，使越来越多的个体私营业主认识到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之路已不能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自觉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其主要做法，一是加快技术改造，加速产业升级。二是追加投入，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型产业。广大私营企业主，特别是在上一轮市场竞争中取得较好业绩的私营企业有较强的机遇意识，例如纺织大县绍兴及时打响了结构升级的“攻坚战”，一手抓纺织业升级，一手抓非纺业拓展，计划通过5年时间调整，实现非纺业与纺织业“对半开”的局面。“浙江玻璃”已经研制成功世界上最薄的0. 6毫米玻璃，利润提高几十倍。湖州德马物流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大学先进制造研究所正在合作开发RFID技术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的应用，一旦成功，将推动物流业的革命。三是当机立断，“腾笼换鸟”。一些新兴行业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新宠，除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外，现代服务业，如电子服务、物流配送、医院管理、聋哑发声、非学历教育培训、连锁经营等行业发展很快。还有的私营企业主动做好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进行“二次创业”，如在化纤行业里拼搏了近20个年头的赐富集团毅然退出织造业，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薄膜作为主攻目标，引进投资18亿元的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工艺最领先、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的“欧亚薄膜”项目，完成了一次产业大转型。
行业协会应运而生
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解决工业化初期必然出现的小企业、大市场，小企业、大生产的矛盾，完全由企业自发组建的行业商会在浙江温州应运而生。浙江各级政府对民办行业协会、商会采取了扶持、培育的积极政策。行业协会、商会实行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理会务的组织原则，通过不断“再生”“复进”的自组织过程，有的商会促进了相关企业组建规模化的股份制公司，有的则发挥着组织协调行业生产经营的作用。政府也利用商会的桥梁作用，引导组织社会生产，对抑制企业法人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面对世界倾销与反倾销诉讼的严峻形势，行业协会、商会成为反倾销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成为应对贸易纠纷的重要民间力量。不久前，浙江宁波市和温州市的打火机行业协会配合国家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组成代表团，经过前期大量的工作，使得欧盟委员会暂时搁置了关于打火机设置安全装置法案的实施，成功保护了我国打火机厂商的利益，这是我国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非常成功的案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政府转变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化管理模式的需要，是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减少商业犯罪、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
目前，全国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方兴未艾。学习和借鉴浙商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自组织能力，对于促进个体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推动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