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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知识界规模虽小，但其中派系林立，人事斗争的激烈程度绝不逊于今日。只不过，那时的学界斗争，既有人事上的争斗，也有学术上的争鸣、思想上的争雄交锋，这与现今颇不同。
在抗战前，作为中国头等学人云集的清华学术共同体，其情况更是如此。
话说1932年5月11日，清华国文系教授杨树达致函系主任刘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5月22日，文学院长冯友兰找到杨树达，说已看到此信，知其辞职之说，望其打消此意。杨答曰：“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冯“唯唯而去”。翌日，刘文典回函杨树达，不许其辞职，且云“休假不成问题”，望其“假满后仍回校任教”。至此，杨的请辞风波告一段落。
这位“为难”杨树达的人物究系何人？此风波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学术意涵？这些问题颇值研究。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从上述信息可推知：第一，清华校内的确有人对杨树达非常不满，有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或理念分歧，否则不至于要驱逐杨树达，杨也不会有此举动；第二，此君应是文学院中人，否则杨不会找文学院院长反映或申诉。第三，这个人乃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其意见、言行对杨树达的去留有实质性影响，倘或对方确实“人微言轻”，作为“汉学权威”的杨完全无需作如此强烈的反应，更无必要大动干戈地找冯友兰以辞职相要挟。因此，这应该是一位专任教师，而且很可能是正教授，尤其是在校内有行政职务和影响力的名教授，且其个性也较强势。而当时在清华文学院任教的实力派人物中，除了院长冯友兰及杨树达本人外，刘文典、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邓以蛰、蒋廷黻、刘崇鋐、孔繁霱、噶邦福、陈达、史禄国、吴景超、李景汉、王文显、吴宓、陈福田、吴可读等。从治学领域来说，外文系和社会学系教授与杨树达的研究领域交集极少，而且人事关系也不密切，他们完全犯不着强出头，与杨树达过不去。因此，这个人物只能是在文、史、哲三系中的某位大牌教授。此君会是谁呢？不会是冯友兰，也不会是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而俞平伯、邓以蛰、孔繁霱、刘崇鋐等皆相对本分、谨慎和出世，也不太可能会有此强势之举；当然，这个人更不可能是史禄国、毕莲等外籍教授。如此逐一排除之后，这个“为难”杨树达的人的范围逐步缩小。至此，可以断言：此事最大的“嫌疑人”，无疑非蒋廷黻莫属。
此间，另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或许也为此提供了些许线索：1933年9月27日下午，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与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见面商谈教学工作时，蒋廷黻问朱“明年可否去杨”。朱则说“杨这一年做得尚佳”。蒋则谓“他认真倒是认真的，但训练太差”，并质疑：“语言学一类课程，是否必要。”朱则含蓄地表示语言学和文学一样，是国文系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人事方面，朱深感“教授不易动”，应“再通盘计划再谈”。如是一来，杨树达以退为进，几经运作，终于保住了教职，继续在清华讲台上岿然不动。
由上可见，蒋廷黻对杨树达确有不满，二者不仅在理念上有分歧，而人事上也不无争斗。在前述“驱杨”事件中，蒋至少是主要推手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推动者的话。对此，一贯为蒋廷黻多有美言的陈之迈也不讳言，蒋、杨之间确有扞格，是蒋“不允许他转入历史系”。当时，蒋廷黻乃是知名的大牌学者，他不仅在外间颇有人脉和地位，而且是校评议会的成员，在校内有不小的影响力，故其建议对杨树达构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此次“驱杨风波”虽属小事，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如涟漪般不断向外延展，把许多学界巨头也牵涉进来了。
事实上，在蒋、杨矛盾激化之前，杨树达已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此前，在清华这个以“新”著称的学术集团中，杨树达已颇受推许。极力主张建立新文学的国文系主任杨振声、刘文典及之后的朱自清等，都认可了杨树达。蒋对国文的修养较为有限，自难理解杨树达的价值，但内行人士则不然，尤其是这些年间陈寅恪对杨树达的支持和推重异乎寻常。1931年12月22日，杨遇陈寅恪。陈谓杨“近撰《汉俗史》及《汉碑考证》，见者如吴其昌、浦江清等皆极加称许”，劝其“在历史系授课以避国文系纠纷”。但他在征得蒋廷黻允许到史学系兼课后，又很快招致了蒋的不满。蒋不仅反对他在史学系继续兼课，且建议国文系解聘他。
此时，外间不时有人请杨前往任教。1932年初，章太炎及黄侃来平后，3月28日吴承仕邀宴，杨作陪。席间，章仍记得杨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书，“殷殷以观古堂藏书为问”。4月3日，吴承仕告诉杨树达说他刚从章太炎先生寓所来；章认为：湖南前辈于小学多有不济，“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5月26日，杨树达遇著名学者骆绍宾，对方告诉他，黄侃昨日南归之前，曾说：“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过之。”在此之前，陈寅恪亦曾告杨树达：“湖南前辈多从《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诸前辈矣。”杨树达因此而颇生自信：“两君当代学人，其言如出一口；足见正实之业自有真赏音，亦喜吾道不孤矣。”（直至晚年，已远隔两地的陈、杨二人仍有学术交流，足证彼此关系之近密。）
杨树达不仅在学界颇受国内同行推许，他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受东洋学界认可的中国学者之一。如在1931年8月，张季同（岱年）便在《大公报》撰文称：今中国学人，止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是年9月，吉川幸次郎由日来访，见到杨之《读乐浪书后》文字后，认为还是杨所持“棺中残帛是衾非衣”之说为是。
1934年10月18日国文系教师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请学校出版。学校嘱陈寅恪及杨审查，陈又专门委托由杨独力把关。陈对杨之推重，可见一斑。23日，杨树达遇刘文典，刘说：“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甚佩者，王八蛋也！’”刘文典与杨树达乃同行，而蒋廷黻曾建议解聘杨；刘文典与蒋介石杯葛甚深，蒋廷黻则与南京当局关系不一般。蒋廷黻在刘眼中是否有“王八蛋”之嫌疑，不得而知。11月23日，瑞典汉学名手高本汉将其所著《中国语语族论文》寄达杨树达处。还有更鼓舞人心的消息陆续传来。1935年9月21日，杨树达在师范大学遇留美归国的新科博士齐思和，齐言在美国留学时，发现美国人学汉文者多读杨著《高等国文法》，“其学哲学者近皆读冯友兰所著书，不复及胡适矣”。 杨之成就与地位，于斯可见。因此，蒋廷黻与杨树达之纠葛中，显然大有文章。
熟悉此中情境者，自当知道：蒋、杨“过节”的出现虽显醒目，但绝非偶然；它有着长时间的发酵和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二人个性的差异乃诱因之一。蒋、杨皆湘人，个性较倔强，故二人产生过节并不意外。但在此外，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在理念上的差异。
蒋廷黻素来非常强调史学要经受科学的洗礼，赋得科学精神和现代品格。1934年，他在申说清华史学系的治系理念时，就说：“中国史学不及西洋史学……在史学方法的分析方面——如考据校勘等等——我们的史家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极了。”“以往我国的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仅是工具学。……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蒋廷黻认为西方的史学已经历过科学化和近代化，而中国的也需要迎头赶上，实现近代化、科学化和中国化；在此基础上，方可建成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标准和学科体系，实现学术工作的国际化。而照此看来，杨树达的治史工作，从理念到方法到技术和成果，都恰恰是前近代的、是落伍的。作为少壮派史家的蒋廷黻亟欲建成世界一流的史学系，使清华史学系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中心。为避免再“浪费时间”，他亟欲引进新力量，同时要解聘业已“过时的、落伍的”杨树达等人。
在蒋廷黻看来，当时清华人文社科方面的教研工作中两种难以容忍的不良倾向：一是食洋不化（以张奚若为代表），一是泥古不化（以杨树达为代表）。前者迷信西洋脱离国情；后者拘泥前人疏于当下；对西化者而言，需要“中国化”，对泥古者而言，则需“近代化”；此外，两者均须国际化。
其实，严格说来，杨树达尽管在学术上与蒋廷黻有甚大差异，但恐怕绝没有像蒋廷黻说的那样过时、那样不入流。至少在某些研究领域，国际同行认为他代表着前沿水准。因此，蒋对杨之成见，显然另有情由。其中，他们各自的学术理念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蒋、杨之间在史学理念上的分歧，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乃是：一、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史”与“文”之关系；二、与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思想源流的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学派之别。
蒋廷黻的治史工作，是依循“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甚至“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思路来推进的；而杨树达的治学（不仅仅是治史）则主要是侧重“文史之学”，秉承了中国固有学术“文史不分家”之传统。二者在思想资源、治学理念、学术架构和具体方法等方面均有极大的差异。在蒋看来，语言文字主要只是治学的工具，而在杨看来，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治学的本体之一。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源流。自然，以“新史学”殿军自居、高扬“科学的史学”（或“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蒋廷黻，对杨树达的认同度、容忍度很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蒋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深层的知识结构，催生了他自身的文化心理及学术理念，而这又外在地表现为他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判断。自然，蒋廷黻对文学的不甚重视；文字于他，只是研究学术的工具。他不主张沉溺于考据的小天地，他缺乏传统文人惯有的灵心善感，也缺乏文人贯通文史治学的眼光和功力，其个性较为强势。
当时的学术生态表明，考据学的确并不“新潮”，但并未“过时”、更未“报废”（至少仅就在清华校内人文界而言，除杨树达之外的王国维、陈寅恪便是考据方面的名手，在中外同行中极负盛誉）。从以上中外学界同人的认知来看，杨树达的研究未必已“过时”，其在考据学领域的工作更非学术之“末流”，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被认为代表了当时的国际前沿水准。处于中国近代史学术前沿的蒋廷黻，对同样处于国文学前沿水准的杨树达，难以认同。他们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认知上有很大的分歧。可见内中别有堂奥。总的来说，蒋、杨二人各有自己的家法、也各有自身的训练。因此，问题并非杨树达的“训练太差”，而是他们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训练”，他们隶属于不同的思想源和文化统系，也就依循着不同的学术理论和参照标准。蒋廷黻更多地继承了美国“新史学”的学术渊源，他领受并糅合了穆尔、沙费尔德和海斯等人的思想质素。而杨树达则更多地承袭了乾嘉朴学及“章黄之学”一脉的学术思路。因此，在学术的人事谱系上，杨所对接的乃是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王引之、章太炎、黄侃等学术健将，而不是近代以来欧美的诸多史坛巨子（特别是“新史学”诸巨头）。而从更深层次的历史哲学上看，蒋更多地吸收和消化了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的史观，而杨树达则更贴近强调兼容并包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论史观；前者更强调学术源流的变革性，而后者更关注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二者各有千秋。前一种学术思路，代表着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史学演进的一种（当然并非全部的）前沿态势；而后一种思路，仍在当时中国传统史学共同体中颇为常见。前述二者虽有“新”、“旧”之分，但并无优劣高下之别，它们各有学术源流、思想背景，也各有家法和学术指向，它们在本质上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对立。只是，在当时“挟洋自重”的时代语境中，二者之冲突实难避免。在博弈过程中，西学、新派学人较为强势，而国学、旧派学人则更为弱势、进退失据，蒋、杨冲突所隐含的乃是新史学与国故学的分歧，也折射出旧学在新学重镇清华的尴尬。
统上，“蒋、杨之争”这一历史细节，看似细微，实则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有着深广繁覆的学术背景。蒋、杨这两位当时居于各自领域之前沿的学者所产生的冲突，绝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上的摩擦，更多的是不同学术理念上的碰撞和交锋。在某种意义上，易言之，二人此番“过节”也可以理解成是蒋为确立和巩固对该系的学术领导权而进行的一次强势出击。
由此可说，蒋、杨之争表面上看是治学方法、风格的分歧，实质上则是文化理念的分歧，而置于当时的学术界则牵涉到具体的人事谱系（学术谱系）问题，在历史的长时段的发展进程中，更隐含着不同的学术统系、学术谱系之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理念的分歧。在本质上说，此次矛盾主要地可能并非新旧之冲突，而是学派之碰撞。在当时的清华，史学和国文两系有着不同的学术理论和学术规范；而强势的蒋廷黻来则对杨树达构成威压，使国文系教授未能成为史学系教授，亦未能在史学系产生更多的影响。故此，在这一风波中，古今、新旧、文史、学派乃至中西等多种因素和问题异常浓缩地交织、纠结在一起的，各种因素（维度）间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异常繁覆微妙地纠结、绞合在一起的。在这多种因素的交织、碰撞之中，产生了复杂的面相，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和私人交谊。这是清华学术共同体中主流与支流的摩擦、交锋，也是当时清华学术生态宽松、活跃、百家争鸣的表现。
为了改变史学系汉史教研的困境，蒋廷黻于1932年增聘了他所欣赏的雷海宗来教授秦汉史及中国通史。但是，正如蒋廷黻难以容忍杨树达一样，陈寅恪也难以认同雷海宗。如此，相关人等之中就形成了两种迥异的学术思路：一种是善于综合的蒋廷黻、雷海宗等，一类是以考据见长的陈寅恪、杨树达等。这样一来，在蒋、杨树达的争端使局面逐步复杂化，其他相关人物也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清华校内人事派系、文化理念上的分歧也随之凸显，斗争随之公开化。其大致经过是：在杨遭遇蒋的非难之后，潜藏在杨之后的陈寅恪、刘文典等人也以各种方式力挺杨，甚至与蒋关系不差的冯友兰、朱自清等相关行政负责人也对杨树达表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当然，蒋廷黻背后也不乏支持者，如史学系的雷海宗、政治学系的陈之迈等。蒋廷黻难以容忍以考据见长的杨树达，却欣赏偏好综合研究的雷海宗，重用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然而，新旧共激赏的陈寅恪则对蒋所请来的雷海宗难以容忍，其对雷的综合史学研究颇不以为然，只不过，他们的相关动作也往往都较为隐晦、间接。但这一事件实际效果，的确将清华人文界的内在隐藏的谱系显性化了，其基本格局是：蒋廷黻反感杨树达，而陈寅恪、刘文典则力挺杨树达；冯友兰、朱自清等持中立态度，事实上等于不支持蒋对杨采取非常手段。因此蒋廷黻、雷海宗、陈之迈等（多属留美派）形成一个阵营，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等形成一个阵营（他们多有留日背景），而冯友兰、朱自清（隐然中还有外校的胡适）等又形成了调和折中的一派。各种情态，颇堪吟味。
由上可见，“蒋、杨之争”看似突然，实非偶然，更非孤立的事件。以上情势，足见蒋廷黻与杨树达之间绝不是那么的简单的意见上的分歧，其相互关系颇有曲折，经历过不少变化，这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蒋、杨在各自的学术理念的分歧背后，是迥异的个性气质和政治理念、人生取向，杨相对内卷、文气，书卷气重；而蒋入世强势，有较强的政治关怀。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活跃，杨树达在国际学界的声誉也渐渐为人所知；对此，关注世事的蒋廷黻也不陌生；特别是他自己数度出国考察后，发现他原以为脱离现实的“旧”学问，原来并不“过时”，甚或还是国际化的学术。自然，他更发现杨在国际汉学界颇有影响力，遂逐步对其增加了几分敬意。而蒋的关注重心也已转向国际问题及外交工作，与杨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坛同行。因此，他对杨树达的认知及态度都有所改观，二人关系似亦渐趋改善。1935年9月11日，杨树达还赋诗曰：“居然天下同文轨，万里遐荒共一庐。”当日，杨还作有另外两首诗。杨除了写学术文章之外，其余文字并不多见，但此时竟能在一日之内写出自己较满意的三首诗，这在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而在此前后，他从日、美等地反馈来的信息，已确认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心境亦更为舒畅。1935年10月19日，杨树达在日记中首次提及蒋廷黻之名，曰：“清华同事蒋廷黻，新从欧洲返国，道过苏联。阿里克教授告蒋，谓读余所著书，极为钦仰，希望余以著述赠之。”在当时“挟洋自重”的大环境下，精通英语、法语的蒋廷黻的确强势而敏锐，杨树达不可能不在乎他的看法。而蒋所传达过来的信息，显然给了他很大的安慰。而此时蒋即将晋身高官，已非同行、同事，更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少了几分文人相轻的嫌疑。至此，二人的关系也舒缓了许多。
及至1935年前后，蒋、杨之争已告一段落。然而，事情并未就此收尾。对于杨之种种，蒋并未真正释然。到底意难平，直迄晚年，蒋对自己清华五年的天堂岁月念念不忘，但对“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仍近乎耿耿于怀。自然，杨树达对蒋廷黻当年的种种“为难”，亦实难轻易忘却。
总之，1932年杨树达的“请辞风波”只是壮阔的历史场景中的一阵微澜，但却牵涉着深广的历史镜像，有着耐人寻味的历史意蕴。杨、蒋等人在当时都是重量级学人，亦有各自的人际网络和学术源流。在学术上，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源，分别形塑于不同的思想文化系统，这是两种史学传统甚至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和交锋。揆诸当时的学术语境，个中意涵更堪思索。
在抗战前，作为中国头等学人云集的清华学术共同体，其情况更是如此。
一
话说1932年5月11日，清华国文系教授杨树达致函系主任刘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5月22日，文学院长冯友兰找到杨树达，说已看到此信，知其辞职之说，望其打消此意。杨答曰：“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冯“唯唯而去”。翌日，刘文典回函杨树达，不许其辞职，且云“休假不成问题”，望其“假满后仍回校任教”。至此，杨的请辞风波告一段落。
这位“为难”杨树达的人物究系何人？此风波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学术意涵？这些问题颇值研究。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从上述信息可推知：第一，清华校内的确有人对杨树达非常不满，有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或理念分歧，否则不至于要驱逐杨树达，杨也不会有此举动；第二，此君应是文学院中人，否则杨不会找文学院院长反映或申诉。第三，这个人乃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其意见、言行对杨树达的去留有实质性影响，倘或对方确实“人微言轻”，作为“汉学权威”的杨完全无需作如此强烈的反应，更无必要大动干戈地找冯友兰以辞职相要挟。因此，这应该是一位专任教师，而且很可能是正教授，尤其是在校内有行政职务和影响力的名教授，且其个性也较强势。而当时在清华文学院任教的实力派人物中，除了院长冯友兰及杨树达本人外，刘文典、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邓以蛰、蒋廷黻、刘崇鋐、孔繁霱、噶邦福、陈达、史禄国、吴景超、李景汉、王文显、吴宓、陈福田、吴可读等。从治学领域来说，外文系和社会学系教授与杨树达的研究领域交集极少，而且人事关系也不密切，他们完全犯不着强出头，与杨树达过不去。因此，这个人物只能是在文、史、哲三系中的某位大牌教授。此君会是谁呢？不会是冯友兰，也不会是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而俞平伯、邓以蛰、孔繁霱、刘崇鋐等皆相对本分、谨慎和出世，也不太可能会有此强势之举；当然，这个人更不可能是史禄国、毕莲等外籍教授。如此逐一排除之后，这个“为难”杨树达的人的范围逐步缩小。至此，可以断言：此事最大的“嫌疑人”，无疑非蒋廷黻莫属。
此间，另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或许也为此提供了些许线索：1933年9月27日下午，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与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见面商谈教学工作时，蒋廷黻问朱“明年可否去杨”。朱则说“杨这一年做得尚佳”。蒋则谓“他认真倒是认真的，但训练太差”，并质疑：“语言学一类课程，是否必要。”朱则含蓄地表示语言学和文学一样，是国文系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人事方面，朱深感“教授不易动”，应“再通盘计划再谈”。如是一来，杨树达以退为进，几经运作，终于保住了教职，继续在清华讲台上岿然不动。
由上可见，蒋廷黻对杨树达确有不满，二者不仅在理念上有分歧，而人事上也不无争斗。在前述“驱杨”事件中，蒋至少是主要推手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推动者的话。对此，一贯为蒋廷黻多有美言的陈之迈也不讳言，蒋、杨之间确有扞格，是蒋“不允许他转入历史系”。当时，蒋廷黻乃是知名的大牌学者，他不仅在外间颇有人脉和地位，而且是校评议会的成员，在校内有不小的影响力，故其建议对杨树达构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此次“驱杨风波”虽属小事，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如涟漪般不断向外延展，把许多学界巨头也牵涉进来了。
事实上，在蒋、杨矛盾激化之前，杨树达已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此前，在清华这个以“新”著称的学术集团中，杨树达已颇受推许。极力主张建立新文学的国文系主任杨振声、刘文典及之后的朱自清等，都认可了杨树达。蒋对国文的修养较为有限，自难理解杨树达的价值，但内行人士则不然，尤其是这些年间陈寅恪对杨树达的支持和推重异乎寻常。1931年12月22日，杨遇陈寅恪。陈谓杨“近撰《汉俗史》及《汉碑考证》，见者如吴其昌、浦江清等皆极加称许”，劝其“在历史系授课以避国文系纠纷”。但他在征得蒋廷黻允许到史学系兼课后，又很快招致了蒋的不满。蒋不仅反对他在史学系继续兼课，且建议国文系解聘他。
此时，外间不时有人请杨前往任教。1932年初，章太炎及黄侃来平后，3月28日吴承仕邀宴，杨作陪。席间，章仍记得杨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书，“殷殷以观古堂藏书为问”。4月3日，吴承仕告诉杨树达说他刚从章太炎先生寓所来；章认为：湖南前辈于小学多有不济，“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5月26日，杨树达遇著名学者骆绍宾，对方告诉他，黄侃昨日南归之前，曾说：“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过之。”在此之前，陈寅恪亦曾告杨树达：“湖南前辈多从《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诸前辈矣。”杨树达因此而颇生自信：“两君当代学人，其言如出一口；足见正实之业自有真赏音，亦喜吾道不孤矣。”（直至晚年，已远隔两地的陈、杨二人仍有学术交流，足证彼此关系之近密。）
杨树达不仅在学界颇受国内同行推许，他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受东洋学界认可的中国学者之一。如在1931年8月，张季同（岱年）便在《大公报》撰文称：今中国学人，止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是年9月，吉川幸次郎由日来访，见到杨之《读乐浪书后》文字后，认为还是杨所持“棺中残帛是衾非衣”之说为是。
1934年10月18日国文系教师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请学校出版。学校嘱陈寅恪及杨审查，陈又专门委托由杨独力把关。陈对杨之推重，可见一斑。23日，杨树达遇刘文典，刘说：“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甚佩者，王八蛋也！’”刘文典与杨树达乃同行，而蒋廷黻曾建议解聘杨；刘文典与蒋介石杯葛甚深，蒋廷黻则与南京当局关系不一般。蒋廷黻在刘眼中是否有“王八蛋”之嫌疑，不得而知。11月23日，瑞典汉学名手高本汉将其所著《中国语语族论文》寄达杨树达处。还有更鼓舞人心的消息陆续传来。1935年9月21日，杨树达在师范大学遇留美归国的新科博士齐思和，齐言在美国留学时，发现美国人学汉文者多读杨著《高等国文法》，“其学哲学者近皆读冯友兰所著书，不复及胡适矣”。 杨之成就与地位，于斯可见。因此，蒋廷黻与杨树达之纠葛中，显然大有文章。
二
熟悉此中情境者，自当知道：蒋、杨“过节”的出现虽显醒目，但绝非偶然；它有着长时间的发酵和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二人个性的差异乃诱因之一。蒋、杨皆湘人，个性较倔强，故二人产生过节并不意外。但在此外，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在理念上的差异。
蒋廷黻素来非常强调史学要经受科学的洗礼，赋得科学精神和现代品格。1934年，他在申说清华史学系的治系理念时，就说：“中国史学不及西洋史学……在史学方法的分析方面——如考据校勘等等——我们的史家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极了。”“以往我国的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仅是工具学。……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蒋廷黻认为西方的史学已经历过科学化和近代化，而中国的也需要迎头赶上，实现近代化、科学化和中国化；在此基础上，方可建成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标准和学科体系，实现学术工作的国际化。而照此看来，杨树达的治史工作，从理念到方法到技术和成果，都恰恰是前近代的、是落伍的。作为少壮派史家的蒋廷黻亟欲建成世界一流的史学系，使清华史学系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中心。为避免再“浪费时间”，他亟欲引进新力量，同时要解聘业已“过时的、落伍的”杨树达等人。
在蒋廷黻看来，当时清华人文社科方面的教研工作中两种难以容忍的不良倾向：一是食洋不化（以张奚若为代表），一是泥古不化（以杨树达为代表）。前者迷信西洋脱离国情；后者拘泥前人疏于当下；对西化者而言，需要“中国化”，对泥古者而言，则需“近代化”；此外，两者均须国际化。
其实，严格说来，杨树达尽管在学术上与蒋廷黻有甚大差异，但恐怕绝没有像蒋廷黻说的那样过时、那样不入流。至少在某些研究领域，国际同行认为他代表着前沿水准。因此，蒋对杨之成见，显然另有情由。其中，他们各自的学术理念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蒋、杨之间在史学理念上的分歧，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乃是：一、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史”与“文”之关系；二、与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思想源流的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学派之别。
蒋廷黻的治史工作，是依循“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甚至“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思路来推进的；而杨树达的治学（不仅仅是治史）则主要是侧重“文史之学”，秉承了中国固有学术“文史不分家”之传统。二者在思想资源、治学理念、学术架构和具体方法等方面均有极大的差异。在蒋看来，语言文字主要只是治学的工具，而在杨看来，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治学的本体之一。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源流。自然，以“新史学”殿军自居、高扬“科学的史学”（或“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蒋廷黻，对杨树达的认同度、容忍度很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蒋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深层的知识结构，催生了他自身的文化心理及学术理念，而这又外在地表现为他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判断。自然，蒋廷黻对文学的不甚重视；文字于他，只是研究学术的工具。他不主张沉溺于考据的小天地，他缺乏传统文人惯有的灵心善感，也缺乏文人贯通文史治学的眼光和功力，其个性较为强势。
当时的学术生态表明，考据学的确并不“新潮”，但并未“过时”、更未“报废”（至少仅就在清华校内人文界而言，除杨树达之外的王国维、陈寅恪便是考据方面的名手，在中外同行中极负盛誉）。从以上中外学界同人的认知来看，杨树达的研究未必已“过时”，其在考据学领域的工作更非学术之“末流”，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被认为代表了当时的国际前沿水准。处于中国近代史学术前沿的蒋廷黻，对同样处于国文学前沿水准的杨树达，难以认同。他们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认知上有很大的分歧。可见内中别有堂奥。总的来说，蒋、杨二人各有自己的家法、也各有自身的训练。因此，问题并非杨树达的“训练太差”，而是他们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训练”，他们隶属于不同的思想源和文化统系，也就依循着不同的学术理论和参照标准。蒋廷黻更多地继承了美国“新史学”的学术渊源，他领受并糅合了穆尔、沙费尔德和海斯等人的思想质素。而杨树达则更多地承袭了乾嘉朴学及“章黄之学”一脉的学术思路。因此，在学术的人事谱系上，杨所对接的乃是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王引之、章太炎、黄侃等学术健将，而不是近代以来欧美的诸多史坛巨子（特别是“新史学”诸巨头）。而从更深层次的历史哲学上看，蒋更多地吸收和消化了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的史观，而杨树达则更贴近强调兼容并包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论史观；前者更强调学术源流的变革性，而后者更关注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二者各有千秋。前一种学术思路，代表着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史学演进的一种（当然并非全部的）前沿态势；而后一种思路，仍在当时中国传统史学共同体中颇为常见。前述二者虽有“新”、“旧”之分，但并无优劣高下之别，它们各有学术源流、思想背景，也各有家法和学术指向，它们在本质上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对立。只是，在当时“挟洋自重”的时代语境中，二者之冲突实难避免。在博弈过程中，西学、新派学人较为强势，而国学、旧派学人则更为弱势、进退失据，蒋、杨冲突所隐含的乃是新史学与国故学的分歧，也折射出旧学在新学重镇清华的尴尬。
统上，“蒋、杨之争”这一历史细节，看似细微，实则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有着深广繁覆的学术背景。蒋、杨这两位当时居于各自领域之前沿的学者所产生的冲突，绝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上的摩擦，更多的是不同学术理念上的碰撞和交锋。在某种意义上，易言之，二人此番“过节”也可以理解成是蒋为确立和巩固对该系的学术领导权而进行的一次强势出击。
由此可说，蒋、杨之争表面上看是治学方法、风格的分歧，实质上则是文化理念的分歧，而置于当时的学术界则牵涉到具体的人事谱系（学术谱系）问题，在历史的长时段的发展进程中，更隐含着不同的学术统系、学术谱系之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理念的分歧。在本质上说，此次矛盾主要地可能并非新旧之冲突，而是学派之碰撞。在当时的清华，史学和国文两系有着不同的学术理论和学术规范；而强势的蒋廷黻来则对杨树达构成威压，使国文系教授未能成为史学系教授，亦未能在史学系产生更多的影响。故此，在这一风波中，古今、新旧、文史、学派乃至中西等多种因素和问题异常浓缩地交织、纠结在一起的，各种因素（维度）间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异常繁覆微妙地纠结、绞合在一起的。在这多种因素的交织、碰撞之中，产生了复杂的面相，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和私人交谊。这是清华学术共同体中主流与支流的摩擦、交锋，也是当时清华学术生态宽松、活跃、百家争鸣的表现。
三
为了改变史学系汉史教研的困境，蒋廷黻于1932年增聘了他所欣赏的雷海宗来教授秦汉史及中国通史。但是，正如蒋廷黻难以容忍杨树达一样，陈寅恪也难以认同雷海宗。如此，相关人等之中就形成了两种迥异的学术思路：一种是善于综合的蒋廷黻、雷海宗等，一类是以考据见长的陈寅恪、杨树达等。这样一来，在蒋、杨树达的争端使局面逐步复杂化，其他相关人物也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清华校内人事派系、文化理念上的分歧也随之凸显，斗争随之公开化。其大致经过是：在杨遭遇蒋的非难之后，潜藏在杨之后的陈寅恪、刘文典等人也以各种方式力挺杨，甚至与蒋关系不差的冯友兰、朱自清等相关行政负责人也对杨树达表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当然，蒋廷黻背后也不乏支持者，如史学系的雷海宗、政治学系的陈之迈等。蒋廷黻难以容忍以考据见长的杨树达，却欣赏偏好综合研究的雷海宗，重用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然而，新旧共激赏的陈寅恪则对蒋所请来的雷海宗难以容忍，其对雷的综合史学研究颇不以为然，只不过，他们的相关动作也往往都较为隐晦、间接。但这一事件实际效果，的确将清华人文界的内在隐藏的谱系显性化了，其基本格局是：蒋廷黻反感杨树达，而陈寅恪、刘文典则力挺杨树达；冯友兰、朱自清等持中立态度，事实上等于不支持蒋对杨采取非常手段。因此蒋廷黻、雷海宗、陈之迈等（多属留美派）形成一个阵营，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等形成一个阵营（他们多有留日背景），而冯友兰、朱自清（隐然中还有外校的胡适）等又形成了调和折中的一派。各种情态，颇堪吟味。
由上可见，“蒋、杨之争”看似突然，实非偶然，更非孤立的事件。以上情势，足见蒋廷黻与杨树达之间绝不是那么的简单的意见上的分歧，其相互关系颇有曲折，经历过不少变化，这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蒋、杨在各自的学术理念的分歧背后，是迥异的个性气质和政治理念、人生取向，杨相对内卷、文气，书卷气重；而蒋入世强势，有较强的政治关怀。
四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活跃，杨树达在国际学界的声誉也渐渐为人所知；对此，关注世事的蒋廷黻也不陌生；特别是他自己数度出国考察后，发现他原以为脱离现实的“旧”学问，原来并不“过时”，甚或还是国际化的学术。自然，他更发现杨在国际汉学界颇有影响力，遂逐步对其增加了几分敬意。而蒋的关注重心也已转向国际问题及外交工作，与杨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坛同行。因此，他对杨树达的认知及态度都有所改观，二人关系似亦渐趋改善。1935年9月11日，杨树达还赋诗曰：“居然天下同文轨，万里遐荒共一庐。”当日，杨还作有另外两首诗。杨除了写学术文章之外，其余文字并不多见，但此时竟能在一日之内写出自己较满意的三首诗，这在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而在此前后，他从日、美等地反馈来的信息，已确认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心境亦更为舒畅。1935年10月19日，杨树达在日记中首次提及蒋廷黻之名，曰：“清华同事蒋廷黻，新从欧洲返国，道过苏联。阿里克教授告蒋，谓读余所著书，极为钦仰，希望余以著述赠之。”在当时“挟洋自重”的大环境下，精通英语、法语的蒋廷黻的确强势而敏锐，杨树达不可能不在乎他的看法。而蒋所传达过来的信息，显然给了他很大的安慰。而此时蒋即将晋身高官，已非同行、同事，更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少了几分文人相轻的嫌疑。至此，二人的关系也舒缓了许多。
及至1935年前后，蒋、杨之争已告一段落。然而，事情并未就此收尾。对于杨之种种，蒋并未真正释然。到底意难平，直迄晚年，蒋对自己清华五年的天堂岁月念念不忘，但对“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仍近乎耿耿于怀。自然，杨树达对蒋廷黻当年的种种“为难”，亦实难轻易忘却。
总之，1932年杨树达的“请辞风波”只是壮阔的历史场景中的一阵微澜，但却牵涉着深广的历史镜像，有着耐人寻味的历史意蕴。杨、蒋等人在当时都是重量级学人，亦有各自的人际网络和学术源流。在学术上，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源，分别形塑于不同的思想文化系统，这是两种史学传统甚至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和交锋。揆诸当时的学术语境，个中意涵更堪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