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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2005～2014年我国50家城商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论文分析了利率市场化下银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资本缓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其影响关系并非是线性的，而是一种“减弱—加强—减弱”的“U”型关系。因此，城商行在进行风险管控的时候要注意缓冲资本的计提对其“U”型的影响。此外，在城商行进行风险管控的过程中要注意现阶段银行风险的顺周期性特征。
【关键词】城商行 资本缓冲 风险承担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得到进一步深化，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也尤为突出。2012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后，标志着中国开始进一步采用《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资本进行统一监管。自巴塞尔协议Ⅲ推出以来，各国对于银行进行逆周期性的资本拨备和风险管控的问题愈发重视，而逆周期性的缓冲资本计提既可以防范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经济下行期间的“惜贷”行为，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缓释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孟卫东，2014）。由此可见，资本缓冲的“硬约束”能够迫使商业银行注意调整自身的风险偏好，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故本文为了检验资本缓冲的提高是否一定能够为商业银行缓释一定的风险，就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或许能给城商行的风险治理带来新的管理思路。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资本缓冲是世界各国为了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而提出的逆周期监管工具，是在银行满足当局监管要求后所多出的资金部分（田祥宇，2013）。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过后，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形势较好时期储备更多资金，建立“资本缓冲带”，以便在经济下滑阶段应对银行承担的风险，同时仍有能力向信贷状况良好的客户提供贷款，避免出现“惜贷”现象引发信贷紧缩问题。潘佐郑（2013）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监管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其风险管控能力。熊嫕（2009）认为，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核心资本的增加以及风险加权资本总量的减少来实现，所以当资本缓冲的比例有所提高时，银行的风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下降。杨光美（2012）在对我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后得到，资本缓冲的限制能够有效的降低银行的外部风险以及增强银行体系本身的稳健性。鉴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之间呈负相关，即资本缓冲的提高（降低）能够对银行风险起到缓释（加剧）作用。
当然，资本缓冲对于银行的风险水平的缓释作用不会随着缓冲资本的增加一直加强，其对风险的正向作用可能是一种非线性影响效果。熊启跃（2013）在对跨国银行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到，资本缓冲的增加强化了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动机，这一机制在经济增速较快时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资本缓冲数量的增加，资本缓冲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激励效应会呈现“减弱—加强—减弱”的关系。故我们预测这一关系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中也同样存在，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效应呈现为“减弱—加强—减弱”的“U”型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即分析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效应，在充分考虑了与银行风险承担相关的因素后，我们使用以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
Npli，t=β0+β1Bufferi，t+β2Cyclei，t+β4Sizei，t+β5Roei，t+β6Dloani，t +β7Top1i，t+εi，t （1）
Npli，t=β0+β1Bufferi，t+β2BBufferi，t+β3Cyclei，t+β4Sizei，t+ β5Roei，t+β6Dloani，t+β7Top1i，t+εi，t （2）
在本文研究模型中，被解释变量Npli，t表示i银行在本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为银行实际不良贷款率Npl。此外β代表变量回归参数，ε则代表回归残差。
解释变量Buffer选取银行当期的资本缓冲量，具体衡量标准为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最低监管资本要求之间的差值，BBuffer为变量Buffer的2次项，用以检验假设2中“U”型关系是否成立。
在控制变量方面主要选取了与银行治理有关的经济周期Cycle，用以衡量银行的风险承担是否受经济周期影响；资本规模Size，主要为了验证“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的差别和在风险管控能力方面是否一致，并且对银行资本规模这个指标进行平滑处理，取银行资本总额的对数；净资产收益率Roe，主要观察银行风险水平与城商行盈利之间的关系，观察风险承担是否会受银行的利润的影响；还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以及当期的贷款增速Dloan变量。
（二）实证结果
本文选取2005～2014年我国50家城市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Stata 14.0软件对数据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得到表1的回归结果。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以及各城市商业银行历年的年度报告。
表1中模型一是对假设1进行实证分析后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缓冲变量Buffer的回归系数为-0.089，资本缓冲与银行风险之间呈现负相关，即资本缓冲的增加对银行的风险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为假设1提供了实证支撑，这一结论与王小龙（2007）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资本缓冲之所以能够抑制银行的风险水平，或许是缓冲资本的增加往往是减少风险加权资产总量得来的，从而能够对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周期Cycle的系数为0.199，表明银行风险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银行资产规模Size系数为-0.013，说明“大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优于“小银行”，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现象在我国城商行中并不存在；净收益率Roe为-1.925，表明了城商行的盈利可以为自身降低一定的风险承担；贷款增速Dloan的回归系数为0.055，说明过度投放信贷资源可能进一步提高城商行的风险水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一大股东持股Top1系数0.007，意味着股权过度集中亦会导致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但并不显著。 模型二是对假设2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缓冲变量Buffer的2次项BBuffer变量的系数为0.018，Buffer的系数为-0.338，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回归系数可知，资本缓冲对于银行风险的缓释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减弱—加强—减弱”的关系，银行风险水平与资本缓冲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所以研究假设2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资本缓冲对银行风险的缓释作用能够给银行治理带来新的思路，为保持银行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是，资本缓冲对于城商行风险的降低有一定的最优作用点，这一最优作用点为“U”型曲线的最低点。可见，资本缓冲的存量有最优水平，并不是越多越好。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提出了2个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利用我国50家城商行2005～2014年度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资本缓冲对银行风险具有一定的缓释作用。但是，其对于风险的缓释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影响关系，而是一种“减弱—加强—减弱”的“U”型关系。另外，我国城商行风险承担有一定的顺周期性特征，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有过度投资的倾向。
鉴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于城商行风险承担的顺周期性特征，银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管理监督，监管政策要落实到位。第二，对于资本缓冲对于银行风险的缓冲作用要慎重决策，资本缓冲的增加往往是牺牲银行的信贷投放和净资产收益来实现的，所以，并不是一味的增加缓冲资本存量就能不断的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而是要注意其“U”型影响的最优值点。第三，银行与监管部门就风险管控问题要进一步合作，建立动态管控机制，切实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参考文献
[1]孟卫东，孙广绪.经济周期和监管变化对资本缓冲、风险和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4，02：15-21+116.
[2]田祥宇.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特征：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宏观经济学研究，2013，11：54-59.
[3]潘佐郑.资本充足性与商业银行风险行为[J].金融论坛，2013，11：29-35.
[4]熊嫕.从风险控制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J].商业时代，2009，24：82-83.
[5]杨光美，贺光宇.基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有效性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2，03：21-26.
[6]熊启跃，刘琦，王旭东.资本缓冲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吗——基于跨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J].金融监管研究，2013，10：1-24.
[7]王晓龙，周好文.银行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对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J].金融论坛，2007，07：45-48.
作者简介：郭开春（1992-），男，汉族，安徽天长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资项目管理、银行治理、金融市场。
【关键词】城商行 资本缓冲 风险承担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得到进一步深化，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也尤为突出。2012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后，标志着中国开始进一步采用《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资本进行统一监管。自巴塞尔协议Ⅲ推出以来，各国对于银行进行逆周期性的资本拨备和风险管控的问题愈发重视，而逆周期性的缓冲资本计提既可以防范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经济下行期间的“惜贷”行为，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缓释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孟卫东，2014）。由此可见，资本缓冲的“硬约束”能够迫使商业银行注意调整自身的风险偏好，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故本文为了检验资本缓冲的提高是否一定能够为商业银行缓释一定的风险，就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或许能给城商行的风险治理带来新的管理思路。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资本缓冲是世界各国为了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而提出的逆周期监管工具，是在银行满足当局监管要求后所多出的资金部分（田祥宇，2013）。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过后，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形势较好时期储备更多资金，建立“资本缓冲带”，以便在经济下滑阶段应对银行承担的风险，同时仍有能力向信贷状况良好的客户提供贷款，避免出现“惜贷”现象引发信贷紧缩问题。潘佐郑（2013）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监管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其风险管控能力。熊嫕（2009）认为，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核心资本的增加以及风险加权资本总量的减少来实现，所以当资本缓冲的比例有所提高时，银行的风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下降。杨光美（2012）在对我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后得到，资本缓冲的限制能够有效的降低银行的外部风险以及增强银行体系本身的稳健性。鉴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之间呈负相关，即资本缓冲的提高（降低）能够对银行风险起到缓释（加剧）作用。
当然，资本缓冲对于银行的风险水平的缓释作用不会随着缓冲资本的增加一直加强，其对风险的正向作用可能是一种非线性影响效果。熊启跃（2013）在对跨国银行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到，资本缓冲的增加强化了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动机，这一机制在经济增速较快时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资本缓冲数量的增加，资本缓冲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激励效应会呈现“减弱—加强—减弱”的关系。故我们预测这一关系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中也同样存在，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效应呈现为“减弱—加强—减弱”的“U”型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即分析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效应，在充分考虑了与银行风险承担相关的因素后，我们使用以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
Npli，t=β0+β1Bufferi，t+β2Cyclei，t+β4Sizei，t+β5Roei，t+β6Dloani，t +β7Top1i，t+εi，t （1）
Npli，t=β0+β1Bufferi，t+β2BBufferi，t+β3Cyclei，t+β4Sizei，t+ β5Roei，t+β6Dloani，t+β7Top1i，t+εi，t （2）
在本文研究模型中，被解释变量Npli，t表示i银行在本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为银行实际不良贷款率Npl。此外β代表变量回归参数，ε则代表回归残差。
解释变量Buffer选取银行当期的资本缓冲量，具体衡量标准为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最低监管资本要求之间的差值，BBuffer为变量Buffer的2次项，用以检验假设2中“U”型关系是否成立。
在控制变量方面主要选取了与银行治理有关的经济周期Cycle，用以衡量银行的风险承担是否受经济周期影响；资本规模Size，主要为了验证“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的差别和在风险管控能力方面是否一致，并且对银行资本规模这个指标进行平滑处理，取银行资本总额的对数；净资产收益率Roe，主要观察银行风险水平与城商行盈利之间的关系，观察风险承担是否会受银行的利润的影响；还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以及当期的贷款增速Dloan变量。
（二）实证结果
本文选取2005～2014年我国50家城市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Stata 14.0软件对数据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得到表1的回归结果。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以及各城市商业银行历年的年度报告。
表1中模型一是对假设1进行实证分析后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缓冲变量Buffer的回归系数为-0.089，资本缓冲与银行风险之间呈现负相关，即资本缓冲的增加对银行的风险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为假设1提供了实证支撑，这一结论与王小龙（2007）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资本缓冲之所以能够抑制银行的风险水平，或许是缓冲资本的增加往往是减少风险加权资产总量得来的，从而能够对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周期Cycle的系数为0.199，表明银行风险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银行资产规模Size系数为-0.013，说明“大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优于“小银行”，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现象在我国城商行中并不存在；净收益率Roe为-1.925，表明了城商行的盈利可以为自身降低一定的风险承担；贷款增速Dloan的回归系数为0.055，说明过度投放信贷资源可能进一步提高城商行的风险水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一大股东持股Top1系数0.007，意味着股权过度集中亦会导致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但并不显著。 模型二是对假设2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缓冲变量Buffer的2次项BBuffer变量的系数为0.018，Buffer的系数为-0.338，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回归系数可知，资本缓冲对于银行风险的缓释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减弱—加强—减弱”的关系，银行风险水平与资本缓冲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所以研究假设2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资本缓冲对银行风险的缓释作用能够给银行治理带来新的思路，为保持银行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是，资本缓冲对于城商行风险的降低有一定的最优作用点，这一最优作用点为“U”型曲线的最低点。可见，资本缓冲的存量有最优水平，并不是越多越好。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提出了2个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利用我国50家城商行2005～2014年度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与风险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资本缓冲对银行风险具有一定的缓释作用。但是，其对于风险的缓释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影响关系，而是一种“减弱—加强—减弱”的“U”型关系。另外，我国城商行风险承担有一定的顺周期性特征，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有过度投资的倾向。
鉴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于城商行风险承担的顺周期性特征，银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管理监督，监管政策要落实到位。第二，对于资本缓冲对于银行风险的缓冲作用要慎重决策，资本缓冲的增加往往是牺牲银行的信贷投放和净资产收益来实现的，所以，并不是一味的增加缓冲资本存量就能不断的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而是要注意其“U”型影响的最优值点。第三，银行与监管部门就风险管控问题要进一步合作，建立动态管控机制，切实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参考文献
[1]孟卫东，孙广绪.经济周期和监管变化对资本缓冲、风险和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4，02：15-21+116.
[2]田祥宇.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特征：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宏观经济学研究，2013，11：54-59.
[3]潘佐郑.资本充足性与商业银行风险行为[J].金融论坛，2013，11：29-35.
[4]熊嫕.从风险控制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J].商业时代，2009，24：82-83.
[5]杨光美，贺光宇.基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有效性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2，03：21-26.
[6]熊启跃，刘琦，王旭东.资本缓冲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吗——基于跨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J].金融监管研究，2013，10：1-24.
[7]王晓龙，周好文.银行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对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J].金融论坛，2007，07：45-48.
作者简介：郭开春（1992-），男，汉族，安徽天长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资项目管理、银行治理、金融市场。