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诸多中等国家的大选之年。2月，非洲第一人口和经济大国尼日利亚举行大选，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带领“全体进步大会党”实现连任。3月，泰国和乌克兰先后举行了大选，前者的组阁结果还不确定，而后者上演了一场“演员的逆袭”。
　　进入4月以后，大选的“连任时刻”来了。4月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及右翼联盟获胜，赢得组阁权；4月17日，世界人口第四大国印度尼西亚迎来大选，总统佐科领导的斗争民主党取得胜利，锁定了下一个5年的执政权。
　　5月8日，南非迎来了解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的第六次大选，总统拉马福萨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赢得过半投票，将继续执政5年；10天之后的澳大利亚大选中，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总理莫里森领导下，也再次赢得胜利；而早在4月11日拉开帷幕、于5月19日结束的印度大选，则给了总理莫迪第二个5年任期。
　　在印度经济出现疲软、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案件、南非失业率高企、澳大利亚搞砸对华外交等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实权首脑为何能再次连任？对此产生困惑的，可能不止这些国家中失败的反对党，还有各国的政治观察家与学者们。当然，具体的连任原因可能因国而异，但此番“大选连任潮”的出现（乌克兰是个例外），却共同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民众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求变”相比，“求稳”可能是更多民众的普遍心态。

连任的类型与制度基础

　　在前现代国家，世袭制和终身制是通行的权力法则，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更替中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权力运行的稳定秩序。
　　然而，世袭制与终身制也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终身制容易产生权力集中、责任缺位、监督乏力等问题，一旦遇到“坏皇帝”问题，就可能给整个政治体系带来致命伤害；世袭制则容易导致没有底线的血腥残杀，“玄武门之变”中的兄弟相残、朱元璋死后朱棣武力夺权导致的叔侄相残，都是国人皆知的案例了。奥斯曼帝国甚至颁布过《杀害兄弟习惯法》，苏丹继位后可以杀害自己的兄弟，比如那位灭了拜占庭帝国的著名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继位后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就是派人将其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浴缸里。
　　与前现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立国基础是主权在民原则，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私人财产，而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的统治权，逐渐从君主个人手中转移到作为整体的全体国民手中。而在大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任期限制得以建立起来，以体现和保证权力的公共属性。任期制保证了政治权力的定期和平更替，同时也为政治问责提供了政治基础。道理很简单，干得不好就会被选下台。
　　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对任期制的规定不尽相同。就总统制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都对总统的任期有明确限制。美洲的总统制国家，大多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总统在干满一届之后，最多可连任一次。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甚至设想了中途继任总统的情形：这样的继位总统，如果替补上台的时段超过两年，则相当于干满一届，因而最多可连任一次；只有在替补上台的时段不超过两年时，才可以最多连任两次，即任期最长为10年。亚洲和非洲的不少国家，总统任期事实上不受限制，但也有少数国家（如韩国）规定总统不可连任，只能干一届。

南非的总统在产生方式上相当于议会制国家的总理；不同的是，南非的“总理”披上了总统制的“外壳”，因同时担任国家元首，做满两届完整任期后必须卸任。

　　而议会制国家的总理（首相）任期，通常与每届议会的任期一致，而不受届数的限制。这又分两种情况，实行议会共和制的国家（如德国和新加坡），一般对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有较明确的任期限制，而对掌握实权的政府首脑（总理）没有明确的任期限制。理论上，只要总理领导的政党能够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总理就可以一直连任，这样就可能出现“铁打的总理、流水的总统”的现象；而在实行议会君主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统而不治的君王往往是世袭和终身的，而掌握实权的政府首脑（首相）一般也没有明确的任期限制，只要首相领导的政党能够取得议会多数席位，首相就可以一直连任，逻辑与议会共和制国家类似。
　　以上述知识为基础，我们再来看前述的五个国家。其中，以色列、澳大利亚、印度是议会制国家，其总理连任几次并不稀奇（也有的连一届都做不满）。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此番组阁成功后，将开启自己的第五届任期；印度的莫迪5月30日开启第二任期；澳大利亚的莫里森，严格来说刚刚赢得属于自己的完整任期（莫里森2018年8月出任总理，其前任特恩布尔是在2015年接替阿博特担任总理的，次年7月赢得连任，前后在位将近3年）。印尼是总统制国家，总统有明确的任期限制，此次佐科将开启的是其第二任期，同时也是最后一届任期。
　　南非的情况比较特殊。表面看来南非属于总统制国家，因为总统同时是國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南非是披着总统制“外壳”的议会制国家。南非的总统并非是选民直选的，而是由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的领袖担任的；根据宪法的规定，南非总统的任期同样不超过两届。也就是说，南非的总统在产生方式上相当于议会制国家的总理；不同的是，南非的“总理”披上了总统制的“外壳”，因同时担任国家元首，做满两届完整任期后必须卸任。此番连任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2018年接替遭党内逼宫下台的祖马而成为总统。这次，拉马福萨经受了民意的考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首个完整任期。

选情及变化的对比分析

　　上述五个国家的领导人虽然都实现了连任，但赢的过程却并非同样轻松。从执政党相对于主要反对党的得票率（或议席数量）的领先优势来看，可以将它们分成两个阵营：“稳胜阵营”与“险胜阵营”。 　　印度和南非属于“稳胜阵营”，其现任执政党的得票率（或议席数量）远远超过最大反对党。本文截稿时的统计结果是，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获得55.8%的得票率（303席），而主要反对党印度国大党的得票率只有9.6%（52席）。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的得票率为57.51%（230席），主要反对党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仅为20.77%（84席）。
　　澳大利亚、以色列、印尼则属于“险胜阵营”。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虽然赢得了大选，但领先反对党的优势不如“稳胜阵营”国家的执政党那样明显。其中最出人意料的当属澳大利亚，选前所有的预测机构都预测反对党工党将胜出，而最后是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拿到了41.4%的得票率（78席），工党仅拿到33.9%的得票率（67席）。
　　以色列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获得26.46%的得票率（36席），主要反对党蓝白党紧随其后，获得了26.31%的得票率（35席）。若没有那些強势的右翼小党作为坚强的盟友和后盾，内塔尼亚胡可能笑不到最后。印尼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选战同样胶着，最后执政党阵营获得55.5%的选票，反对党阵营的得票率为44.5%，两者差距并不悬殊。
　　如果将这五国的本届大选分别与上届大选作一番比较，又会有新的发现。
　　首先，就执政党与主要反对党的力量对比来看，南非、印尼、澳大利亚三国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2014年，南非的非国大与民主联盟的得票率对比是62.15%对22.23%，今年的对比是57.51%对20.77%，非国大和民主联盟的得票率都有所下降，但两者的差距变化不大；2014年，佐科领导的斗争民主党与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运动党的得票率对比是53.15%对46.85%，今年是55.50%对44.50%，变化同样不明显；澳大利亚同样如此，相比2016年大选，虽然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工党的得票率都小幅缩水，但两党之间的得票率差距几乎没有变化，2016年两者的对比是42.04%对34.73%，今年是41.4%对33.9%。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获得55.8%的得票率（303席），而主要反对党印度国大党的得票率只有9.6%（52席）。

　　其次，印度的两大政党及其联盟之间的差距则有拉大的趋势。莫迪带领的印人党席位大幅增加，得票率高涨，而国大党则继续呈现衰退态势。除了大党之外，各国的小党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南非的极左翼政党—“经济自由斗士”在本次大选中增加19个议席，得票率上升近5个百分点。以色列的阿拉伯政党整合参与本次大选，并且实现了席位“零的突破”。

连任后的施政方向

　　实现连任的首脑们，很大程度上会延续上届任期的既定政策，但也多了一份将大胆政策付诸实施的底气。比如，莫迪和内塔尼亚胡都以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形象示人。莫迪承诺胜选后以强硬立场应对分离主义武装和克什米尔事务，印度可能加剧与“老对手”巴基斯坦的摩擦。内塔尼亚胡承诺胜选后将把以方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定居点划为以色列领土，此举将极大背离以色列目前执行的政策。
　　稳健派的佐科得以连任，则不但有利于印尼的稳定发展，同时也给中国吃了一颗定心丸。佐科的对手普拉博沃在大选中以“伊斯兰教捍卫者”自居，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限制外资、重新审查“一带一路”项目。而有房地产商背景的佐科5年前刚上台时，也曾祭出带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措施，近年来则对“一带一路”持欢迎态度，主张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因此，佐科的胜出对中国来说是某种利好。由于普拉博沃的选民基础主要是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选民，而佐科的选民基础主要是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乡村选民，同时考虑到首都雅加达是人口达1200万的大城市，佐科作出“迁都”的决定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南非作为南部非洲最强的国家，近年来国内问题丛生。拉马福萨作为有商人背景的总统，在接替祖马伊始强调反腐和提振经济，后来迫于“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声势，同意修宪以允许无偿征用白人土地的速度，加快向南非黑人重新分配土地。但在这次大选前夕，拉马福萨强调团结、远离种族主义，得到旅南华人群体的支持。至于澳大利亚，其对外政策带有强烈的政党标签色彩，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长期坚持巩固与英美国家的联盟，因而其对华政策往往具有跟风性质。随着华裔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少数族裔，澳对华政策会怎么变化，值得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