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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因其特殊的地质结构及地势原因，盛产井盐，一向有“千年盐都”的美誉，其得名就是渊源于两座古老的盐井：“自流井”和“贡井”，后因盐设镇建县。自贡井盐在明代嘉靖以后就有开采，到清朝道光、咸丰年间达至巅峰，不仅成就了一方经济，还改变着这个地区民众的生活和地方文化。当地人至今流传着那些叱咤风云的盐业巨商的种种传奇。
论及自贡的盐业世家，历来有新老“四堂”之说，或称新老“四大家族”。在清代，有“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是为老四堂，领一时风骚。在民国以后，以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为代表的新四大家族多业兼营，亦盛极一时。而自贡盐商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创造“王三畏堂”中兴的王朗云。
川盐济楚，家族中兴
王朗云，名照，别号朗云，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其前辈虽曾为官，但主要还是靠井盐发家致富。早年家道殷实，富甲郡邑。至道光中叶，既未开新井，又无工商别业，家势渐渐衰落，到朗云少时，虽然家族还拥有不少田地及盐井，但大多荒废，收不抵支。
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朗云已经二十五岁，一心想光复祖业，立世扬名。他对宗室之内倚赖祖产、不思发展的情形颇为不满，力倡三房分产分居，希望有一份独自支配的资产，可以实现自己的发展大计。他的提议得到族众的赞同，最后朗云个人并没有分得多少财产，但是争取提留祖遗田地、山场及数十眼盐井为家族公产，由自己来负责经营。
要想发家，必须另凿新井，但资金匮乏。朗云以土地及废井灶基作为条件，招徕陕帮商人共同出资开凿盐井。经过努力，终于开出一眼好井。有了最初的基础，再以滚动发展的办法，陆续开凿数十眼新井，产盐数量惊人，由此大富。
至朗云四十二岁时，又一个发展的机遇降临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淮盐至湖北的运道阻塞。为解决湖北、湖南等地民众的用盐问题，清廷重划盐区，允许楚地借销川盐，是为“川盐济楚”。川盐济楚使井盐的市场急剧扩张。
自贡的大小盐商都抓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扩产远销，但因资本实力的不同，愈富者愈能广开富源，增井增灶。王朗云趁此时机，他先前与人合作的盐井到期之后，均收回自办。同时，收购、打探新井，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亦随之提高。他开设广生同盐号作为运盐总理之处，分別在泸州、重庆及湖北之宜昌、沙市设立分支机构，专运专营自产食盐。初至沙市时，当地人以江水高于街市，水堤系泥土夯筑，恐泊船撞坏土堤，故不准盐船靠岸。朗云不惜独资远运石料，将泊船的地方改为石堤，时人呼为“洋码头”。后来其他盐船至此，也须高价租借方可靠岸。
极盛之时，他又以卖盐收益广买田地乡庄，名下土地遍于富顺、威远、荣县、宜宾数县，年收租达到一万七千余石，成为富甲全川的、远近闻名的盐商巨富。
朗云在经营井盐产运业务之外，还设立许多相关产业。如连接卤井和火灶之间的大通枧，实际是从事卤水买卖的机构，分设有上、中、下三塘。他还在泸州、江津等地设有福昌生商号，专门经营粮油副食品；设有广生公钱店来兑换银钱，纱店贩卖洋纱。
朗云恐其后代子孙变卖产业，不能守成，除在板仓坝新建规模宏大的玉川祠以外，并与其三房弟侄议定，提留盐井二十眼，良田六百亩，为宗室公产，以绵禅祀。光绪三年(1877年)时还专门奏请朝廷立案，刻碑于玉川祠，使子孙永遵不违。
军功受赏，厘案入狱
王朗云在骨子里有着一股敢作敢为的性格。1860年，四川省的李永和、兰大顺响应太平天国起事，其部下率军围攻自流井大安寨。王朗云倡议筑寨募勇死守，义军围攻月余竟然没有攻下，只好自行离去。次年，李永和又遣将周绍涌率军来攻，这次军队达万余人，将大安寨团团包围，猛力进攻。王朗云之侄竹君等五人战死，民众死者亦有多人，一时人心惶惶，多主张开寨投降。王朗云不听，还杀掉了周绍涌所派的招降之人。后以新铸“罐子炮”凭寨轰击，同时倾巢开寨出战，突然袭击之下，周军猝不及防，伤亡达五六百人，也撤围而去。四川省总督骆秉璋闻知此事，大加赞赏，特将其事迹上奏朝廷。谕旨下，王朗云获赏戴花翎，并追赠其侄王余坨世袭一等云骑尉，后王朗云又捐资纳候补道衔。
四川省总督骆秉璋曾为王朗云请功，但不久，王朗云也与之作对了。同治二年(1863年)，陕西巡抚刘蓉奏请筹办川省盐厘，“按锅计盐，按盐定厘”，向井灶抽收，以筹措陕南军费。朝廷谕令四川总督骆秉章认真照办。骆奏请免予再抽陕省加半盐厘，朝廷不允，只好仍拿自流井开刀。原本盐商制盐以后，运销即按计斤包引数抽收，如又抽灶厘，则厘金收入自可大增。骆秉璋以灶有定课而井无水厘，于是设立水厘局来抽收厘金。开办之初，井户每推汲卤水一担，征厘金铜钱一二文，按照此项规定，是卤未成盐已缴水厘，灶未卤盐先有定课，运盐出售又有税款厘金。这项政策让自流井的大小盐商十分气愤。因为，自流井的盐商多是集井，灶、号于一身，当然对他们的利益损害更大。王朗云和四大家族之中的颜氏家族首领颜晓凡尤为反对，准备秘密捣毀水厘局。
捣毀水厘局不啻与官府公开作对，为了让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王、颜二人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决定由王朗云指挥捣局事宜，颜晓凡则联络官场，以备不测。王朗云先派人在工人之中散布水厘之害，说水厘征收后，井灶难以维持，工人工资会减少，还可能会失业。待工人们之情绪激起后，便乘势捣毀水厘局，以绝后患。颜晓凡为避免嫌疑，则在打水厘局当天晚上出走，一路急行，抵达成都。不料，在打水厘局之后，一位颜氏井灶的工人被抓，暴露王、颜二人为幕后主使。颜晓凡在打水厘局第二天即拜会盐道、府县官吏，以先期离井不知实情为由加以辩护。后经多方活动，方避嫌疑。王朗云这边也以重金收买一人顶案，希望能够脱罪免灾。
再说骆秉璋得知水厘局被捣，勃然大怒，砸水厘局就是对抗自己的权威，也是反对朝廷。骆秉璋调亲信陆玑任富顺知县，审理此案。经多方调查，虽无确定证据，但王朗云的嫌疑始终最大。于是将他扣押入狱，呈报上宪，以定罪罚。此时王朗云也知道闯下了滔天大祸，一直等机会将功赎过，恰逢这年顺天、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等省发生灾荒，朗云倾资助赈七万两白银，获赏按察使衔及二品顶戴。朝廷封赏旨意下来时，朗云也得以出狱。水厘局也因不得人心，终于取消。
反对官运 失败而逃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创办官运，设滇边和黔边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名为疏销缉私，实为垄断渔利。自贡几家大盐商多为制、运、销一体经营，场盐官收之后，就不能凭借垄断优势操纵盐价，对这一政策十分不满。王朗云等人还以岸盐官运危害商盐，联合其他盐商，屡上户部都察院控告。
王朗云因有前期打水厘局之胜，志得意满。他认为丁宝桢虽是朝廷重臣，但在朝内也树敌甚多，并非没有机会改变政策。他联合其他商人和在京川籍官员，大造舆论，指称丁宝桢举办川盐官运，祸国殃民，不堪其苦，有大臣奏曰：“川盐改归官运，开销糜费，征收款项牵混，杂款名目繁多，以致商民交困，开支薪水勇粮为数甚巨，于国计民生两无裨益。”清廷见舆论如潮，于是将丁宝桢降级留任。
但是官运毕竟可以给官府带来巨大的收益。据统计，在官办极盛之时，年收税款达六百余万两，分解北京、东北、云南、陕西等省协饷各数十万两，对于弥补朝廷的财政困难很有帮助。朝廷虽对丁宝桢降级，但是对其官运成绩仍十分肯定，不久又恢复原职。丁宝桢经细致调查，指责富荣盐场产运之事历来为并灶大户把持，他们凭借雄厚资本自产自运，把持盐价，是导致岸需不济，盐价高昂的重要原因。丁宝桢将此情形具折上奏，其中并明确指控“四川富顺县灶绅候补道王余照，倚恃富豪，欺压乡里，被控之案，多系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亟应从严征办。”
王朗云得知丁宝桢上折之事后，大为恐慌，深怕再度入狱，急急离家逃亡。待差役到其家中时，已经离家两日。这一逃亡就是四年，在家中多方打点之下，地方慢慢缓怠此事，方重回自流井。1884年，朗云病逝。
作为一个商人来讲，王朗云无疑是成功的。他把握川盐济楚的时机，成为雄踞一方的盐业巨富。但他无疑高估了商人在那个时代的能量，如果说不惧生死，率众护寨，是顺应朝廷的意旨的话，那么率众捣毀水厘局、反对川盐官运则违逆了官方的利益。为维护盐商的利益，他的冒险举动虽然给他添加了不少传奇性的色彩，但是也给他带来了灾难，在看似独立天地、自成一统的自流井，商人并不可以拥资自重，官方的政策和局势的变化，随时都牵动着这里的兴衰枯荣。
论及自贡的盐业世家，历来有新老“四堂”之说，或称新老“四大家族”。在清代，有“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是为老四堂，领一时风骚。在民国以后，以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为代表的新四大家族多业兼营，亦盛极一时。而自贡盐商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创造“王三畏堂”中兴的王朗云。
川盐济楚，家族中兴
王朗云，名照，别号朗云，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其前辈虽曾为官，但主要还是靠井盐发家致富。早年家道殷实，富甲郡邑。至道光中叶，既未开新井，又无工商别业，家势渐渐衰落，到朗云少时，虽然家族还拥有不少田地及盐井，但大多荒废，收不抵支。
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朗云已经二十五岁，一心想光复祖业，立世扬名。他对宗室之内倚赖祖产、不思发展的情形颇为不满，力倡三房分产分居，希望有一份独自支配的资产，可以实现自己的发展大计。他的提议得到族众的赞同，最后朗云个人并没有分得多少财产，但是争取提留祖遗田地、山场及数十眼盐井为家族公产，由自己来负责经营。
要想发家，必须另凿新井，但资金匮乏。朗云以土地及废井灶基作为条件，招徕陕帮商人共同出资开凿盐井。经过努力，终于开出一眼好井。有了最初的基础，再以滚动发展的办法，陆续开凿数十眼新井，产盐数量惊人，由此大富。
至朗云四十二岁时，又一个发展的机遇降临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淮盐至湖北的运道阻塞。为解决湖北、湖南等地民众的用盐问题，清廷重划盐区，允许楚地借销川盐，是为“川盐济楚”。川盐济楚使井盐的市场急剧扩张。
自贡的大小盐商都抓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扩产远销，但因资本实力的不同，愈富者愈能广开富源，增井增灶。王朗云趁此时机，他先前与人合作的盐井到期之后，均收回自办。同时，收购、打探新井，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亦随之提高。他开设广生同盐号作为运盐总理之处，分別在泸州、重庆及湖北之宜昌、沙市设立分支机构，专运专营自产食盐。初至沙市时，当地人以江水高于街市，水堤系泥土夯筑，恐泊船撞坏土堤，故不准盐船靠岸。朗云不惜独资远运石料，将泊船的地方改为石堤，时人呼为“洋码头”。后来其他盐船至此，也须高价租借方可靠岸。
极盛之时，他又以卖盐收益广买田地乡庄，名下土地遍于富顺、威远、荣县、宜宾数县，年收租达到一万七千余石，成为富甲全川的、远近闻名的盐商巨富。
朗云在经营井盐产运业务之外，还设立许多相关产业。如连接卤井和火灶之间的大通枧，实际是从事卤水买卖的机构，分设有上、中、下三塘。他还在泸州、江津等地设有福昌生商号，专门经营粮油副食品；设有广生公钱店来兑换银钱，纱店贩卖洋纱。
朗云恐其后代子孙变卖产业，不能守成，除在板仓坝新建规模宏大的玉川祠以外，并与其三房弟侄议定，提留盐井二十眼，良田六百亩，为宗室公产，以绵禅祀。光绪三年(1877年)时还专门奏请朝廷立案，刻碑于玉川祠，使子孙永遵不违。
军功受赏，厘案入狱
王朗云在骨子里有着一股敢作敢为的性格。1860年，四川省的李永和、兰大顺响应太平天国起事，其部下率军围攻自流井大安寨。王朗云倡议筑寨募勇死守，义军围攻月余竟然没有攻下，只好自行离去。次年，李永和又遣将周绍涌率军来攻，这次军队达万余人，将大安寨团团包围，猛力进攻。王朗云之侄竹君等五人战死，民众死者亦有多人，一时人心惶惶，多主张开寨投降。王朗云不听，还杀掉了周绍涌所派的招降之人。后以新铸“罐子炮”凭寨轰击，同时倾巢开寨出战，突然袭击之下，周军猝不及防，伤亡达五六百人，也撤围而去。四川省总督骆秉璋闻知此事，大加赞赏，特将其事迹上奏朝廷。谕旨下，王朗云获赏戴花翎，并追赠其侄王余坨世袭一等云骑尉，后王朗云又捐资纳候补道衔。
四川省总督骆秉璋曾为王朗云请功，但不久，王朗云也与之作对了。同治二年(1863年)，陕西巡抚刘蓉奏请筹办川省盐厘，“按锅计盐，按盐定厘”，向井灶抽收，以筹措陕南军费。朝廷谕令四川总督骆秉章认真照办。骆奏请免予再抽陕省加半盐厘，朝廷不允，只好仍拿自流井开刀。原本盐商制盐以后，运销即按计斤包引数抽收，如又抽灶厘，则厘金收入自可大增。骆秉璋以灶有定课而井无水厘，于是设立水厘局来抽收厘金。开办之初，井户每推汲卤水一担，征厘金铜钱一二文，按照此项规定，是卤未成盐已缴水厘，灶未卤盐先有定课，运盐出售又有税款厘金。这项政策让自流井的大小盐商十分气愤。因为，自流井的盐商多是集井，灶、号于一身，当然对他们的利益损害更大。王朗云和四大家族之中的颜氏家族首领颜晓凡尤为反对，准备秘密捣毀水厘局。
捣毀水厘局不啻与官府公开作对，为了让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王、颜二人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决定由王朗云指挥捣局事宜，颜晓凡则联络官场，以备不测。王朗云先派人在工人之中散布水厘之害，说水厘征收后，井灶难以维持，工人工资会减少，还可能会失业。待工人们之情绪激起后，便乘势捣毀水厘局，以绝后患。颜晓凡为避免嫌疑，则在打水厘局当天晚上出走，一路急行，抵达成都。不料，在打水厘局之后，一位颜氏井灶的工人被抓，暴露王、颜二人为幕后主使。颜晓凡在打水厘局第二天即拜会盐道、府县官吏，以先期离井不知实情为由加以辩护。后经多方活动，方避嫌疑。王朗云这边也以重金收买一人顶案，希望能够脱罪免灾。
再说骆秉璋得知水厘局被捣，勃然大怒，砸水厘局就是对抗自己的权威，也是反对朝廷。骆秉璋调亲信陆玑任富顺知县，审理此案。经多方调查，虽无确定证据，但王朗云的嫌疑始终最大。于是将他扣押入狱，呈报上宪，以定罪罚。此时王朗云也知道闯下了滔天大祸，一直等机会将功赎过，恰逢这年顺天、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等省发生灾荒，朗云倾资助赈七万两白银，获赏按察使衔及二品顶戴。朝廷封赏旨意下来时，朗云也得以出狱。水厘局也因不得人心，终于取消。
反对官运 失败而逃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创办官运，设滇边和黔边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名为疏销缉私，实为垄断渔利。自贡几家大盐商多为制、运、销一体经营，场盐官收之后，就不能凭借垄断优势操纵盐价，对这一政策十分不满。王朗云等人还以岸盐官运危害商盐，联合其他盐商，屡上户部都察院控告。
王朗云因有前期打水厘局之胜，志得意满。他认为丁宝桢虽是朝廷重臣，但在朝内也树敌甚多，并非没有机会改变政策。他联合其他商人和在京川籍官员，大造舆论，指称丁宝桢举办川盐官运，祸国殃民，不堪其苦，有大臣奏曰：“川盐改归官运，开销糜费，征收款项牵混，杂款名目繁多，以致商民交困，开支薪水勇粮为数甚巨，于国计民生两无裨益。”清廷见舆论如潮，于是将丁宝桢降级留任。
但是官运毕竟可以给官府带来巨大的收益。据统计，在官办极盛之时，年收税款达六百余万两，分解北京、东北、云南、陕西等省协饷各数十万两，对于弥补朝廷的财政困难很有帮助。朝廷虽对丁宝桢降级，但是对其官运成绩仍十分肯定，不久又恢复原职。丁宝桢经细致调查，指责富荣盐场产运之事历来为并灶大户把持，他们凭借雄厚资本自产自运，把持盐价，是导致岸需不济，盐价高昂的重要原因。丁宝桢将此情形具折上奏，其中并明确指控“四川富顺县灶绅候补道王余照，倚恃富豪，欺压乡里，被控之案，多系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亟应从严征办。”
王朗云得知丁宝桢上折之事后，大为恐慌，深怕再度入狱，急急离家逃亡。待差役到其家中时，已经离家两日。这一逃亡就是四年，在家中多方打点之下，地方慢慢缓怠此事，方重回自流井。1884年，朗云病逝。
作为一个商人来讲，王朗云无疑是成功的。他把握川盐济楚的时机，成为雄踞一方的盐业巨富。但他无疑高估了商人在那个时代的能量，如果说不惧生死，率众护寨，是顺应朝廷的意旨的话，那么率众捣毀水厘局、反对川盐官运则违逆了官方的利益。为维护盐商的利益，他的冒险举动虽然给他添加了不少传奇性的色彩，但是也给他带来了灾难，在看似独立天地、自成一统的自流井，商人并不可以拥资自重，官方的政策和局势的变化，随时都牵动着这里的兴衰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