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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世半年前，青木昌彦曾造访中国。这位白发满布的老者会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了经济学术研讨还与清华学子互动。
“我对中国的关注是出于学术上的需要，是源自知识上的兴趣，希望能了解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与那些可以毫无保留地和我探讨共同关注的知识、思想，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相遇，也的确促成了我和他们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青木说。
对于青木而言，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早已成为常态。作为最早关注中国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其自传《我的履历书》中，多次提及了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人的名字，早年那些意气风发的才俊如今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舵手，与他们在一起青木昌彦早年则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
愤青“触电”
2008年6月，青木昌彦被推选为国际经济学会世界大会的主席，这一职位的历任名单中囊括了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思·阿罗、阿玛蒂亚·森等知名经济学家。有意思的是，青木昌彦年少之时正是受到了阿罗的影响从一个“愤青”转变为一名经济学信徒。
生于1933年的青木昌彦与大多数日本青年无异，在二战失利后，他非常排斥美国势力对日本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在东京大学求学时，青木昌彦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他的这种排斥有了出口，为此他多次参加抗议活动，并成为日本大学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
那时的青木昌彦颇具政坛新星的气质，他是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日本共产主义同盟是日本的新左派政党。
青木昌彦回忆，虽然曾参加抗议活动，但是在接触了西方的数理经济学后，他被以缜密的逻辑分析问题的方式所打动。他形容学术研究令他产生了“触电”的感觉。显然，之前的学生运动并未真正打动青木昌彦的内心。
东京大学研究生期间，青木昌彦接触到对未来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文章——由肯尼思·约瑟夫·阿罗与莱昂尼德·赫维茨合写的《资源分配中的计算与分权化》，他一下子被内容点醒了，这篇文章成为青木昌彦日后赴美深造的原始动力。
“投诚”美国
随着日本社会在战后的逐渐复苏，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在1970年以后四分五裂，日本的学生运动渐微弱化。
青木昌彦的极左思想逐渐消失殆尽。曾经的“敌人”——美国成了他心之向往的地方。青木昌彦日后更是感叹：求学美国令他与世界接轨。研究生时期结束后，青木昌彦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并且在1967年顺利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尤为重要——它除了可以给予你广泛的人脉关系，更可以激发创新性思维。在美国求学时期，数理经济学正在兴起，青木昌彦参加了一个由芝加哥大学教授组织的研讨班。这其中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校。
研讨班上青木昌彦认识了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青木昌彦认为，正是源于优秀的学术环境，才令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很早就开始探寻信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并为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
谏言中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西方经济学已久的青木昌彦又锁定了新目标。
但彼时如何来到中国仍令青木昌彦犯难，在父亲的建议下，青木拜托外祖父的朋友、外祖父公司的独立董事岡崎嘉平太帮忙，岡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担任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的代表，是中日交流的纽带。有了这层关系，青木昌彦的中国行顺利实现。
自此之后，青木昌彦与中国结缘。并且参与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当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青木昌彦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包括撰写论文、举办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向中国的经济改革建言，参与推动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研究和实践。
在青木昌彦的著作当中，《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内部人控制》一书影响甚大，这是世界银行的一项政策性研究，内容涵盖俄罗斯、原民主德国、中国等国，论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因国有企业民营化不够谨慎而导致经营者侵占国有资产，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危险性。
源于此书的影响力，青木昌彦参加了1994年知名的“京伦会议”。
青木昌彦回忆：“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试行方案，会上有人提议实施层级式管理体制，但我说这是计划经济式的设想，有可能导致效率极其低下。”
相较于始于上世纪后20年的改革，青木昌彦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进程有所缓慢。“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他说，同时也指出了现实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
青木昌彦认为用传统的“三驾马车”理论已经无法明晰解释中国经济中发展的问题，而应当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他认为2008-2012年中国的高速增长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过程。在这期间，人口红利的贡献是0.46%；劳动参与率降低带来的影响是-0.57%：这一负面要素主要是年轻人升学率上升导致的。
“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了约5倍的城市地区，这种就业转移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为库兹涅茨效应。最后，城市产业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贡献达到了5.46%。”
但是青木昌彦认为，这些因素将会像当年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逐渐消失。如此一来，人均GDP的增长就只能依赖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我对中国的关注是出于学术上的需要，是源自知识上的兴趣，希望能了解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与那些可以毫无保留地和我探讨共同关注的知识、思想，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相遇，也的确促成了我和他们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青木说。
对于青木而言，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早已成为常态。作为最早关注中国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其自传《我的履历书》中，多次提及了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人的名字，早年那些意气风发的才俊如今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舵手，与他们在一起青木昌彦早年则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
愤青“触电”
2008年6月，青木昌彦被推选为国际经济学会世界大会的主席，这一职位的历任名单中囊括了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思·阿罗、阿玛蒂亚·森等知名经济学家。有意思的是，青木昌彦年少之时正是受到了阿罗的影响从一个“愤青”转变为一名经济学信徒。
生于1933年的青木昌彦与大多数日本青年无异，在二战失利后，他非常排斥美国势力对日本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在东京大学求学时，青木昌彦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他的这种排斥有了出口，为此他多次参加抗议活动，并成为日本大学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
那时的青木昌彦颇具政坛新星的气质，他是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日本共产主义同盟是日本的新左派政党。
青木昌彦回忆，虽然曾参加抗议活动，但是在接触了西方的数理经济学后，他被以缜密的逻辑分析问题的方式所打动。他形容学术研究令他产生了“触电”的感觉。显然，之前的学生运动并未真正打动青木昌彦的内心。
东京大学研究生期间，青木昌彦接触到对未来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文章——由肯尼思·约瑟夫·阿罗与莱昂尼德·赫维茨合写的《资源分配中的计算与分权化》，他一下子被内容点醒了，这篇文章成为青木昌彦日后赴美深造的原始动力。
“投诚”美国
随着日本社会在战后的逐渐复苏，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在1970年以后四分五裂，日本的学生运动渐微弱化。
青木昌彦的极左思想逐渐消失殆尽。曾经的“敌人”——美国成了他心之向往的地方。青木昌彦日后更是感叹：求学美国令他与世界接轨。研究生时期结束后，青木昌彦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并且在1967年顺利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尤为重要——它除了可以给予你广泛的人脉关系，更可以激发创新性思维。在美国求学时期，数理经济学正在兴起，青木昌彦参加了一个由芝加哥大学教授组织的研讨班。这其中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校。
研讨班上青木昌彦认识了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青木昌彦认为，正是源于优秀的学术环境，才令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很早就开始探寻信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并为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
谏言中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西方经济学已久的青木昌彦又锁定了新目标。
但彼时如何来到中国仍令青木昌彦犯难，在父亲的建议下，青木拜托外祖父的朋友、外祖父公司的独立董事岡崎嘉平太帮忙，岡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担任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的代表，是中日交流的纽带。有了这层关系，青木昌彦的中国行顺利实现。
自此之后，青木昌彦与中国结缘。并且参与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当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青木昌彦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包括撰写论文、举办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向中国的经济改革建言，参与推动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研究和实践。
在青木昌彦的著作当中，《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内部人控制》一书影响甚大，这是世界银行的一项政策性研究，内容涵盖俄罗斯、原民主德国、中国等国，论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因国有企业民营化不够谨慎而导致经营者侵占国有资产，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危险性。
源于此书的影响力，青木昌彦参加了1994年知名的“京伦会议”。
青木昌彦回忆：“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试行方案，会上有人提议实施层级式管理体制，但我说这是计划经济式的设想，有可能导致效率极其低下。”
相较于始于上世纪后20年的改革，青木昌彦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进程有所缓慢。“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他说，同时也指出了现实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
青木昌彦认为用传统的“三驾马车”理论已经无法明晰解释中国经济中发展的问题，而应当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他认为2008-2012年中国的高速增长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过程。在这期间，人口红利的贡献是0.46%；劳动参与率降低带来的影响是-0.57%：这一负面要素主要是年轻人升学率上升导致的。
“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了约5倍的城市地区，这种就业转移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为库兹涅茨效应。最后，城市产业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贡献达到了5.46%。”
但是青木昌彦认为，这些因素将会像当年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逐渐消失。如此一来，人均GDP的增长就只能依赖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