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言语总是那样的严谨。“我是1978年3月上的北大,但是在1977年参加的高考,属于77级,这个是要讲清楚的。”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国外,他的经历颇为丰富。“文革”开始时,他在读初中二年级,17岁时他下乡到了黑龙江,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9年后,高考的恢复为他的生活注入了新的阳光。十几年的海外求学和生活,让他对国外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现在的他更多时候是以经济学教育家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他就是北京大学副校长、汇丰商学院和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
　　
　　“下乡”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
　　
　　“我是带着基督教徒般赎罪的心情下乡到了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的。那时就是感觉自己出身不好,去到那里就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所以当时并不觉得苦。”就是这样的“下乡改造”,对海闻来说也是来之不易。
　　去黑龙江是海闻主动提出来的,但是“家庭问题”却让他被拦在了政审这一关。海闻说:“虎林县在珍宝岛地区,属于边境县。那时正好和前苏联有摩擦,他们说我有海外关系,政审不合格,不能去。我就有点急了,就连夜写了封血书表示永远忠于祖国的决心。”那份血书一直都在海闻的档案里。
　　9年的下乡生活,让海闻对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明白农民真正在想什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说:“了解农民,了解底层,对研究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经历也让海闻后来更加坚信农业必须走现代化道路,大部分农民要脱离土地。脱离土地的农民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海闻现在关注的城市化发展问题。汶川震后重建时,海闻就曾向中央领导建议把灾区的一部分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去,通过城市化吸收他们。面对有人提出农民不愿意进城异议,海闻明确表示不赞同这种说法:“农民不愿意进城是有原因的,当他们到城里可以享有城里人同样的生活条件时,他们不愿进城是不可能的。”
　　
　　北大求学路
　　
　　那时的大学专业是不由自己决定的,虽然也可以填报志愿,但是最终学什么是由学校根据需要来安排的。海闻也不例外,当时他填报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后来却被分配到了政治经济学专业。“看到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犹豫了,因为‘政治’是个敏感的词。”但是犹豫之后,海闻还是选择了学习政治经济学。
　　对海闻的经济学思想真正产生冲击的是大学那次听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经济学讲座。
　　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声音是如何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主要就是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海闻来说,他的思想基本上也是停留在主流理论上。然而在这次讲座中孙冶方却提出:中国的危险不是来自资本主义,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五四运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对听这次讲座的海闻来说无疑是一种震撼。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甚至后来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的事情都证明了孙冶方思想的正确性。也就从那时起,海闻开始跳出传统的经济视角,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问题。海闻和他室友们的“卧谈会”的内容从来不是工作,不是成绩,而是三句话不离国家的经济,“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物价如何放开”……
　　在听了孙冶方讲座之后,大三的他又接触到了几位很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和厉以宁就是其中的两位。在这两位老师的课堂上,海闻知道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让海闻对经济学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属于对一个领域研究得越深就越感兴趣的人。于是,他对经济学的爱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更好地弄清楚西方经济学,海闻出国留学的念头萌生了。
　　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刚上到初二就下乡的海闻,英语不如低他几届的学生,数学比不上高他几届的学生,而这两项又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两大瓶颈。面对这些,海闻没有犹豫,他说:“我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下乡的困难我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于是,海闻毅然选择了毕业之后自费留学美国,成为最早的自费留学生之一。
　　
　　13年海外路 实现学术梦
　　
　　海闻在美国学习工作了13年。对海闻来说,在海外最困难的时候是刚到美国的前两年。用他的话说,主要有四个挑战:英语、文化、财务、学术。
　　虽然有亲友的资助,但是海闻明白在美国最被别人看不起的就是没有自立精神和生存能力,于是刚到美国不久他就开始找机会打工。英语却成了最大的绊脚石。海闻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进入美国海关时的情形。虽然在大学的英语两年都得的“A”,但那都是最基础的。在同海关人员交流的时候,他听不懂海关人员说什么,海关人员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最后只好请了一个翻译,他才可以顺利进入美国。
　　因为英语不好,找工作也成了头痛的事。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英语不好干了两天就被老板辞退了。不止这些,海闻上课也听不懂,只好在课后恶补。海闻用录音机把上课的内容录下来,课后再反复地听,就这样,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海闻也把英语补了回来。
　　对于在国内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海闻来说,很多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他都不知道。因此,海闻只能在上着硕士课程的同时,旁听本科生的课程。“不过还是挺过来了,可能也跟当年的下乡锻炼有关系。《红灯记》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有妈的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也不怕了’,我这是‘有下乡的经历垫底,什么样的苦也不怕了’,呵呵。我一直认为第一个难关面前你不退缩下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就会越来越好。”后来的生活和学习真的就越来越好了。两年之后,海闻开始在美国加州大学做助教,开始给美国学生讲授和辅导经济学课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得国内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快。这时的海闻已经获得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的终身教职,但是这并没能留住期望把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的海闻。海闻回国了。
　　
　　回国只为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
　　
　　面对为什么回国的疑问,海闻说:“我回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还记得大学快毕业时,当时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室友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现在虽然需要学者,但更需要懂学术的官员。’我们缺少优秀的学者,主要是缺少培养高水平学者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多发几篇文章,多写几本书远不如我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好、把汇丰商学院办好、把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办好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更大。”
　　回国后的海闻来到了北大,立即着手进行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工作。他会同林毅夫和易纲等一起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为常务副主任,中心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这个热衷教育的人来主推的。提起中心,海闻告诉《经济》记者:“中心搞好了就是一个样板,它的招生过程、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论文要求,甚至包括介绍中心的小册子,都希望能够为别的经济学院系的发展提供一个范例。”
　　1999年,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正式开通,这个非常专业的经济学学术网站,每天都会有8万人以上登录,最多时有十几万人次。2001年,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学学术的研究发展,海闻创办了中国经济学年会。现在,年会的发展已经很成熟,每年都有1000多篇论文投稿,从中选出300多篇论文在会上宣讲,从国内外前来参加年会的人数超过600人。海闻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这三个平台的建设上面。
　　这些年,海闻为了推动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发展,放弃了很多,更是放弃了学术研究。在海闻看来这并不是牺牲,他用经济学理论来看待这样的选择。他说:“任何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能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首先要考虑能做好什么事情,最喜欢做什么事情,每个选择都伴随着放弃,就是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放弃是达到自己目标的必然行为,什么都不放弃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愿意放弃。”
　　见到海闻是在北大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几排颇具中国古典特色的房屋构建的院子和院内一些简单的植物构成了海闻办公的环境。这里很安静,很适合从事学术研究。转眼间40年已经过去,海闻也从那个带着赎罪心情下乡的中学生,成为为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而努力的北大副校长。工作繁忙的海闻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感触这一路走来经历过的酸甜苦辣。海闻也有感到辛苦、孤独和无奈的时候,两条座右铭一直在支持着他。“海阔天空地想、脚踏实地地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似简单的两句话,其实蕴藏了极大的哲理。要做到很有志向,但随时又要感觉很满足,这并不容易,然而海闻却做到了。在不足与满足之间,海闻做着很好的权衡,我们更希望这种权衡可以让他在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中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