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等不到1000多天后新中国成立的万丈光芒，不得不将生命定格在15岁灼灼年华的英雄刘胡兰，近段时期又陷入一些人所谓的真相质疑和道德审判中。
　　其实，近年来，这种质疑和“审判”一直没有停息。她惨烈牺牲后60周年，就有一高校教授言之凿凿披露“真相”，说她死在乡亲们而不是敌人的铡刀下。前些天，一则数年前就流传在网络的家长意见书，又重新被置顶和转发。这位隐姓埋名的家长声称拒绝纪念“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去参加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否则就会“种下血腥、残忍和仇恨的种子”。尽管《解放军报》早就通过采访当事人还原真相，尽管同样是一位隐姓埋名的教师义正辞严地对该家长的思想迷误进行了澄清，这种不绝于耳的重复和聒噪本身就说明，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并不真的是在追求孤立的真相，在不少人的精神世界中，对于参与或围观涂抹英雄的活动已经安之若素，甚至兴味盎然了。稍微留意一下，这些年享受这种待遇的不光是刘胡兰，江姐、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焦裕禄……这些年，他们哪个是安宁的？
　　是的，如今我们拥有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宪法所维护的言论自由，我们更拥有一个繁荣国家所创造的网络世界所支撑的抒写便利，我们可以足够任性地张扬自我、彰显个性。但是在所谓“真相”“常识”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在英雄人格的映衬下，一种市井闲谈的空虚、一种自扫门前雪的自私、一种蚍蜉撼动大树的自负，一句话，一种庸俗习气的弥漫和流窜。真正的真相不会因为质疑就不是真相，真正的英雄越是被玷污就更加显出英雄本色。庸俗价值观的放大和放肆，无疑是加倍地自取其辱。然而，这种关乎民族精神生态的严肃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深刻地警醒。
　　什么是庸俗？就庸、俗二字的本义而言，前者是对地位较低的劳动者的称呼，后者是对人的社会习性的判别，并无明确褒贬。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学运动以后，庸俗这一复合词，日益明确地指向一种精神道德和行为取向的平庸和粗俗，这就和高贵、崇高等品质日益对立起来，成为文化价值批判，特别是美学考量体系中充满力量的字眼。就在不久前一场重要的舞台艺术研讨会上，一位曾获得过梅花奖的演员在谈到人物形象塑造时举例说：刘胡兰为什么无所畏惧，因为她是一个懵懂的不懂事的娃娃，如果是一个3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成年人，会这样大无畏吗？这位演员谈的当然主要是艺术问题，她本人也不见得对刘胡兰没有敬意。但是这样的理解却在人性化的外衣下，剥去了一个少年英雄崇高的精神内涵和非凡的道德勇气，成为鲁莽和无知的时代牺牲品，这样的逻辑和那位写信的家长何其相似。
　　和普通、平常相比，庸俗同样是一种沉溺于自我世界，不具有卓越和超越追求的生命状态和价值取向，但是庸俗不仅仅如此，庸俗还要把小我的琐碎、自私、粗俗和空虚等负面价值，描述为一种人人都应该理解和效法的规则，把卑下的趣味和状态伸张为社会的共识，它所采取的策略是把高贵和崇高的对象，从充满光辉的高台上拉下来，这种下拉，如果真的反映了事实，揭露了虚伪，那是值得赞美的。但是庸俗者采取的是虚无、编造、涂抹、歪曲、中伤等手段，其有意无意的心理动机在于，拉低生命的价值杠杆，从而减轻或取消高位价值对小我心灵产生的压力和撕扯，同时也消解和摆脱社会协同和团结所需要的公共责任和义务。比起无耻的叛变、公然的践踏等极端卑劣的品质，庸俗是一种人性的“小恶”，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的名著中，冷峻地审视了“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的时代普遍流行的“小恶”，给邪恶的权力让路，在非正义的暴力前屈服，最终导致纳粹肆无忌惮的大屠杀。
　　那位写信的家长相信自己是站在真理的一边的。“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孩子是在一个原谅、包容和关爱等等散发着人类自然天性的环境中成长。”这当然是普天之下所有父母所寄希望于自己的骨肉所生活的世界的，刘胡兰的父母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在那个年代，当战争机器不断地践踏和蹂躏人性尊严的时候，是必然也必须有人去勇敢面对和挺身反抗的，历史的正义正是通过这种被迫的选择得到张扬，正因为如此和平才如此珍贵，和平的确是无数人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而这种超越小我，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和崇高心灵是更要加倍爱護的，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感恩，更重要的是在极端考验的情境下，人类超越自我利益局限，寻求生命升华的精神境界，这正是人性最为集中和闪光的高标。席勒从美学意义上论述崇高品质的时候说道：“作为纯粹的精神活动使自己摆脱一切物质的东西，直到认识真理和现实义务，在这里它离开我们，因为它的领域只是一个感性的世界，尘世的双翅不能使它飞越这个世界，但是，另一种严肃而沉默的天赋这就走到跟前：它以强有力的臂膀带领我们越过令人眩晕的深渊。”这种天赋就是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人，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还是人类意义上的，都因为分享这种品质而实现自我和整体的超越，为此，人类文明才可以期待更美好的境界。否定和消弭这样的价值和标准，阻断这样向往和走向崇高的历程，只能使我们沉入庸俗，甚至彻底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