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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辈子都在和我们分离。
他在大跃进期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时被同屋感染上了肺结核，虽然抢救及时，但左肺功能基本丧失。工作和身体的双重原因让他和我们分离了整整25年：1957年至1982年，父亲在湖南休养住院，逢春节才回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梧州艰难生活，独自一人撑起养家重任。
我对父亲是疏离的，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他带回的鸡蛋。每次从湖南回家，他的行李包里永远藏着两纸箱鸡蛋，里面填满了谷壳以防止蛋被摔坏。他小心翼翼地把煮好的鸡蛋递到我面前，我却总是羞涩地躲到母亲围裙后。因为见他的次数太少，我对父亲的陌生感远远大于了对鸡蛋的渴望。
现在想来，承载父亲深情的何止是那两箱鸡蛋。作为一个病人，他每回一次家都需要从衡阳坐火车到广州，再转两次船到梧州苍梧，要经历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但他每次回来都是笑呵呵的，从不说一个累字。他知道，这是一个男人对家庭最基本的责任。
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终于团聚在一起，但父子间的分离却比此前更甚。我考上外地的大学，独自一人去他乡求学，没有相处的时间，我对父亲的印象依然陌生。直至毕业、工作，两个独立的男人间似乎只有淡如水的亲情。
这种“淡如水”的交集，一直持续到他生前最后几年。1998年底，退休后的父母从梧州老家搬到南宁与我同住。只是相聚不到半年，父亲就因为老毛病住进了医院。
他的生命快结束，这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理由。那段相伴的经历，让我萌生了为父亲写诗的念头。
白色的病床上，他瘦弱的身体发出艰难的呼吸声。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察我的父亲：不过60多岁，头发却几乎全白；两眼凹陷得很深，瘦削的脸上满是疲惫，时不时地发出艰难的咳嗽声。
母亲告诉我，这一次，父亲恐怕挺不过了。
这是陪伴他的最后机会了，我告诉自己。“最后”两个字，一下就冲走了几十年的陌生隔阂，把血脉亲情变得热气腾腾又哀伤。一到周末，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医院看他，带着一些水果或者家里做好的汤。我和父亲都不擅长找话题，常常在几句例常对话后便遭遇沉默，气氛实在尴尬时，我就拿出随身带的书逃避。而父亲，也不由自主地戴上老花镜，翻阅床头的书籍。
每到这一刻，我总忍不住想：终究父子天性，自己身上这点书生气多半是遗传父亲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如此默契。
即便相对无言，这也是难得的全家相聚时光。病房里父亲母亲和我难得地坐在了一起，感恩的光线洒在地上。三个人，像三块无形的磁铁，搭建出家的磁场。
遇到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们就推着轮椅带着他去医院的花园散散步。在室外，我们会放松一些，父亲会主动问及我的工作，建筑师生涯总是伴随加班熬夜，为设计方案绞尽脑汁。每逢此时，他总以过来人的口吻教導我：“不要像我那样，累坏自己的身体。”但他显然以我的职业为傲，希望我能在这个挣钱的行当上专心干下去，“不要再半夜写诗了，现在谁还看那些啊，也挣不来钱。我是过够了苦日子，你可别再继续了。”
我知道，他并不是瞧不起诗人这份工作，只是希望我至少能在物质上无忧。
但我控制不住，不擅表达的人如果有太多情感要宣泄，文字永远是第一选择。我开始记录他在医院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经历；打算等诗文积攒到一定数量时，就为他集结出书，我连书名都想好了：《祝爸爸平安》。
但时间太紧迫，2001年6月，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那是他生命中最受罪的时光，因为无法排尿而全身浮肿，他的身体插满了管子，依靠氧气罩痛苦呼吸。
面对亲人的痛苦，我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病房里的那张硬木长椅变成我的临时住所，在他病危的日子里不分昼夜地守着。
在第三次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之后，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愈加消瘦了，攒足力气说出的话，都是劝我们别忙活：“人总是要走的，我走了，你们也不要伤心。”到最后，他已经说不出话，终日闭着眼。我必须脸碰脸地靠近，才能听见父亲靠机器维持着的浅浅呼吸。
11月23日下午，父亲安静地离开了。死亡是对生者的折磨，对病者的解脱。我按母亲的吩咐，将一枚银币放进他嘴里，帮他合上嘴，用棉花堵住他的耳朵和鼻孔，然后，为他擦身更衣……在告别仪式上，母亲几乎没掉一滴眼泪，只是躲在一旁，默不作声。
对于父亲，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他过世前将《祝爸爸平安》出版。他一走，诗歌的书写也被搁浅。只是怀念他时，会翻出这些诗，应母亲的要求，念给她听。
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有的回忆让人大笑，有的回忆让人啜泣。到后来，我不仅为母亲念诗，也开始像记录父亲那样，用诗歌描绘母亲的生活。
我的母亲其实非常胆小，但她早已把这个弱点一层层包裹进多舛的命运里。
我出生时，因为新生儿溶血病差点夭折，通过及时换血才抢救过来。但我的哥哥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溶血后遗症，他只活到1岁多。而我的弟弟也没有逃过劫难，原本我存活的先例给了他得救的希望，但在他即将出生的那年，正碰上广西“文革”非常厉害的武斗，梧州的医院都关门了。父亲要母亲带着还没出生的弟弟从梧州去南宁，但到达南宁后，现实给了母亲更大的打击：这里的医院没有换血的技术。
那是一幅怎样凄凉的画景。在最冷的冬天，母亲挺着那么大的肚子，从梧州坐一天一夜的船、转一天的货运列车，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南宁。去的时候满怀希望，回来的时候却两手空空，精神和肉体的打击可想而知。
两次丧子，母亲却没有被生活击倒。这个家的所有男人都需要她，父亲远在他乡，存活下来的儿子那么年幼，她曾感谢上天：“它给予了我健康的孩子。”
她如此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退休后，她以为终于可以和父亲团聚，可命运再次伤害了她。父亲弥留的最后时光，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总是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心神随父亲昏迷而远离。我常常要在她耳边大声呼唤三四遍，才能唤醒她。
看一眼，是一眼。这是她第三次送走生命里最爱的人。
母亲同样不擅表达感情。她日渐衰老，对儿子的依赖一天胜过一天。一次次的恸，让她把小小的胆子埋得更深，包得更厚，让我以为她天生就是那样坚强，乐观。
父亲走后，母亲的悲伤出人意料地短暂。“活着的人，总是得好好活着。”她反过来劝我。她的心思全放在子女身上，每天准时给我们做好饭菜，等我们回家；天冷了要我们注意穿衣，下雨出门前给我们备好雨具；会提醒我晚上不要熬夜，不要睡得太晚，工作不要太拼命，小心搞垮了身体……这些年，有时她看到我头上的白发，总是会伸手去摸一摸，然后免不了低声感叹。
我竟渐渐有些明白古人为何有三从之说，“夫死从子”，因为还有母亲的身份，她才能转移注意力，走出悲伤。
母亲能让自己过得很好，我想。
但她终究老了，在我放下心后。这么精明的老太太，一次跌倒后竟然左手骨折和腰部压缩性骨折。那之后她的身体不再硬朗，走路不便，出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她变得更加依赖我，见不到我时总会问东问西。我加班到深夜，她隔一会儿就一个电话；如果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她就叮嘱我安心驾驶。当我走到楼下，一眼就能看到家里客厅永远明亮的灯，像黑暗中善良的萤火虫。
偶尔，我看见她坐在屋里的藤椅上，一句话也不说。被她藏了几十年的软弱终于露出了头，一有意外和风吹草动，就会神经紧张。母亲那么热爱阳光，现在，她却喜欢一个人躲在黑暗里。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加班到很晚才到家，母亲还坐在那里，她一定要和我说说她的梦——我的确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好好和她说话了。“我最近老梦见你父亲，”她有些兴奋也有些担忧地问我：“你爸爸是不是要来接我走了？”
第二天，南宁迎来冬日的太阳，母亲要我陪她出去走走。外面的温度并不高，我让她加件衣服。她手脚不太麻利，慢腾腾地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毛衣，很艰难地举起双手，把毛衣套过头。因为关节炎和肌肉疼痛，两只手臂举起来时颤颤悠悠，显得特别笨重。
那一刻，我看到我的妈妈站在卧室的门口，身体里写着我不愿意承认的苍老。
他在大跃进期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时被同屋感染上了肺结核，虽然抢救及时，但左肺功能基本丧失。工作和身体的双重原因让他和我们分离了整整25年：1957年至1982年，父亲在湖南休养住院，逢春节才回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梧州艰难生活，独自一人撑起养家重任。
我对父亲是疏离的，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他带回的鸡蛋。每次从湖南回家，他的行李包里永远藏着两纸箱鸡蛋，里面填满了谷壳以防止蛋被摔坏。他小心翼翼地把煮好的鸡蛋递到我面前，我却总是羞涩地躲到母亲围裙后。因为见他的次数太少，我对父亲的陌生感远远大于了对鸡蛋的渴望。
现在想来，承载父亲深情的何止是那两箱鸡蛋。作为一个病人，他每回一次家都需要从衡阳坐火车到广州，再转两次船到梧州苍梧，要经历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但他每次回来都是笑呵呵的，从不说一个累字。他知道，这是一个男人对家庭最基本的责任。
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终于团聚在一起，但父子间的分离却比此前更甚。我考上外地的大学，独自一人去他乡求学，没有相处的时间，我对父亲的印象依然陌生。直至毕业、工作，两个独立的男人间似乎只有淡如水的亲情。
这种“淡如水”的交集，一直持续到他生前最后几年。1998年底，退休后的父母从梧州老家搬到南宁与我同住。只是相聚不到半年，父亲就因为老毛病住进了医院。
他的生命快结束，这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理由。那段相伴的经历，让我萌生了为父亲写诗的念头。
白色的病床上，他瘦弱的身体发出艰难的呼吸声。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察我的父亲：不过60多岁，头发却几乎全白；两眼凹陷得很深，瘦削的脸上满是疲惫，时不时地发出艰难的咳嗽声。
母亲告诉我，这一次，父亲恐怕挺不过了。
这是陪伴他的最后机会了，我告诉自己。“最后”两个字，一下就冲走了几十年的陌生隔阂，把血脉亲情变得热气腾腾又哀伤。一到周末，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医院看他，带着一些水果或者家里做好的汤。我和父亲都不擅长找话题，常常在几句例常对话后便遭遇沉默，气氛实在尴尬时，我就拿出随身带的书逃避。而父亲，也不由自主地戴上老花镜，翻阅床头的书籍。
每到这一刻，我总忍不住想：终究父子天性，自己身上这点书生气多半是遗传父亲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如此默契。
即便相对无言，这也是难得的全家相聚时光。病房里父亲母亲和我难得地坐在了一起，感恩的光线洒在地上。三个人，像三块无形的磁铁，搭建出家的磁场。
遇到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们就推着轮椅带着他去医院的花园散散步。在室外，我们会放松一些，父亲会主动问及我的工作，建筑师生涯总是伴随加班熬夜，为设计方案绞尽脑汁。每逢此时，他总以过来人的口吻教導我：“不要像我那样，累坏自己的身体。”但他显然以我的职业为傲，希望我能在这个挣钱的行当上专心干下去，“不要再半夜写诗了，现在谁还看那些啊，也挣不来钱。我是过够了苦日子，你可别再继续了。”
我知道，他并不是瞧不起诗人这份工作，只是希望我至少能在物质上无忧。
但我控制不住，不擅表达的人如果有太多情感要宣泄，文字永远是第一选择。我开始记录他在医院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经历；打算等诗文积攒到一定数量时，就为他集结出书，我连书名都想好了：《祝爸爸平安》。
但时间太紧迫，2001年6月，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那是他生命中最受罪的时光，因为无法排尿而全身浮肿，他的身体插满了管子，依靠氧气罩痛苦呼吸。
面对亲人的痛苦，我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病房里的那张硬木长椅变成我的临时住所，在他病危的日子里不分昼夜地守着。
在第三次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之后，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愈加消瘦了，攒足力气说出的话，都是劝我们别忙活：“人总是要走的，我走了，你们也不要伤心。”到最后，他已经说不出话，终日闭着眼。我必须脸碰脸地靠近，才能听见父亲靠机器维持着的浅浅呼吸。
11月23日下午，父亲安静地离开了。死亡是对生者的折磨，对病者的解脱。我按母亲的吩咐，将一枚银币放进他嘴里，帮他合上嘴，用棉花堵住他的耳朵和鼻孔，然后，为他擦身更衣……在告别仪式上，母亲几乎没掉一滴眼泪，只是躲在一旁，默不作声。
对于父亲，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他过世前将《祝爸爸平安》出版。他一走，诗歌的书写也被搁浅。只是怀念他时，会翻出这些诗，应母亲的要求，念给她听。
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有的回忆让人大笑，有的回忆让人啜泣。到后来，我不仅为母亲念诗，也开始像记录父亲那样，用诗歌描绘母亲的生活。
我的母亲其实非常胆小，但她早已把这个弱点一层层包裹进多舛的命运里。
我出生时，因为新生儿溶血病差点夭折，通过及时换血才抢救过来。但我的哥哥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溶血后遗症，他只活到1岁多。而我的弟弟也没有逃过劫难，原本我存活的先例给了他得救的希望，但在他即将出生的那年，正碰上广西“文革”非常厉害的武斗，梧州的医院都关门了。父亲要母亲带着还没出生的弟弟从梧州去南宁，但到达南宁后，现实给了母亲更大的打击：这里的医院没有换血的技术。
那是一幅怎样凄凉的画景。在最冷的冬天，母亲挺着那么大的肚子，从梧州坐一天一夜的船、转一天的货运列车，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南宁。去的时候满怀希望，回来的时候却两手空空，精神和肉体的打击可想而知。
两次丧子，母亲却没有被生活击倒。这个家的所有男人都需要她，父亲远在他乡，存活下来的儿子那么年幼，她曾感谢上天：“它给予了我健康的孩子。”
她如此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退休后，她以为终于可以和父亲团聚，可命运再次伤害了她。父亲弥留的最后时光，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总是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心神随父亲昏迷而远离。我常常要在她耳边大声呼唤三四遍，才能唤醒她。
看一眼，是一眼。这是她第三次送走生命里最爱的人。
母亲同样不擅表达感情。她日渐衰老，对儿子的依赖一天胜过一天。一次次的恸，让她把小小的胆子埋得更深，包得更厚，让我以为她天生就是那样坚强，乐观。
父亲走后，母亲的悲伤出人意料地短暂。“活着的人，总是得好好活着。”她反过来劝我。她的心思全放在子女身上，每天准时给我们做好饭菜，等我们回家；天冷了要我们注意穿衣，下雨出门前给我们备好雨具；会提醒我晚上不要熬夜，不要睡得太晚，工作不要太拼命，小心搞垮了身体……这些年，有时她看到我头上的白发，总是会伸手去摸一摸，然后免不了低声感叹。
我竟渐渐有些明白古人为何有三从之说，“夫死从子”，因为还有母亲的身份，她才能转移注意力，走出悲伤。
母亲能让自己过得很好，我想。
但她终究老了，在我放下心后。这么精明的老太太，一次跌倒后竟然左手骨折和腰部压缩性骨折。那之后她的身体不再硬朗，走路不便，出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她变得更加依赖我，见不到我时总会问东问西。我加班到深夜，她隔一会儿就一个电话；如果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她就叮嘱我安心驾驶。当我走到楼下，一眼就能看到家里客厅永远明亮的灯，像黑暗中善良的萤火虫。
偶尔，我看见她坐在屋里的藤椅上，一句话也不说。被她藏了几十年的软弱终于露出了头，一有意外和风吹草动，就会神经紧张。母亲那么热爱阳光，现在，她却喜欢一个人躲在黑暗里。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加班到很晚才到家，母亲还坐在那里，她一定要和我说说她的梦——我的确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好好和她说话了。“我最近老梦见你父亲，”她有些兴奋也有些担忧地问我：“你爸爸是不是要来接我走了？”
第二天，南宁迎来冬日的太阳，母亲要我陪她出去走走。外面的温度并不高，我让她加件衣服。她手脚不太麻利，慢腾腾地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毛衣，很艰难地举起双手，把毛衣套过头。因为关节炎和肌肉疼痛，两只手臂举起来时颤颤悠悠，显得特别笨重。
那一刻，我看到我的妈妈站在卧室的门口，身体里写着我不愿意承认的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